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从第十六混成旅起家，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逐步形成了雄踞中国北方的庞大军事集团。冯玉祥在军事上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既是冯玉祥及其部将东奔西杀、南征北战努力的结果，也是其军事参谋人员运筹帷幄、细心策划的结果。冯玉祥身旁接触的参谋人员主要有蒋鸿遇、石敬亭、刘骥、熊斌、曹浩森、秦德纯、段其澎等人。

张之江、李鸿钟、宋哲元、刘郁芬、鹿钟麟被称为冯玉祥的“五虎将”，他们曾在冯玉祥的军事生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冯玉祥军事集团的形成中，他们为冯出谋划策，替冯主军，为冯扩充实力和争夺地盘竭尽全力……

冯玉祥，早年从军，历任旅长、师长、陕西督军、陆军检阅使、国民军总司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是西北军首领。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集团在近代中国有其重要的影响。与其他军阀相比，冯玉祥走了一条从旧式军阀到爱国将领的不同寻常的道路，前后期的幕僚也大不相同，前期的幕僚以军事人才为主，后期的幕僚则以进步人士、文化人为主。本书介绍了冯玉祥及其核心幕僚的作为与命运，分为上、下两编，随文配有几十张珍贵历史照片，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很强的可读性。

前言/001

第一章 幕主生平

 艰辛起家/003

 北洋叛逆/007

 拥蒋反蒋/015

 抗战英雄/022

 民主斗士/027

 身后评价/031

第二章 幕府演变

 形成阶段(1912—1920)/035

 发展阶段(1921—1926)/038

 鼎盛阶段(1927—1930)/041

 萎缩阶段(1930—1948)/044

第三章 幕府特点

 军事职能突出，政经职能不足/047

 兼容并蓄，成分复杂/053

 流动频繁，分化剧烈/060

第四章 主宾关系

 以建立私人感情聚拢人/063

 以自办的学校培育人/070

 以封建家长制管理人/079

第一章 军师与参谋

 “二萧何”——蒋鸿遇/095

 “小诸葛”——石敬亭/103

 “智多星”——刘骥/110

 总参谋长——曹浩森/116

第二章 “五虎上将”

 元宿战将——张之江/121

 亲信福将——李鸣钟/128

 得力猛将——宋哲元/132

 西征战将——刘郁芬/141

 智囊儒将——鹿钟麟/149

第三章 其他战将

 “飞将军”——韩复榘/159

 “倒戈将军”——石友三/167

 “常胜将军”——孙良诚/172

 “锋线杀手”——孙连仲/179

 西北军的闯将——吉鸿昌/184

 忠勇将军——张自忠/188

第四章 文职大员

 “亦师亦友”——王瑚/193

 秘书长——何其巩/195

 “红色鼓动家”——宣侠父/200

第五章 中外顾问

 “教徒顾问”——徐谦/208

 “第一密友”——李烈钧/213

 顾问组长——普特纳/217

 军事顾问——普里马科夫/221

参考文献/225

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从前在陆军检阅使署的幕僚大多留任西北边防督办署。当时冯军直接控制的省区主要有甘肃、察哈尔、绥远、热河、京兆地区等。冯玉祥委任刘郁芬为甘肃督办，蒋鸿遇为帮办，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宋哲元为热河都统，薛笃弼为京兆尹，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鹿钟麟为北京警卫司令。为实现他开发西北的计划，冯玉祥聘请了王鸿一、杨木实、梁式堂、谷九峰等人协助他策划有关农林垦殖、移民等工作；沙明远、李泰棻、刘芳等人帮助他发展西北教育事业；聘请张秋白为奉张线(修筑包头至宁夏的铁路)督办，王瑚为包宁铁路(包头到宁夏)督办；还聘请了专门人才开办西北银行及分行等。

冯玉祥住在张家口期间，幕僚宾客往来不断。其中，来往的国民党要人最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谦、孙科、孔祥熙、李煜瀛、吴敬桓、李烈钧、钮永建等。黄郛也仍常来常往。其中钮永建检阅军队，其他诸位对军事、政治均多方赞助。而与冯玉祥相交很深的，除了徐谦，当属李烈钧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也曾多次前往张家口，为冯玉祥及其军队的发展出谋划策。为了经营西北，争取甘肃回族地方势力的支持，冯玉祥曾聘请马福祥担任西北边防会办(副督办)。

