轻变经济发展方式，探寻中国现代化路径。“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在这攸关未来的路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必须做出抉择。

走别人走对了的道，不走别人走错了的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的五项重大任务，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以缩小城乡差距，鼓励创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开征财产税，以公平财富、防止食利阶级的产生，管住和改革政府。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强侵蚀GDP中居民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体系。一个横跨三个世纪的话题，又一次现代化命运的抉择。

序 发展模式转变和体制完善是现代化道路的重大选择

总论：中华民族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间

 一、牢记但宽容历史

 二、2008年中国到了第一次现代化的中后期

 三、3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解释

 四、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的后果

 五、土地和住宅体制潜在的巨大风险

 六、未来中国人上哪里去就业／分配如何公平

 七、供养和税费负担沉重积重难返

 八、走别人走对了的道／不走别人走错了的路

 九、风险、十字路口和发展的“中国陷阱”

 十、发展不能忘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十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五项重大任务

第一篇 回顾现代化的历史与认清未来的重点

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与未来发展的任务

 一、清民的百年耽误和建国初的现代化程度

 二、建国后30年现代化进程只推进了9％

 三、1978——2008：推进了现代化的38．5％

 四、现代化的差距与最重要的几项任务

第二篇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

第二章 政治转型、适度集中和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从政治斗争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意识形态：从无私奉献到物质利益

 三、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优势

 四、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竞赛

 五、增长的必要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第三章 现代化的动力：经济改革的增长和转型效应

 一、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原因

 二、传统公有制的运行困境及其转型

 三、市场体系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四、增长动力的经济体制转型来源

第四章 现代化的动力：对外开放推动的经济增长

 一、允许境外资本流人的增长效应

 二、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

 三、对外开放与先进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引进

 四、特区、经济开发区、区域开放与经济成长

 五、对外贸易与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

 六、对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第三篇 30年发展中四个最重大和相互关联的问题——对过去中国现代化一些不足和失误的深层次分析

第五章 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犹豫、失误和后果

 一、建国后60和70年代的反城市化

 二、1978年后的犹豫和矛盾心态与中国式的城市化

 三、后果之一：服务业滞后与失业严重

 四、后果之二：资源消耗大和生态环境恶化

 五、后果之三：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六、与推进城市化有关的工业化道路的争论

 七、简短的结论

第六章 中国房地制度的扭曲与其经济社会后果

 一、中国土地制度沿革及其现状描述

 二、现行土地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的矛盾和冲突

 三、城市化及其强劲的住宅用地需求

 四、高房价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五、高房价是土地管理取向、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六、地方政府房地产财政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

 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粮食的不安全

 八、如不改革：未来麻烦的城市化景观

 九、小结

第七章 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与就业困难的关系

 一、未来中国将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就业困难

 二、不同制度安排下就业结构转型与容量大小的比较

 三、中国在扩大就业方面的幻觉和失误

 四、中国企业数量少和就业困难是政府体制造成的

 五、中国现行的融资体制使中小企业难以发展

 六、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与就业困难

 七、分配差距扩大：中国可能会滑向拉美陷阱

 八、小结

第八章 供养规模、税费负担对创业、企业和就业的影响

 一、供养人员规模的扩张和实际支出的增长

 二、政府实际收入、宏观税费水平与企业的负担

 三、高税费对创业、企业和就业的影响

 四、供养规模扩张和收取税费的体制和行为

 五、立法和执法裁量权失控与灰色及黑色成本

 六、严审批监管和高税费的危害和后果

 七、小结

第四篇 谁的现代化道路为最优

第九章 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

 一、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与就业结构

 二、人口迁移、居住方式和土地制度的比较

 三、怎样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四、各有各的经济发展模式

 五、哪些地区的经济在政府管理下最有活力

 六、如何破解转型期间的就业难和分配不均

 七、工业化过程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搭配

 八、不同现代化道路的评价和对中国的启示

后记

在何教授的研究指标中一个缺憾是，没有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综合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如果仅计算养老和医疗两项保险，分别按照权重70％和30％计算，城市人口中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约为50％，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约为70％，城市两项保险综合覆盖率为56％农村医疗覆盖率约为80％，养老不到3％，两项保障综合覆盖率仅为26．1％；按照全国人口比率，两项保障的综合覆盖率为40％，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为90％，考虑其他险种，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最多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44％。按一定的权重考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在这方面完成了现代化的76％。

