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指古代圣贤之道尽管极高明而深刻,玄之又玄,但是它毕竟源于生活,“玄道”就在平庸的民众生活之中。古代圣贤之书是生活哲学化与哲学生活化的有机统一。所以,在语言表达上,既不能只是“极高明”的“深入深出”,令人高深莫测,也不能只是“道中庸”的“浅入浅出”,过于世俗肤浅。为了使“道学”生活化,必须把“极高明”与“道中庸”结合起来,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方式,阐明圣贤之玄道,真正做到“深入浅出”。本书在阐释道学哲理时,既有鲜活的历史故事,又有生动的案例分析,既有名家名言,又有民间谚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使道学从学术圣殿真正“走近实际、走近生活、走近群众”,这是本书所孜孜追求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曾被多少人误读,从古至今就产生过多少奸商。商人的精明与狡猾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思想文化面前,原形毕露。于是,有聪明的商人开始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找商业的意义。这是商业哲学的开始,是商人在探寻“商道”。《道德经》是一部奇书,是世界上创造至理名言最多的著作之一。
老子是《道德经》的作者,在这里,我们向老子问商道。
商道如水。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也必有所失。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的哲学智慧。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回报社会就像水恩惠于万物,消费群体和个人就像森林和草地。企业家为消费者创造利益和价值,消费者自然也会通过认同而购买,汇聚钱财反哺于商家,如同草木使点滴雨水反哺于河流一样,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商家只从消费者那里赚钱而不向社会奉献,势必会使自己变成“内陆河”,迟早会在市场上消失。这就是市场中“舍”与“得”的辩证法。
按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价值观,中国古代商人皆能在“舍”与“得”之间进退自如,要求经商严格恪守“鄙利己,奉博爱”、“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原则。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清末晋商乔致庸也认为商人最重要的东西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摆对“义”与“利”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价值观。
在现代市场中,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数十年的商海中,始终认为内心的财富比外在的财富更为重要。在他看来,外在的财富可聚亦可散,只有“鄙利己,奉博爱”的内心财富才是真财富。李嘉诚的事业,说到底是两件事:一是如何“利从义出”的“赚钱”生意,二是如何回馈社会的“不断花钱”。所以,他把1980年创办的“李嘉诚基金会”戏称为“第三个儿子”。他说:“我就算是把财产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儿。我着力培育‘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告诉世人:李氏家族成员或基金会的任何其他成员,都不能在基金会获取任何利益。自基金会成立以来,李嘉诚已捐出及承诺捐出的款项超过数十亿港元,专门用以扶贫、医疗和教育。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在他生前,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富,共计3.5亿美元,创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和金融巨头巴菲特不但是著名的慈善家,而且表示在生前也要捐出自己所有的财富。
“企业公民”是目前西方社会流行的一个社会概念。什么是“企业公民”呢?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不但要提供公司本身的经济绩效,还必须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行为对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所谓“企业公民”,是指企业应如个人公民一样,成为对社会和环境负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生存的良好社会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使企业和社会、企业与自然处于“善”的良性循环之中。
基尼系数是考量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概念,在0~1之间波动。当社会财富分配绝对平均,系数为0,所有财富集中在1%的人手中,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在0.2~0.3之间,表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0.4~0.6之间,财富分配差距偏大。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0.6,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乱,处于危机状态,社会基础动摇,社会环境恶化。中国的“基尼系数”,2003年达到0.458,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0.465,呈上升趋势,比同期的印度0.375、日本的0.249都高。如果不能及时地解决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富人和穷人同坐的一条船,就有可能沉没,富人不会独逃厄运的。所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近年在我国大力提倡“企业公民”的理念。“极点有限,公益无限”,这就是王石的“企业公民”的箴言。他认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不只是政府分内的事,同时也是企业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P3-4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道德经》是中国有史以来被译成外文版本最多的、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也是世界上创造至理名言最多的巨著之一。在中国,《论语》比《道德经》影响大,而在世界,《道德经》则比《论语》影响大。
在20世纪“道学热”的社会思潮中,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许多企业家和管理学家都把目光由西方的管理模式转向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并将它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在企业界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以道家智慧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的“道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中国企业家走过了从向西方学习到学习中国兵家、法家和儒家的管理之道再到学习老、庄的道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由管理之“术”(管理技术)向管理之“道”(管理哲学智慧)的飞跃过程,是企业家和管理学家文化自觉意识和思想成熟的重要表现。