1926年4月，国民军退出北京，坚守南口。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由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根据当时的形势，张之江对幕府组织作了调整，在西北边防督办署内设立三个委员会：一是军事委员会，张之江兼委员长：二是政治委员会，张秋白为委员长；三是财政委员会，魏宗晋为委员长。还聘请李烈钧、孙岳为高级顾问，刘骥为总参议。

8月，得知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冯玉祥从苏联启程回国。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赛福林和共产党员刘伯坚、蒋挺松、曾晓园、穆济波等人同行。获知冯玉祥回国的消息后，冯玉祥的部下和幕僚张允荣、宋哲元、鹿钟麟、邓哲熙、过之翰、王镇淮、黄中汉等前去迎接。9月16日，冯玉祥一行在他们的随同下，到达五原，举行了五原誓师。

在这一时期，随着冯玉祥的职位升迁，军队扩充，地盘扩大，他所需的辅佐人员，决不是原来小圈子内所能解决的。于是他向各方延揽“高级宾卿”与“高级幕僚”。冯玉祥聘请了许多陆军大学毕业生充任参谋长、参谋和教官，主要有熊斌、曹浩森、段其澍、郑大章、吴锡祺、杨耀东、徐廷瑗、王乃模、崔正春、高震龙等人。在此期间，冯玉祥还聘请了不少国际顾问，如苏联顾问普特纳、普里马科夫、福林特、乌斯马诺夫、赛福林，日本顾问松室孝良，还有个别德国、英国的顾问。冯玉祥聘请的文职幕僚有王瑚、何其巩、毛以亨、包世杰、唐悦良等人，聘请的牧师有刘芳、余心清、浦化人、马伯援、陈崇桂、刘海兰等，聘请地方上的著名绅士马福祥、刘冶洲、李仲三等，作为顾问的国民党人士有徐谦、李烈钧、钮永建、方声涛、陈友仁、王正延、彭程万等，聘请为顾问的共产党人士有李大钊、宣侠父、刘伯坚、蒋挺松、曾晓园、穆济波等。

总之，这一时期冯玉祥幕府的规模逐渐扩大，幕僚职能开始复杂化。幕僚的背景、出身、信仰、能力及与冯的亲疏等有较大差异，其核心幕僚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核心幕僚与外围幕僚之间的矛盾已显现出来。由于冯玉祥在幕府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时幕府尚能保持内部团结。

鼎盛阶段(1927—1930)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组织了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以鹿钟麟为总参谋长(后易为石敬亭)，李兴中为参谋处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处长，徐廷瑗为军务处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又聘请乌斯马诺夫为总司令部政治顾问。另外。冯玉祥还成立国民联军最高特别党部，选举了方振武、刘伯坚、任佑民、赵守钰、王一飞、张绍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五人为监察委员；卢召亭、张树声、孙金宣、何其巩、白龙亭、张海如、李宝铨七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刘廷森、刘仁辅、李鸣钟三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国民联军总司令部的组成和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的成立，使国民军的领导机构比以前更为完善，为国民军整顿和振兴提供了组织保障。

五原誓师后，国民联军要进援陕西，甘肃就成为重要的后方基地。在军事上巩固的同时，冯玉祥在政冶上也对甘肃加强了统治。薛笃弼前往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任职后，所遗省长一直由刘郁芬兼任。从省长到地方长官，他都委派国民军人员充任。如朱干青任禁烟善后局局长，郑道儒任盐务稽查所助理员．萧汶任制造局局长，安树德任陇东镇守使等。P040-041

幕府与幕僚(历史上也称幕友、幕宾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源远流长。幕府和幕僚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幕府的形式和幕僚的来源、名称、任用、职位、职掌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民国时期的军政幕府肇始于晚清湘军首领曾国藩，成型于北洋军首领袁世凯，这种军政幕府在民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朝咸丰、同治以后，除原有的督抚幕府外，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幕府，其首创者为曾国藩，继之者为左宗棠、李鸿章。这种幕府的共同特点是，幕主都拥有一支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为指挥和管理这支军队(后来又增加了内政、外交等诸多行政功能)，幕主延揽各式各样的人才，形成一个个空前庞大的幕府。

