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健是中国第一个从丹麦文翻译并系统全面地介绍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因翻译丹麦文版安徒生童话故事而享誉世界文坛。
1949年。旅居剑桥5年的叶君健回国,时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巴金向他约稿。1953年,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没有画的画册》出版,以后各分册陆续与读者见面。1958年,叶君健又将《安徒生童话全集》所有译文校订一遍,共16册,于是有了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全集》。1978年,这部童话全集再次修订出版,合并为4卷本,成为我国和世界最权威的译本。1997年,叶老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又一次重新进行了整理。成为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安徒生童话全集》。
这个全集是根据安徒生的出生城市奥登塞的佛伦斯德特出版社与安徒生博物馆合作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和故事全集》(Eventyr og Historier)翻译的。全集的主编是安徒生博物馆的原馆长斯汶·拉尔生(Svend Laesen)——现已退休。这个版本共有16册,是迄今一个最权威的丹麦文版本。
在每篇童话或故事后面,作者写了一点有关作品的写作和出版的背景,以及作者个人对有关作品的体会。作者引了有关作品的个别语句来作为我的“体会”的依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安徒生有关作品的特点及其创作意图,同时也给儿童文学作家及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安徒生的童话虽然表面上是“为孩子们讲的故事”,但实际上也都适合成年人和老年人阅读。作者的这些“体会”自然也可以为他们作参考。
打火匣
公路上有一个兵在开步走——一,二!一,二!他背着一个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因为他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战争,现在要回家去。他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巫婆:她是一个非常可憎的人物,她的下嘴唇垂到她的奶上。她说:“晚上好,兵士!你的剑真好,你的行军袋真大!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兵士!现在你喜欢要有多少钱就可以有多少钱了。”
“谢谢你,老巫婆!”兵士说。
“你看到那棵大树吗?”巫婆说,同时指着他们旁边的一棵树。“那里面是空的。如果你爬到它的顶上去,就可以看到一个洞口。你从那儿朝下一溜,就可以深深地钻进树身里去。我在你腰上系一根绳子,这样,你喊我的时候,我便可以把你拉上来。”
“我到树底下去干什么呢?”兵士问。
“取钱呀,”巫婆回答说。“请听我说。你钻进树底下去,就会看到一个大厅。那儿很亮,因为那里点着几百盏明灯。你会看到三个门,都可以打开,因为钥匙就在门锁里。你走进第一个房间,可以看到当中有一口大箱子,上面坐着一只狗,它的眼睛非常大,像一对茶杯。可是你不要管它!我可以把我蓝格子布的围裙给你。你把它铺在地上,然后赶快走过去,把那只狗抱起来,放在我的围裙上。然后你就把箱子打开,你想要多少钱就取出多少钱。这些钱都是铜铸的。如果你想取得银铸的钱,就得走进第二个房间里去。不过那儿坐着一只狗,它的眼睛有水车轮那么大。可是你不要去理它。你把它放在我的围裙上,然后把钱取出来。可是,如果你想得到金子铸的钱,你也可以达到目的。你拿得动多少就可以拿多少——假如你到第三个房间里去的话。不过坐在这儿钱箱上的那只狗的一对眼睛,可有‘圆塔’那么大呀。你要知道,它是一只凶猛的狗!可是你一点也不必害怕。你只需把它放在我的围裙上,它就不会伤害你了。你从那个箱子里能够取出多少金子来,就取出多少来吧。”
“这倒很不坏,”兵士说。“不过我拿什么东西来酬谢你呢,老巫婆?我想你不会什么也不要吧。”
“不要,”巫婆说。“我一个铜板也不要。我只要你替我把那个旧打火匣取出来。那是我祖母上次下去时忘掉在那里面的。”
“好吧!请你把绳子系到我腰上吧。”兵士高声说。
“好吧,”巫婆说,“把我的蓝格子围裙拿去吧。”
兵士爬上树,一下子就溜进那个洞口里去了。正如老巫婆说的一样,他现在来到了一个点着几百盏灯的大厅里。
他打开第一道门。哎呀!果然有一条狗坐在那儿,眼睛有茶杯那么大,直瞪着他。
“你这个好家伙!”兵士说。于是他就把它抱到巫婆的围裙上。然后他就取出了许多铜板,他的衣袋能装多少就装多少。他把箱子锁好,把狗儿又放到上面,接着他就走进第二个房间里去。哎呀!这儿坐着一只狗,眼睛大得简直像一对水车轮。
“你不应该这样死盯着我,”兵士说,“这样你就会弄坏你的眼睛的。”他把狗儿抱到女巫的围裙上。当他看到箱子里有那么多的银币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铜板都扔掉,把自己的衣袋和行军袋全装满了银币。随后他就走进第三个房间——乖乖,这可真有点吓人!这儿的一只狗,两只眼睛真正有“圆塔”那么大!它们在脑袋里转动着,简直像轮子!
“晚上好!”兵士说。他把手举到帽子边上行了个礼,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只狗儿。不过,他对它瞧了一会儿以后,心里就想,“现在差不多了。”他把它抱下来放到地上。于是他就打开箱子。老天爷啊!那里面的金子真够多!他可以用这金子把整个的哥本哈根买下来,他可以把卖糕饼女人所有的糖猪 都买下来,他可以把全世界的锡兵啦、马鞭啦、可摇动的木马啦,全部都买下来。
是的,钱可真是不少——兵士把他衣袋和行军袋里满装着的银币全都倒出来,把金
子装进去。是的,他的衣袋,他的行军袋,他的帽子,他的皮靴全都装满了,他几
乎连走也走不动了。现在他的确有钱了。他把狗儿又放到箱子上去,锁好了门,在
树里朝上面喊一声:“把我拉上来呀,老巫婆!”