海尔集团的张瑞敏、被誉为“商界哲人”的万通集团总裁冯仑、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四川恩威集团总裁薛永新、华西希望集团副总裁傅文阁、中国衡汽集团董事长雷双悬、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蒙牛集团董事局主席牛根生、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中国台湾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统一集团总裁林苍生等,都是将《道德经》的哲学智慧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的“道商”。一切成功的“道商”都是经营管理哲学家。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投资中国的外国企业家也都对《道德经》发生了浓厚兴趣,学习与研究如何将道学智慧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诺基亚总裁奥利拉先生常引《老子》中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并在企业管理中自觉地以老子为师。法国阿尔斯通总裁安南·博格先生为了管理好企业,他找人教他学《老子》,他说:“在中国做生意,要懂《老子》。”美国贝尔实验室和“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成功,都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的成功运用。
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外企业家如此青睐老子的《道德经》呢?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揭示和阐述辩证法思想和“无为而治”管理哲学的世界名著。“道学热”的出现,是因为道学中蕴涵有当代人类需要的人生大智慧。道学是智慧的渊薮,是成功的锦囊。它比任何哲学更具有生命活力,更具有现代价值,是推动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道商”是时代精神的呼唤,是“道学热”铸造的时代英雄。可以说,21世纪将是当代道学兴起和盛行的时代。
美国现代管理学家麦格雷戈认为,管理与人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在《企业的人性面》一书中指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一定会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以及人性行为的假定。”不同的人性假定可以导出不同的管理决策和管理措施。任何一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为前提的。道家在人性论上,既不讲性善,亦不讲性恶,而是主张“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和“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是“道商”的思想灵魂,也是构建“道商”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石。
道家认为“自然无为”、“恬淡素朴”、“虚静寂寞”是人性的基本内涵。道家明确界定“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即人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本真之性。道家以泽雉(草泽里的野鸡)为例论证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音‘其’,祈求)畜乎樊中。神(神态)虽王(‘音旺’),不善(不自在)也。”(《庄子·养生主》)“十步一啄,百步一饮”,是泽雉的“自然无为”本性,不希望被人养在笼子里。被人养在笼子里的泽雉,虽然神态旺盛,但不是动物的真性,所以“不善(不自在)也”。只有按照“自然无为”的本性生存,人和动物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老子指出:“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所谓“朴”,就是未经人为加工的朴材。老子盛赞婴儿、赤子,是因为婴儿、赤子未经后天社会法律、道德和教育的习染,是“常德乃足”的人性载体。老子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所以,老子主张“恬淡”(《老子》三十一章),大力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庄子·马蹄》篇作者对“恬淡素朴”的人性做出了具体说明,指出:“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共同本性)。一而不党(浑然一体而不偏私),命(名)日天放(自然放任)。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行为迟重),其视颠颠(直视之貌,朴拙无心)。……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民之寒而织衣,民之饥而耕食,犹如马之“龅草饮水,翘足而陆(跳)''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素朴的状态。
老子从“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的观点出发,追求“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的“无为”心态,主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三十七章)、“清静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庄子·天道》篇作者发挥老子的“虚静”思想,指出:“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同“质”,实也),故帝王圣人休(休虑息心)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备(完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各尽其责)矣。无为则俞俞(愉),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静则圣,圣则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篇作者亦指出:“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在道家看来,人性自足完满,无须人为损益。“骈拇、枝指”之人,“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如果“骈于拇者,决(溃乱)之则泣;枝于手者,龅(咬断)之则啼”,正如“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在社会上,不管是仁义的增益,还是情欲的伤害,都会给人造成“残生损性”的恶果,都是“非道德之正也”。人只有“以恬养知”,做到“知与恬交相养”(《庄子·缮性》),不失其自然而自由的本性,人“莫之为而常自然”,方可为“天下之至正(至道正理)也。”(《庄子·骈拇》)