这种新型幕府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太平军狂飙突起，此时清政府的常备军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透顶，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面对太平军横扫干军如卷席的局面，成丰皇帝在惊慌之余，不得不违背其祖父嘉庆皇帝关于乡勇“易集难散”、组织乡勇“终非善策”的遗训，命令汉族官僚地主回原籍举办团练。在众多的团练大员中，最成功的是曾国藩。1853年1月，咸丰皇帝命令在籍守制的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曾国藩利用这一机会编成了一支绝对听命于他个人的“曾家军”。曾国藩不仅拥有相对独立的建军权、用人权和财政权，而且拥有保荐文武官员的权力。曾国藩为了刺激军心士气，便利用这种权力，大量保荐他的幕僚出任政府官员，而且几乎是无保不准。于是曾国藩的大批幕僚相继戴上了乌纱帽，由幕府成员变为政府官员，其中不少人被破格重用，其升迁速度之快，为前所未有。如李鸿章、沈葆桢由四品道员直升为二品巡抚，李鹤章则在两年之内连升三级而位至巡抚。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时．出身曾氏幕府官至三品以上者即有22人，位至督抚者11人。在曾国藩身后，出身于曾国藩幕府官至三品以上和位至督抚者分别达到47人和33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更是不胜枚举，以至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幕府人物出任官吏，使幕府成为晚清官吏升迁之终南捷径。到20世纪初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投入军政实权人物的幕府几乎成为升官发迹的不二选择。

左宗棠和李鸿章均出自曾国藩幕府，他们出幕后也如法炮制，各自建立了楚军和淮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幕府。出身于李鸿章幕府的袁世凯在获得编练新军大权后，网罗大批幕僚，先后编练成北洋六镇。袁世凯也效曾、左、李之遗规，极力保荐他的心腹幕僚出任政府官员，织成一幅“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的政治罗网，操控朝局。

总之，曾国藩幕府作为一种新型的幕府制度，为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继承和发展，他们利用幕府结成政治、军事势力集团。历史学者指出，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仅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开创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也牵动了政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之故，曾国藩就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租。当然，也应当指出，曾、左、李与袁世凯及袁以后的军阀在个人素质、价值取向(或者说追求目标)、行为特点等各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曾、左、李仍属封建士大夫，程朱理学等封建伦常观念对他们有很大的约束力，对“犯上作乱”存有很大的顾忌．他们并没有利用手中的军队向清廷挑战，且他们本身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这种状况，到了袁世凯时代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袁世凯是不学有术的封建官僚子弟．具有强烈的个人权力欲望，封建的纲常伦理观念对他的束缚力相当薄弱。1911年10月10目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居心叵测的袁世凯凭借北洋武力左右开弓，在列强的配合下，终于迫使清帝逊位，从浴血奋斗多年的革命党人手中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爬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1916年6月，袁世凯因称帝失败而死去，北洋集团分裂，各派军阀峰起，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近代军政首领的幕府，其共同特点是以“三缘”，即血缘、地缘、业缘结合起来的。

第一是血缘。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历史悠长，血缘关系是人际中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在血缘宗族内部，族长对家族成员具有强制的权力，年幼者对年长者有忠孝服从的义务。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和服从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中国谚语云“上阵无过亲父子，打虎还须亲弟兄”。唐太祖李渊起兵反隋，他的四个儿子就是他最得力的统兵大将。历代君主都实行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从制度上强化了血缘关系在政治中的地位。民国军政首领在选择幕僚时，也同样要将血缘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是毋庸多言的。

第二是地缘。一个军政首领如果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也是难以成就大事的。中国传统的血缘家族的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一般不会超过20公里。在这个狭小的地域内，是不可能为军政首领提供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的。因此，军政首领在选择幕僚时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血缘条件。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较远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于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长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可以说是最为强烈的一种关系。

