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提笏板》是一本极力观照现实的杂文集,是一颗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编者在感言中说,牛撇捺先生的杂文“关注历史,观照现实,尤其是对政治、历史、社会问题的洞悉,极具穿透力。他的许多杂文有影响制度、修正政策之功效”,他的杂文“有正气,有勇气,有豪气,是钙质很高的精神产品”。毋庸讳言,《倒提笏板》是向着制度和政策发言的,它以犀利的声调直陈中国当代社会的疑难杂症,并以良工苦心研磨出试图医治种种病症的药方,其文犹若璞山之玉,灵蛇之珠,价值至珍,境界至高,既可以是指导手握重器者引以鉴戒的范本,又可以是引领平头百姓深思社会的路标。
牛撇捺先生是一位文化官员,他力举谏官文化。他的杂文关注历史,观照现实,尤其是对政治、历史、社会问题的洞悉,极具穿透力。他的许多杂文有影响制度、修正政策之功效。所以说,他的杂文属于学者杂文。牛撇捺每每下笔,其心也诚,其情也真,其言也切。他的杂文有正气,有勇气,有豪气,是钙质很高的精神产品。《倒提笏板》是向着制度和政策发言的,它以犀利的声调直陈中国当代社会的疑难杂症,并以良工苦心研磨出试图医治种种病症的药方,其文犹若璞山之玉,灵蛇之珠,价值至珍。
令人震惊的判断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近日评价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时说:“腐败官员掌握着俄罗斯,他们在俄罗斯拥有真正的权力。”梅氏的话,让我震惊。因为在我的意识与经验里,大凡一个国家的皇帝、国君、总统等等的“一把手”,不论国势如何衰败,国情如何混乱,“臣子”如何糟糕,前景如何堪忧,但总是会说,形势一派大好,其臣子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坏与好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政权嘛,当然牢牢掌握在以总统之类“一把手”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资产阶级革命家或者封建主义革命家的手里。梅氏的做法,有违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梅德韦杰夫如此评价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是自信呢,还是不自信?是成竹在胸,还是乱了方寸?我忖度,答案应该是前者。俄罗斯自前苏联最后一位掌舵人戈尔巴乔夫变相地交出权力,把资本主义扶上马,叶利钦开始进行休克疗法,时至今日,二十多年的时间,效果似乎不错,休克了,没死,活过来了,经济在复苏,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逐步恢复。美国之后,就数得上俄罗斯了。中国虽然强大了,但国际地位与作用还不能说强过超过了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在发展中仍存在严重问题,比如经济寡头的垄断,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尤其要命的是,官员的腐败,成为社会的一大病象。之所以如此,因为俄罗斯仍处在转型过程中,旧体制的影响仍很强大,而新的制度,尤其法律制度很不完备,腐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难以遏制。这也许印证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一个观点,即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腐败是难以避免的。既然难以避免,梅德韦杰夫也便没有太多太好的办法;既然难以避免,大约天不会马上塌掉。要害的,是如何去应对与整治。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吧,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主席对当时国内的形势作过与梅氏差不了多少的判断,言中国的各级地方政权已大多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怎么办?夺权!夺回被“走资派”窃走的权力。方法呢?不是采取组织措施,撤职换人,也不是采取法律措施,进行法律调查,取证,起诉,审判,定罪,而是搞群众运动,发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大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群众来捣毁地方政权,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回权力。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很多人不让再提,但不提不等于不存在,不提比常提起的潜在威胁还要大。
