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昀所著的《孤帆远影：陈岱孙的1900-1952》是一部关于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教授（1900-1997）前半生——清华生涯的传记。陈岱孙教授18岁就读清华学校，20岁留学美国，26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7岁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至52岁。

陈岱孙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共命运”的典型代表，他早年求学的经历，以及作为清华大学早期主要领导者之一的从教经历，无不折射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历史中的一段独特经验。

刘昀所著的《孤帆远影：陈岱孙的1900-1952》是关于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教授(1900—1997)前半生的传记。

陈岱孙教授六岁入读私塾，十五岁转入家乡的新式中学，十八岁起就读清华学校，二十至二十六岁留学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二十七岁归国任教清华大学(抗战期间任教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至五十二岁。

陈岱孙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共命运”的典型代表，他早年求学的经历，以及作为清华大学早期主要领导者之一的从教经历，无不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历史中的一段独特经验。

《孤帆远影：陈岱孙的1900-1952》视野宏阔，文笔清新流畅，史料翔实，图文并茂，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史诗性人物传记作品。

第一章 青青子衿(1900-1918)

 “对于这横逆和凌辱，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

 庚子年

 父系家世

 母系家世

 末代旧学生

 半途出家的新学生

 附： 《乡声》(作者陈岱孙，原载《福建画报》1984年第二期)

 考清华去

 外面的世界(之一)

第二章 行胜于言(1918-1920)

 “我当时总觉得我们似乎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

 北京城外清华园

 学校里的事儿(之一)

 外面的世界(之二)

 运动了

 校长(之一)

 日晷

 启程

 附：清华学校1920级毕业生赴美留学院校、专业、所得学位一览表

第三章 游历有方(1920-1926)

 “这是我平生一次最长期的密集的读书时间”

 新大陆

 梦到她

 金钥匙

 波士顿少年

 陈岱孙博士

 欧洲之旅

 吾校庄严(之一)

 同学们

第四章 翻云覆雨(1927)

 “前途如何，有点茫然”

 近乡情怯

 多愁多病

 学校里的事儿(之二)

王国维

研究院和大学部

曹云祥

董事会和基金会

开学了

第五章 教授治校(1928-1937，上)

 “如果校长能真正地把校治起来，广大的教师是不愿多管闲事的

 家住清华园(之一)

 陈岱孙教授

 校长(之二)：从罗家伦到梅贻琦

空降

四化

大动干戈

心照不宣

插曲三则

终结者

 吾校庄严(之二)：清华大学1936年度教职员一览表

第六章 白银年代(1928-1937，下)

 “我生平最宁静，最平淡，最快乐，最值得怀念的时期”

 忙碌的假期

去欧洲看书

伦敦·国际经济货币会议

邦佛·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

 家住清华园(之二)

团圆

新林院3号

闲情

 附：《绥北道上》(节选，作者陈岱孙，原载《独立评论》第225号，1936年)

 外面的世界(之三)

法币

寇深矣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第七章 刚毅坚卓(1937—1946)

 “打仗总得有损失”

 痛南渡辞宫阙

 驻衡湘 又离别

 长征

 何枝可依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

 吾校庄严(之三)

 此恨绵绵

 陈岱孙主席

 关于西南联大的另类记载

第八章 物换星移(1946—1952)

 “战后的岁月是否允许我重圆以前的旧梦，完全是个不可知之数”

 问君能有几多愁

犹厌言兵

蹉跎岁月

雪上加霜

 船长走了

 改造

 调整

后记

半途出家的新学生

经过南北议和代表磋商，民国元年(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清政府致送定稿的优待清室各项条件。12日，隆裕皇太后代表清廷认可这一条件，并于次日公布，同时宣布宣统帝逊位。

优待清室条件共包括三个部分，根据其中的《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紫禁城内一如既往，仍用宣统年号纪元，溥仪仍旧可以发布上谕，宫内各官署照常运作。陈岱孙的伯祖陈宝琛也继续为溥仪当着帝师，并在民国十年(1921年，宫内称宣统十三年)获授太傅头衔(此头衔是否应当冠以“伪”字，实在两可之间)。陈宝琛寿享八十七岁，他在余生中一直以大清朝的孤臣自许。

陈宝琛的三弟宝璐则是愿为孤臣而不可得，在宣统帝逊位后便一病不起，当年年底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五岁。

严厉并且守旧的家长宝璐去世后，懋豫、伯瑛夫妇悲伤之余，不免在暗地里松了口气，现在终于可以重新考虑儿子岱孙的教育问题了。顺应潮流，让岱孙转到新式中学就读，已经再也容不得半点犹豫和拖延，但是，要考进新学校，私塾里的学问是不够的。

民国二年(1913年)旧历新年过后，陈岱孙感到读书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石卓斋先生年前辞馆走了，新来了老师。关于私塾内的学业，师生都明显是在敷衍，而在私塾之外，父母另请来一位新式小学的教师为他开小灶，补习英文、算术。就这样，双轨制的教育进行了两年半，陈岱孙去考新学校了。

所说的新学校，是指在福州赫赫有名的鹤龄英华学校，属基督教卫理公会，由信徒张鹤龄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捐资创立，故冠名“鹤龄”，校名英译为“Anglo-chinese College”。英华原本的确是一所“College”，学制八年，自认其最高的两年级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但在陈岱孙投考前夕，它的七、八两个年级被整体剥离，并入福州当时新成立的一所教会大学，英华则相应地退而改为六年制中学。

英华学校建在南台岛北部、闽江南岸的仓前山上。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福州被列为“五口通商”之一，这一溜儿原本清静的小山坡便逐渐成为外国领事馆或代办处聚集的地方。坡上坡下随之建起外观各异的西式建筑，有住宅、教堂、学校、图书馆、医院、报社、洋行(就是今天所说的“公司”)等，风气时髦，远近闻名。