为了保持和恢复人的“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自然本性,老子提出了“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自然无为”的核心价值理念。老子依此进一步提出了“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的基本管理原则。
按照中国哲学“体用一元”的理论架构,“道商”是由“内圣”与“外王”两个层面构成的文化经济群体,有一个逻辑结构严密的思想体系。主要由“内圣”到“外王”的不断演进过程的五个部分组成:1.在人格论和境界说上,不但提出了“上善若水”的理想人格论,而且也提出了“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论;2.在人生价值上,不仅提出了“为而不争”的价值观,而且也提出了“身重于物”的价值取向;3.在人生论上,既论证了“光而不耀”的“低调做人”,也论证了“上德若谷”的和谐人生,同时也论证了“道法自然”的社会环保责任等。4.在人生智慧上,不但系统地诠释了道家的“柔弱胜刚强”和“大智若愚”,而且也分析了“方而不割”等理念,以构建“道商”的智慧人生。5.在管理模式上,不但全面地解读了“道商”的主体品德和“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而且也全面地解读了“道商”的管理境界和创新管理。由此可见,不管是道商的“做人”还是道商的“做事”,都是建立在“超善恶”的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辩证法大师。他认为天地万物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之中。老子曰:“飘风(狂风)不终朝,骤雨(暴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又曰:“故物或行(前行)或随(后随),或威(轻嘘)或吹(急吹),或强(强壮)或赢(音“雷”,弱、瘦赢),或挫(小挫)或隳(音“灰”,全毁)。”(《老子》二十九章)在运动变化的根源上,老子提出了“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的命题。这一命题,是老子辩证法思想的精髓所在。“反者道之动”,是老子对矛盾法则的中国式的表述。所谓“反者道之动”,有三层意思:
1.矛盾相互对立。《老子》承认在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绝对的。在《老子》一书中,有诸如贵贱、祸福、美丑、善恶、生死、上下、大小、长短、主客、先后、正反、正奇、难易、进退、轻重、静躁、张歙、兴废、与夺、曲全、刚柔、强弱、智愚、古今、盈虚、有无等近百对矛盾,都是相互对立的。
2.矛盾相互依存。矛盾的相互依存,诸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同时,矛盾双方又是相互渗透的。老子指出:“常无,欲以观其妙(即微有);常有,欲以观其徼(微空)。”(《老子》一章)因为有中含无、无中含有,所以才能在“无”中观其微有,在“有”中观其微空。老子依此引出了一些很精彩的战略思想,如“将欲歙(音‘希’,合也)之,必固(姑且)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等等。
3.矛盾相互转化。老子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无定)?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又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老子》二十二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而损。”(《老子》四十二章)老子不但看到了天地万物的变化及其根源,而且也蒙咙地认识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道理。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音‘雷’,大筐)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又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六十三章)
在本书中,到处都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现象,诸如有为与无为、天(自然)与人(人为)、有与无、虚与实、动与静、舍与得、争与不争、言与不言、智与愚、巧与拙、方与圆、柔弱与刚强、贵与贱、祸与福、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形与神、宠与辱、怨与德、主与客、先与后、正与反、正与奇、难与易、进与退、轻与重、张与歙、兴与废、曲与全、盈与虚,等等。如果不能从老子的辩证法高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些商道人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就不可能成为驾驭市场经济、战胜竞争对手的成功商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和逆向思维方式,是成功商人解密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人生的一把金钥匙。
如何将中国古代老、庄的道学智慧转化为现代商人的经商智慧,经典现代诠释学是架起两者之间沟通桥梁的重要方法之一。构建现代商人的经商之道,必须走会通中国“古今哲学”之路。但是,这种会通决不是简单地将古代道家哲学现代化,而是结合古代哲学家的不同遭遇和历史背景,力图通过“文本解读”真实地把握原典的“本义”。所谓经典现代诠释学方法,就是要求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以全方位的开放的文化视野,超越机械的“传统一现代”二分法,用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同情之心在与古代圣贤的对活中,努力从中寻找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从传统道学文本中引申出固有而绵延着的现代文化因子,并把它转化为现代“道商”的人文精神,将“死”的道学变成“活”的道学,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求,使之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庸》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指古代圣贤之道尽管极高明而深刻,玄之又玄,但是它毕竟源于生活,“玄道”就在平庸的民众生活之中。古代圣贤之书是生活哲学化与哲学生活化的有机统一。所以,在语言表达上,既不能只是“极高明”的“深入深出”,令人高深莫测,也不能只是“道中庸”的“浅入浅出”,过于世俗肤浅。为了使“道学”生活化,必须把“极高明”与“道中庸”结合起来,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方式,阐明圣贤之玄道,真正做到“深入浅出”。本书在阐释道学哲理时,既有鲜活的历史故事,又有生动的案例分析,既有名家名言,又有民间谚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使道学从学术圣殿真正“走近实际、走近生活、走近群众”,这是本书所孜孜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