用“文革”解决权力“旁落”的问题,可以说极不成功。那么,梅德韦杰夫在作出了那么可怕的判断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加以解决呢?用“文革”的办法?那可以说是苏联人首先发明的,苏联的“肃反运动”,是震惊世界的,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借鉴的蓝本。梅氏如果想用此方法,技术上应该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他和他的国家会用他们老祖宗驾轻就熟的方法吗?这是一个极为复杂、敏感与深奥的问题,因为连中国今后会不会再用“文革”解决问题,我都无法预料。如果把这个问题作为考题,与我的职称薪水等等挂钩,非回答不可的话,那么我的答案是,可能性极小。从俄罗斯的现状与走势看,他们会采取组织与法律的方法解决,也相信他们会处理好此事。梅氏如果能和平地理性地顺利地解决好官员腐败的问题,相信也会与他的判断之语一样,震惊中国人,震惊世界。
2009.11.5 P1-3
收入这本小册子的文章大多比较尖锐,因此在前期发表时,使用了其他几个笔名。
所谓尖锐,指这样几个方面:所涉及的问题尖锐,很多涉及大政方针、国计民生,是较为敏感的热点难点问题;所持的观点比较尖锐,与流行说法有所区别,而且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没有绕弯子,没有特别地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他;表达观点的语言和方法比较尖锐,虽然不是辣味扑鼻,但咀嚼之下,可能会鼻尖渗汗。
我曾追求一种境界,即将杂文写得委婉曲折一些,火药味尽量的淡而花草味尽量的浓,这样读者读起来轻松,被讥讽者以及仍心怀“左”倾的人不致暴怒,作者自己也相对安全。在这一指导思想的规范下,有了《借党项人说事》,有了《枕着唐诗梦游》。但是,写杂文的人其实是很难永远平和的,看到一些事,思索的多了,就不免要发议论,并且会不拘形式, “不择手段”,一吐为快。正如诗人永远具有童心一样,杂文家永远具有“叛逆”精神。不会反思,没有历史使命感与社会批判精神,就不是杂文家。对于自己的“不成熟”,只能作这样的解释,或日自我开脱。
作为杂文作者,我希望有挖掘不尽的素材,有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有广阔的用武之地。而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却希望自己的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自由,社会矛盾少,没有或者少有乌七八糟的事情。如果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那是中华民族之幸,中国人民之幸,也是杂文作者之幸。杂文家们可以幸福快乐地“失业”转行,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有才情有禀赋,去写诗,歌颂“莺歌燕舞”“流水潺潺”“高路入云端”更好!毕竟,批判没有歌颂来得轻松惬意!
十分的无奈,目前的社会并不是只有青天没有乌云,只有细雨没有冰雪,只有光明没有黑暗的社会,社会转型时期,矛盾众多而且尖锐。失业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治安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房价飞涨问题、收入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日益严重问题,等等等等,成为矛盾的焦点与旋涡,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自然地,也便成了有识之士、有责任意识之士思索的问题。时下中国的报刊上,大量发表的,便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杂文。身在杂文界,探讨这些问题,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书中的68篇杂文,是本人对于当下中国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些文章的写作,历时7个多月。因为忙于行政,读书读报断断续续,跟踪社会问题若即若离,思考、解析难以深入,行而为文,也显得枯涩僵滞,呆板生硬,缺乏文采。
杂文是一种较难驾驭的文体。.在短短的千儿八百字或者一两千字的篇幅内,要表现作者尖锐、深刻、新颖的社会思想,要运用丰富、典型而鲜活的材料,要层层分析,抽茧剥笋;要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要富于激情,有故事性、文学性、幽默感、可读性。因此,小文章里有大乾坤。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敢的社会批判精神,写不好杂文。只有这些,而缺乏深厚的文化、文学功底,没有丰富的学养,扎实的文字功力,没有多样的表现技巧,同样写不好杂文。糟糕的是,我在这些方面均不占优势,天资愚钝,学养浅陋,文学底子不厚,而且生性浮躁,时常将比较重要的问题草草处理,文章缺乏材料的丰富性与思辨的周密以及表述的从容。写杂文二十余年,出了十多本书,一般性的文章多,比较好的文章少。低水平重复,常使自己陷入深深的迷惘与彷徨。好在我属于没有大志向大抱负的人,心理也还不十分脆弱,还没有落荒而逃,而仍然在坚持。对于杂文的执著,也许是我唯一的长处。
又一本小册子要出笼了,如果内中所论的问题能引起读者一点阅读与思考的兴趣,那便是我最大的满足。对于读者,我永怀敬畏与感激之心。
我的挚友、同事,宁夏杂文界的骁将朱世忠先生于8月5日驾鹤西去,飘然天国,谨以此书向他表示我的哀痛与怀念!
遥望星空,我辈当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