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巳走过六十年波澜壮闻的历程，变化巨大。中国的外交领域广阔，不仅有双边外交，还有多边外交；不仅有官方外交，还有民问外交，不仅有政府问官方渠道的“一轨外交”，也有由退休外交官，学者、社会名流等参与的“二轨外交”。它们都是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者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可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蓬勃发展。

本书共8章，由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硝烟尚未散尽时的赴朝任翻译到70年代初亲历中美“乒乓外交”始末，由奔赴南斯拉夫和丹麦从事双边外交到活跃在纽约联合国搞多边外交，由出任外交部发言人到作为特命全权大使驻节马来西亚、文莱、泰国，由大半生忙于官方外交到晚年时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从事“民间外交”和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会长身份从事“二轨外交”，整整涵盖了半个多世纪。

写在前面

抗美援朝引我走上外交大道

从双边外交到多边外交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记

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出使马来西亚

兼任我国驻文莱首任大使

出使泰国

民间外交四洲行

12月8日深夜，我手提一个小箱子，与一批青年一起搭火车离沪北上。格致中学的代表张吟达同学到车站送行，惜别中书赠我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一句留念，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先在南京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换上黄色的棉军装，俨然已是解放军的模样了。我们每天清晨5点半出操，餐前集合唱歌，晚上吹号熄灯，过起了紧张的也是愉快的军事化生活。可一个多月后，一份电报就把我们这批上海参干的青年学生调往北京。后来听说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目的在于从中选拔和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红色外交官。

1951年1月，在北国的严寒中，我们抵达北京。在位于西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兼作饭厅的礼堂内，悬挂着两条醒目的大横幅：“到家了好好休息”，“来了就是主人”。我们坐在事先就为我们准备好的小马扎上，喝着学长们端来的热气腾腾的甜豆浆，在这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亲切的氛围中，开始了我三年半的大学生涯。我的专业是英语。

“外校”(我们对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简称)最早是延安抗大的一部分，是一所注重革命化的学校。学校坐落在袁世凯时代的旧兵营内，居住和生活条件简陋，但充满了革命向上的朝气。在这难忘的三年半里，我们继承“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精神，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发扬艰苦朴素的校风，过着准军事化的校园生活；我们边学外文边学马列，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们所学的第一首歌也是我们至今仍在不时地唱的歌，是《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不妨这样说，我在“外校”的三年半，正是我树立革命人生观的三年半，也是引导我走上外交大道的三年半。

我参干是为赴朝抗美，但未能如愿。原以为此生恐无缘入朝，孰知机遇却不期而至。1953年初秋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与其他同学一起，即刻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译员工作。消息传来，喜出望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根据协议，停战双方要各自派遣解释代表团赴朝对被敌方俘虏的己方战俘作解释工作，以使其自愿决定是否重返祖国。我们的任务即是力争尽量多的我方被俘人员早日回国。

当时我才十八岁，不敢说是风华正茂，但也真有一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劲头。一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戎装，又为我们平添了些许豪迈之气。毕竟这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壮烈之情油然而生。

P2-3

“岁月人间促”，倏忽间已到了垂暮之年。随着两鬓斑白，老之已至，在感叹“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之余，有时不免也追忆一些往事。有人喜说，往事如烟。对此，我可是很不以为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物换星移、沧桑巨变中，铸就了一代人，浑噩了一代人，也老去了一代人。我这一生可谓是从事外交事业的一生，在平淡无奇中也有一番外交官的人生经历。我曾经“转战”几个外交“战场”，既从事过双边外交，也涉足过多边外交；既担任过官方外交官，也充当过“民间大使”。古稀之年，略作漫忆，也不失为乐在其中。

我外交生涯的起步说起来也纯属偶然。我出身贫寒，自小从未滋生过有朝一日当外交官的奢想。若非1950年的抗美援朝运动，我是不会迈向这外交大道的。我或可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红色外交官，1953年9月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翻译工作是我的首次外交实践。自此以后，我便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未断。

我之回忆以往，也并非只是为回忆而回忆。我其实是意在借此从一个侧面来略为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外交历程。新中国的外交，由当年的革命化外交到今日之具有中国特色的务实外交，在继承和发展中，叱咤风云，波澜壮阔，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对此历程，笔者有幸略有经历，今日录以备考，聊供有志于从事外交或了解中国外交的读者一读。

本书共8章，由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硝烟尚未散尽时的赴朝任翻译到70年代初亲历中美“乒乓外交”始末，由奔赴南斯拉夫和丹麦从事双边外交到活跃在纽约联合国搞多边外交，由出任外交部发言人到作为特命全权大使驻节马来西亚、文莱、泰国，由大半生忙于官方外交到晚年时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从事“民间外交”和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会长身份从事“二轨外交”，整整涵盖了半个多世纪。重重往事，今日回首，岂能如烟?

陈毅元帅说，“外交工作是不好干的。”殊不知，回忆并记录这“不好干”的外交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算勉强完成任务。如若此书仍能有益于我国的外交事业，哪怕只是万一，我就知足了。

金桂华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