那么，2008年中国在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51％；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如果将三次产业的中国值与平均标准值综合比较，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79．4％；社会结构转型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67．6％；而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安定和公民生活的非常重要性，如果取社会保障项的权重为40％，则中国社会发展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76％。将四个方面的权重各为25％考虑，2008年中国总体上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68．5％，如果按照1％～33％、34％～66％、67％～100％将现代化分为前、中、后期，中国刚刚进入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后期阶段。

从1978到2008年的数据分析看，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奋力走完了第一次现代化近40％的路程，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时只完成4．48％的水平推进到了51％的水平上，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是非常显著的；而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看，由于建国后的30年中，我们推进工业化较快，加上改革开放后30年服务业发展纵向比虽然较快，但横向比仍然滞后，因此，经济结构转型现代化的进程从1978年的58．6％只推进到了79．4％；社会结构转型方面，改革开放后30年中，农业劳动力的比率下降很快，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从27．7％推进到了67．6％，推进了近40个百分点；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入学率的快速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网的建设，使社会发展第一次现代化的水平从1978年的28．95％推进到了76％。因此，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发展方面，综合衡量，在实现第一次现代化方面往前推进了2／5的历程。

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和复兴的最辉煌的30年。

P54-55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一个关键时期。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201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九十岁的生日。特别是2009年，在全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中，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崛起”、“中国世纪”、“亚洲世纪”和“中国威胁”等论题被国内外广泛讨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心情不同，态度各异。如何客观地评价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年，未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怎样调整，关键在于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一、从转变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强调要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走集约型发展道路。15年过去了，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以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的崛起为标志，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主要靠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逐步转变到主要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拉动，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已经由12年前的50％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70％。伴随着重工业的高速发展，能源、原材料消耗大幅度上升，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第三产业发展依然滞后。针对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的战略要求。从转变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变，其含义却十分深远，两者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通过改善生产要素质量及其组合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模式，把注重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等途径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则更加丰富、全面，除了涵盖前者的含义之外，还对发展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出了要求。概括地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要求我们在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尽可能地扩大国内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从调整需求结构、改善供给结构和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结构三个方面采取综合性措施，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因此，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要求，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从经济发展中更多受益。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注重扩大消费的比重，着力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使我们所生产的产品更多地进入消费领域，相应降低用于投资和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更快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缓解以至避免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减少外贸出口摩擦和由外贸顺差增长过快而带来的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剩的银行流动性，从而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尽快建成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且能有效地扩大就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由于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精简下来，形成失业大军。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吸纳了剩余劳动力，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2／3以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也在50％左右。2006年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只有32．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制约了就业规模的扩大和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研发滞后，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金融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物流业发展滞后，使流通成本居高不下。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有利于集中力量破解这个长期存在的发展难题。