陈岱孙外祖父家就在仓前山的一栋大洋房里，离学校咫尺之遥，罗家子弟清一色是英华校友。陈岱孙在这里就读时，尽管学校有宿舍，但也常在罗家吃住。

民国四年(1915年)秋，陈岱孙时年十五岁，考入英华学校三年级(相当于初三)插班，但他自觉“耽误太久了，年纪太大了”，已不愿按部就班再念四年中学了。对于陈岱孙这样的情况，学校采取了特事特办的做法，为旧塾出来的学生安排了三场中文特别考试。考试合格者可以成为“专读生”，免修各年级的全部中文部课程(国文、经书、中国史地等)而专修外文部课程(英文、外国史地、数、理、化、生等)，如此便可大大缩短上学的年限。但是，如果不能通过特别考试，那就惨了，即使入学考试成绩都及格，也不能被录取——别说专读生了，想退而求其次改上普通班也不行，根本不能入学。

陈岱孙等一批旧学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背水一战，参加特别考试。结果，三场考试的内容原来就是写三篇文章，经义、史论、时事对策，陈岱孙驾轻就熟，轻松过关。他对此比较得意，“虽然对于学校中的所谓‘新学’的学习，我是‘半途出家’的学生，然而‘半途出家’前九年半的私塾内外的学习并不妨碍我对于后此‘新学’的进修”。

但接下来赶时间的日子实际上一点也不轻松。在所有西学课程中，其他还好说，数学让他最为头疼，不光是代数与几何同时念，而且是上半部的代数与下半部的代数同时念，上半部的几何与下半部的几何同时念。尽管临时抱佛脚应付考试不成问题，但毕竟煮的是一锅夹生饭，从此畏难，断了日后学理工科的念头。终其一生，陈岱孙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也一直与过度精致的数量分析方法保持着距离。

陈岱孙连蹦带跳，只花了两年半时间便修完了外文部四年的课程，于民国七年(1918年)初从英华学校毕业。除了数学没学好留下了遗憾之外，还有一件事令他觉得糊里糊涂。“我不知道我应该算哪一级毕业班的毕业生。我随之在1918年2月领取毕业证书的那一班级，显然不是我于1915年秋季入学时新插入的那个班级。在这两年半的过程中，我经常是上午和某班级一起上课，下午又和另一班级一起上课。但似乎也没经过明确的手续，认为我已从某班级转入或升入某班级。因此，我似乎只有某课某课的同班而不能肯定地说有同属于某级的同级。然而，有幸的是，我随之而毕业的是荚华学校在1918年2月毕业那六年一贯制第一个毕业班，我相信，从一开始就没有人否认我这一身份不明的人为级友。”

P13-15

陈岱孙(1900—1997)与20世纪同庚。今年，2010年，是他诞辰110周年。

陈岱孙18岁起就读清华学校高等科，20岁时完成预备课程并取得官费留美资格，20岁至26岁留学美国，27岁归国任教清华大学至52岁。清华园是他的第二故乡。本书是他前半生的传记，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早期40年校史的回顾。

此外，本书另有两条线索——

关于陈岱孙在前半生里的亲朋故交，有一部分为后世所熟悉，更多人的事迹早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关于历史背景，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内外经济环境，陈岱孙是在金银本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要理解他后来的许多主张和倾向，就得把眼光放回那个白银年代；二是我国当时的对日关系，包括他在内的亿万中国人的既定生活轨迹都因此被彻底改变。

陈岱孙在世时对于自己的生平行止并无津津乐道的兴趣，他13年前的辞世对于大家来说也很感觉突然——进入20世纪末的陈先生已是垂垂老矣，而他的健康状况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谁都不曾怀疑会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目睹他的百岁生辰，但他偏偏就悄然而去，静得没有打扰任何人。

于是，无可挽回地，他带走了无数人的故事，自己的也就此成为碎片。

写这样一本小书，如同粘合那些碎片。它们有的似曾相识，有的完全陌生，把它们拼在一起，需要一点灵感，也需要一点运气；可惜还有的已经永远遗失了，于是只好填上尽可能合适的材料，以复原传主前半生的真实轮廓。

陈岱孙前半生主要致力于财政学的研究和教学。“‘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由于临危受命南下而失落了《比较预算制度》的全部手稿和原始资料，这对于他个人的学术生涯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抗战中，陈岱孙仍然主讲财政学和经济学说史，但他的兴趣已经悄悄地从前者转向后者。没条件做什么前沿领域的研究了，只好回到历史中去。1950年代，陈岱孙被调整到北大经济系，‘西方’经济学不能讲了，他就带着一干人等全身心地钻研起了．经济学说史。在后来的三十年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为绝学，而经济学说史这门课偏偏成了它唯一的避难所，直到80年代初才又破茧而出，长寿的陈岱孙便在此时从大经济学家无可争辩地升格成为学界泰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异数’了。晚年的陈岱孙享受着如此这般的尊荣，但这又哪里是他‘以前的旧梦’呢？”——摘自本书第八章

本书对陈岱孙的学术造诣所述不够，这是事实，也是深深的无奈；这是本书的遗憾，亦是陈先生的遗憾。

作为经济学家的陈岱孙名满天下，但作为一位卓越的大学管理者的陈岱孙却鲜为人知，因为，在他的后半生，历史已不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本书是他前半生的传记，关于叙述他在清华大学早期校史上所成就的事功，自当格外偏重。

胖胖的、叼着烟斗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常爱说，“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杂货摊子，所以，历史也就成了说不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