第三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就是一个不重视血缘与地缘，但重视业缘的幕主。冯的“五虎上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石敬亭、宋哲元，以及“小五虎将”韩复榘、孙连仲、孙良诚、张维玺、石友三，或是清末冯玉祥在第二十镇的同事，或是民初冯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的团长、营长。蒋介石除了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外，也非常重视业缘关系。他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还兼任陆军大学、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凡是从上述学校毕业的都是蒋介石的学生，蒋就可以以师生关系笼络他们为他个人效忠。此外，结拜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业缘。《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以及《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近现代军政首领都热衷于利用结拜来结成势力集团。例如，奉系集团早期成员冯德麟、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与张作霖都是结拜兄弟。蒋介石也同样热衷于此，他从走上江湖开始，就先后与陈其美、黄郛、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数十人结为金兰，相互援引利用。应该指出，业缘的可靠性、凝聚力和向心力总的来说不如血缘和地缘。如前所述，冯玉祥的幕府是完全依靠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冯玉祥的幕府垮得最彻底。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首先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了冯玉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幕府瓦解，烟消云散。相反，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阎锡山幕府却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他重用黄埔学生，但更信任血缘亲戚和浙江同乡。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后来总结道：“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这样的总结显然是符合实际的。

当然，民国军政首领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有时候也会选择“三缘”以外的杰出人物，但他们在幕府中不会占很大比例，也不起主导作用。

民国军政首领在选择幕僚时，除了讲究“三缘”外，还特别重视“忠诚”与“才能”两个条件。

在忠诚与才能之间，首先强调的是忠诚，其次才是才能。当忠诚与才能不能两全时，往往选择“忠”而弃“才”。有史料说：“袁(世凯)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清廷，唯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袁世凯是人品低下的阴谋家、权术家，他大量任用“贪黩不识字之流”，当然是为了便于驾驭。蒋介石也是如此。蒋氏曾经感叹说：“人再能干，不为我用，又如何？”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蒋介石的两位重要军事幕僚何应钦与杨杰，何是略显平庸的应付之才，杨却是杰出的战略家，杨看不起何，两人关系紧张。势同水火。但蒋最后还是选择了平庸但相对比较忠诚的何应钦．有军事才干的杨杰却被蒋弃而不用，两人最终反目成仇。

忠诚的关键是“不叛”。“忠臣不事二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幕僚应无条件忠于幕主。如果幕僚中途“跳槽”改投新主，这是绝对不许可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当袁世凯发现他的心腹大将赵秉钧有不忠的迹象时，毫不犹豫地将其鸩杀，并连带杀了次要走卒王治馨等数人以灭口。阎锡山手下大将李生达因受蒋介石收买而心怀二心，阎锡山获悉后，不但派刺客刺杀了李生达，而且将其小妾及儿女一齐除掉以灭口。唐生智发现他的部下张国威有投靠他人的嫌疑时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其勒死。此种手段，可谓毒辣至极，让人毛骨悚然。又如，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发现心腹曾扩情对自己有不忠的行为，蒋获释后立即批了个“曾扩情无耻，永不录用”的手令，曾扩情从此失宠被打入冷宫。相对来说，这还算是温和的手段了。

一方面，幕僚要无条件地忠于幕主；但另一方面，幕主也要不断为幕僚的升官发财提供条件。否则，幕僚的忠诚就会打折扣。关于这一点，曾国藩的幕友赵烈文说得很直白：“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耶？”曾国藩带兵之初，因放不下理学家士大夫清高的架子，“不妄保举，不乱用钱”，结果是“人心不顺”，诸事不顺。后来在胡林翼的指点下，曾国藩开始大规模奏保有功幕僚。从此，在曾国藩幕下，既能升官发财，又能得美名，幕僚自然觉得大有奔头，都死心塌地供曾国藩驱使．曾国藩因此赢得对太平军的胜利。

但正如谚语所云：“人心不足，得陇望蜀”。“人心难满，豁壑易填”。幕主并不是永远都可以满足幕僚不断升官发财的欲望的。幕僚因为欲望不能得到满足而与幕主反目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例如，段祺瑞、冯国璋都希望继袁世凯之后过一把总统瘾。但当袁世凯企图称帝传位于子之后，段、冯很快失望，段消极抵制，冯则暗中与反对派勾结拆台，段、冯的反叛成为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又如，蒋介石手下的两大“金刚”蒋鼎文、卫立煌因争当省主席未遂，便牢骚满腹，卫立煌且因此撂挑子不干。抗战中后期，蒋介石过分重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引起关麟征等黄埔学生不满而大吵大闹。这种因内部的分赃不均而引起的内讧成为民国时期军政幕府内部不可克服的痼疾和致命伤。