二、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比例失衡，是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由于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加上外商投资和各类投机资本的流入，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迫使人民银行增发基础货币，造成银行货币流动性过剩。资金充裕支持了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剧了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2009年，我国投资率年均达到43％左右，成为历史上最高的时期。同期最终消费率降为50茗以下，为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其中居民消费率降为历史最低点。居民消费率低又主要在于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目前在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中国家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国民收入分配的这一倾斜，是造成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过高的投资率还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如不能及时消化，就会引发银行呆坏账的增加以至通货膨胀的到来，经济增长就会回到过去几十年周期性大起大落的老路，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针对当前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价格上涨压力加大等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中央决定，2008年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通过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适度提高居民消费率。近几年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增加较多，应通过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建立国有资本预算等途径，增加用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以消除居民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要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政策，优化投资结构，适当降低投资率。继续严把信贷、土地两个闸门，提高投资项目进入的环保、资源消耗两个门槛，提高限制发展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以抑制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和项目的投资增长。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和节能降耗设备更新投资，鼓励资金投向那些能够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行业和项目。要调整优化进出口结构，鼓励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控制能源、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鼓励技术引进和进口国内不能制造的设备以及短缺的能源、资源。从严控制短期投机资金流入，鼓励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鼓励藏汇于民，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三、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第一产业基础脆弱、第二产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长期未能改变，经济增长主要靠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带动。目前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5％，占GDP的比重50％左右。这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国外产业转移的结果。但是，这种以扩大工业规模为主的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源、环境约束。目前我国经济对钢材、铝材、水泥、能源、淡水的年消耗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0％、25％、45％、16％、15％以上，各类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已威胁到人的生存环境。要努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尽快提高第二产业的层次和水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振兴装备制造业。抓住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电力等高耗能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促进工业由大变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重点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新兴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法律、咨询、会计、服务外包等，发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休闲等公共服务和消费性服务业，分离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的服务性业务，提高服务业的社会化、市场化水平。加快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铁路、水运相对于公路运输能耗低、占地少、效率高，应重点予以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推动城乡之间在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市场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形成一体化新格局。建立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把种田能手吸引和留在农村，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加快向二、三产业转移。要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抓紧落实和完善优惠政策，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四、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幅增长为支撑的，付出了较大代价。这样的增长格局是难以长期保持下去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一些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污染低的建设项目，如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核电、精密设备、精细化工、新型材料等方面的项目，虽然为经济发展所急需，我们也有充足的资金，但是由于缺乏技术而干不了，大量资金只能涌向那些技术相对成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上。因此，只有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尽快拿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以此为依托，形成一批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才能摆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经济增长的老路。为此，必须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落实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国有企业绩效考核机制，引导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带头增加研发投入，在集聚人才、技术研发、创立自主品牌方面走在前列。增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实行开放式创新，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捷径。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学校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做到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鼓励管理创新，通过改进和加强管理，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益。

五、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调整需求结构，必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等手段。要完善计划的政策导向功能，围绕提高居民消费率等目标，通过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与消费政策、国际收支平衡政策等。要加强税收和预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功能，合理调整信贷结构，鼓励增加消费信贷，运用关税等手段调节进出口贸易，引导外资投向。要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各类调控杠杆要围绕宏观调控目标协同运作，适时适度，不断提高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调整产业结构，必须把产业政策与行业规划、财税、金融、环保、土地、价格等手段结合起来，以提高政策效果。发展第三产业，很大程度上要靠放宽政策，鼓励群众创业。通过创业者的创造性劳动，满足各方面对服务的需求，并创造新的需求。这就需要制定各种鼓励全社会创业的政策。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央已连续多年发了一号文件，突出了以深化农村改革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要创新“三农”工作思路，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范围，加快推进农村政策性保险试点。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善集体林权制度。

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要素结构，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要完善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全要素市场，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当前重点是要完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优选功能和对企业利润的分配功能，使优秀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尽快做大做强；使更多的人增加投资性收入，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通过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劳动者学习技能、钻研技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改进经营管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实现这个转变，我国现代化道路将开辟出新的发展前景，我们就能把改革开放30年来平稳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继续保持下去，顺利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等发展水平的宏伟战略目标。

以上这篇文章2008年1月16日发表于《求是》杂志，周天勇同志请我为其《中国向何处去》写一些话，他的新著主要研究了现代化道路上发展模式需要转变的问题，因此，稍加修改，是为代序。周天勇同志到中央党校工作十多年了，是我国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善于把握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主持过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出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报告，对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一些改革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年来始终不放松、不懈怠，勤于研究，用经济学家的良知和自身成就以及影响力，对就业创业等关系民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向有关部门提交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发表过很多文章，推动全社会对就业创业的重视。我阅读后发现，这本书是周天勇同志在他过去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系统深入思考和提炼，秉承了作者一贯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对重大问题把握能力，是作者又一精心之作，更是对中国发展成功之道及其未来发展之路作出系统研究和回答的难得之作。我相信，这本书将会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作出积极贡献，产生重要影响。我期望这本书，能尽快与读者见面。

2010年2月4日

《中国向何处去》这本近40万字的著作，由九个相互联系的研究专题，再加上一个总论，在2010新的一年快要到来时，终于写完初稿。从2008年的10月我决定写这样一本书，11月开始构思和动笔，到2010年的1月底修改定稿，用了我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本来，本书的构思有15章，但是，一是篇幅太长，二是写到各国现代化道路比较时，我发现正好较为系统和完整地描述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前途的大的困惑。

在完成这样一个讨论后，我准备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和回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怎样调整模式，怎样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即写下部《中国崛起之路》。

这部《中国向何处去》近40万字的书，只有个别章的数据计算，仅有几千文字，是由博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完成外，其他全部是由我思考、研究、计算和撰写的。需要看大量的文献，包括书籍、杂志和网上资料；需要到国家各部门的网站上，包括各种统计年鉴和相关文献中获得数据，并整理计算；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结果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还要进行修改和定稿。期间，还要撰写其他文稿，进行其他项目的调研，一些课题需要提出框架结构和提纲，一些研究报告还要进行修改，参加政府有关部门的会议，接受邀请去讲演等等活动，其中的辛苦和劳累自然不言而喻。还好，自己觉得自己做人还比较豁达，心情也比较乐观，小事不怎么在意，每天还去散一个小时的步，虽然劳累，倒也没有垮倒。

如果从经济学的机会成本讲，一个学者，单枪匹马做这样的关乎长远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研究，在一个经济学者出席一场会和一个讲演就可以得到较多收入的火热的时代里，即使这样一本出版后有一定的报酬，对于我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收益讲，与研究其他项目和讲课相比，也是极不合算的。

然而，我出生在青海东部的一个小镇上，幼年和少年时代，在山区回汉族小村子渡过的，高中毕业后到农村上山下乡和当公社干部五年，没有邓小平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1980年去东北财经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感恩曾经养育我的那一方并不富裕的土地，也感恩几十年来教育过我的许多老师和汪祥春和苏星两位导师。既然这一方水土投入了这样大的财力物力培育了你，你也总得能做点什么，就为她做点什么。这可能就是潜意识中的报恩吧！学者当以研究和纸笔报国。

学者要讲社会责任。因为，学者可能因研究历史的规律，看得深一些，看得透一些，需要把自己研究和看到的正确的认识指出来；学者也常常被人民群众所信赖，因此，需要正确地研究并揭示问题，更不能以可能是拿不准的研究成果去误导社会；更重要的是，学者可能看得更远一些，需要对未来进行研究和提出战略、体制和政策建议，这就是学者的责任。

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已经有15年了，这里我从一个学院式的学者，转向到更多地研究国民经济实际运行，研究战略、体制和政策的学者。而且，我也非常感谢中央党校和各届领导给我们这些学者创造的能够解放思想进行研究的宽松的学术环境。

怎样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的体制内的学者？我认为，要真心和有用地帮助我们的党，需要真心地在党、政府、人民之间进行沟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因此，作为一个党的学者，要为人民的创业、就业、收入、住房、社保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民生利益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有时还需要对政府、政府一些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可能不对的战略、体制和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帮助政府和有关单位改进，更好地执政为民。这是一个党的体制内的学者应有的良心。

进行了这样一个宏大课题的讨论，我觉得，研究也需要解放思想。比如，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平就得在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方面做文章，其实，深入地进行分析，无论是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还是从中国各地的实践，与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业产出水平有关，与城市化水平有关，与小企业发展和就业是不是充分有关。公有比重高和计划，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是导致人民贫穷和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学者应当拿实事说话、拿数据说话、拿比较说话，应当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准确和科学地研究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思路和办法。

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郑新立先生在看了本书稿子后，提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并对写下一本《中国崛起之路》也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还欣然为本书写了序。博士胡锋、孟耀，硕士陶文杰等在数据计算和一些文字工作方面，也付出了他们的劳动。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鞠天相主任和其他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朋友王斌先生及其助理廖晓文也为本书的出版问世付出了辛勤劳动。还有夫人张弥女士，也在搜集资料等方面，付出了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周天勇

2010年1月28日于海淀大有庄1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