四

军政首领如何驾驭幕僚、维系庞大幕府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棘手的难题。

辛亥革命后，皇帝没有了，封建社会里传承了数千年的君臣观失去了依附，“三纲五常”的伦理也随之动摇。为了填补这个精神空缺，袁世凯迅速发明了“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神要义。袁世凯以后的军政首领有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直系首领吴佩孚发明了新君臣观、泛忠孝论、顺逆论、关岳崇拜等一系列维系团体的理论。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则以江湖义气和“分肥原则”作为维系团体的主要工具。行伍出身的冯玉祥则以基督教教义治军．人称“基督将军”。唐生智则以佛教治军，人称“佛教将军”。从东洋留学归来的阎锡山则从日本、德国两个盛极一时的军国主义国家拿来了“铁血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嫁接，发明了一整套法西斯化的组织系统。对山西实行土地、居民、军队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控制，阎锡山因此成为控制山西38年之久的不倒翁、土皇帝。蒋介石则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说教来维持其统治。

此外，中国自战国韩非子起就创立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体系，特别强调君主必须讲求驭下之术，“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韩非子·八经》提出了“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的原则。民国军政首领也毫无例外都是崇尚权术权谋的大师。长期追随袁世凯的唐在礼指出：“袁世凯这人有极大的统治欲望，同时喜欢运用权术，又极考究选择手段，而且过去的确尝着不少甜头。因此，当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的的时候，就会断然下手，实际不知不觉玩弄手段已到不择手段的境界，他这种做法持之既久，与他接近的人就不免人人自危，只好看在金钱、势力的面上去侍奉他，实在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淡，对他的厉害越来越怕。在这样的恶境中，后来他自然就走上一条一意孤行的绝路，直至身死名败为止。”袁以后的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阎锡山、蒋介石等莫不崇尚权术。胸无点墨的张作霖因生搬硬套历代统治者的权术，而被部下讥为“卤莽智术”。

在民国军政幕府中，唱主角的是带兵官，幕主对待他们一般采用宽严并济的手段。冯玉祥在日记中反复告诫自己：“将兵之道，须宽猛相济。但用妇人之仁，则士无戒心。不用命矣。”

在民国军政幕府中，幕主与幕僚的关系．本质上是主从关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幕僚的个人前程和命运全系于幕主一身。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虽贵为行政院长，但宋给蒋的信却明白无误地写道：“介兄钧鉴：文于钧座，情同骨肉，谊实君臣……”阎锡山的首席军师赵戴文虽然比阎年长十多岁，但赵仍说：“我与伯川(阎锡山字)君臣名分已定。”幕僚可以进言献策，但最后决定权完全操在幕主手里。正如阎锡山所说的：“山西的事如何办，只有我配主张。”

因此，幕僚在其政治生涯中，必须表现得竭尽忠纯，拼死效命，乃至阿谀逢迎、唯唯诺诺。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在写给蒋的遗书中借用韩愈的“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娿”来形容蒋氏与其幕僚的关系。一个高高在上的幕主与一大群绝对服从的幕僚所构成的权力集团，强大到足以控制一地、一省、数省乃至于整个国家，这就是民国军政幕府的基本特点。

五

研究民国军政幕府，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

第一，军队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前提和基本条件。任何私有性质军队的出现，最终必然导致统一国家的瓦解和分裂。

第二，在中国这个家族宗法制社会结构的国家内，以“三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系统及派系集团，也是瓦解国家的统一、动摇大一统的基本因素。民国军政幕府所盛行的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人才模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宗派性、腐败性和落后性。由这种人才模式构成的统治集团，其权力基础是极端不稳固的。民国以来，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幕府制度造成的恶果。所谓人亡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部混乱的民国史告诉我们：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人才模式是极端有害的。要破除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腐朽观念，最根本的还是要时时牢记开国领袖们倡导的“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八字真言。只要能够切实做到，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长治久安。  张学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