“你取到打火匣没有?”巫婆问。
“一点也不错!”兵士说。“我把它忘得一千二净。”于是他又走下去,把打火匣取来。巫婆把他拉了出来。所以他现在又站在大路上了。他的衣袋、皮靴、行军袋、帽子,全都盛满了金币。
“你要这打火匣有什么用呢?”兵士问。
“这与你没有什么相干,”巫婆反驳他说。“你已经得到了钱——你只消把打火匣交给我好了。”
“废话!”兵士说。“你要它有什么用,请你马上告诉我。不然我就抽出剑来,把你的头砍掉。”
“我可不能告诉你!”巫婆说。
兵士一下子就把她的头砍掉了。她倒了下来!他把所有的钱都包在她的围裙里,像一捆东西似的背在背上;然后把那个打火匣放在衣袋里,一直向城里走去。
这是一个顶漂亮的城市!他住进一个最好的旅馆里去,开了最舒服的房间,叫了他最喜欢的酒菜,因为他现在发了财,有的是钱。替他擦皮靴的那个茶房觉得,像他这样一位有钱的绅士,他的这双皮靴真是旧得太离谱了。但是新的他还来不及买。第二天他买到了合适的靴子和漂亮的衣服。现在我们的这位兵士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绅士了。大家把城里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他,告诉他关于国王的事情,告诉他这国王的女儿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
“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她呢?”兵士问。
“谁也不能见到她,”大家齐声说。“她住在一幢宽大的铜宫里,周围有好几道墙和好几座塔。只有国王本人才能在那儿自由进出,因为从前曾经有过一个预言,说她将会嫁给一个普通的士兵,这可叫国王忍受不了。”
“我倒想看看她呢,”兵士想。不过他得不到许可。他现在生活得很愉快,常常到戏院去看戏,驾马车到国王的花园里去兜风,送许多钱给穷苦的人们。这是一种良好的行为,因为他自己早已体会到,没有钱是多么可怕的事!现在他有钱了,有华美的衣服穿,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都说他是一个稀有的人物,一位豪侠之
十。这类话使这个兵士听起来非常舒服。不过他每天只是把钱花出去,却赚不进一个来,所以最后他只剩下两个铜板了。因此他就不得不从那些漂亮房间里搬出来,住到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去。同时他也只好自己擦自己的皮靴,自己用缝针补自己的皮靴了。他的朋友谁也不来看他了,因为走上去要爬很高的梯子。
有一天晚上天很黑;他连一根蜡烛也买不起。这时他忽然记起,自己还有一根蜡烛头装在那个打火匣里——就是巫婆帮助他到那空树底下取出来的那个打火匣。他把那个打火匣和蜡烛头取出来。当他在火石上擦了一下、火星一冒出来的时候,房门忽然自动地开了,他在树底下所看到的那条限睛有茶杯大的狗儿就在他面前出现了。它说:
“我的主人,有什么吩咐?” “这是怎么回事儿?”兵士说。“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打火匣。如果我能这样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倒好呢!替我弄几个钱来!”他对狗儿说。于是“嘘”的一声,狗儿就不见了。一会儿,又是“嘘”的一声,狗儿嘴里衔着一大口袋的钱回来了。
现在兵士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打火厘。只要他把它擦一下,那只坐在盛有铜钱的箱子上的狗儿就来了;要是他擦它两下,那只有银子的狗儿就来了;要是他擦三下,那只有金子的狗儿就出现了。现在这个兵士又搬到那几间华美的房间里去住,又穿起漂亮的衣服来了。他所有的朋友马上又认得他了,并且还非常关心起他来。
P14-18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是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的童话作家。100多年来,从终年积雪的冰岛到烈日炎炎的赤道,到处都流传着他那美丽动人的童话。这些童话以各种民族的文字刊印发行,总册数已经不可数计了。
童话,自人类在摇篮时候起就已经产生,通过奶奶、母亲们的编织,在人类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植根于人民中间,最初以口头传播的形式出现。在文字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一些有心的学者把散在民间的这类故事以民间文学的方式收集、加工成册,使其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地生存下来。在这方面作出最大成绩的人,恐怕首先得推法国的贝洛尔(1628~1703),接着便是德国的格林兄弟(1785~1863和1786~1859)。他们所收集的民间童话都成为世界名著。安徒生是继他们之后的一位童话大师。但他又不同于他们。他不是童话的收集者,而是直接的创造者,因而更为重要。他开辟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新时代,使后来的儿童文学作家有广泛的活动空间。现在,世界儿童文学在题材、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等各个方面能够如此丰富多彩,不能不说是始于安徒生在这方面的大胆创新。应该说,安徒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
安徒生把他用40年心血所精心编织的168篇童话故事,用一个丹麦字Eventyr加以概括。它的意义要比我们所理解的童话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故事”,还涉及以“浪漫主义幻想”手法所写的儿童“散文”、“散文诗”和以现实主义手法所写的儿童“小说”。他写的童话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甚至令人“着迷”。这是他的童话艺术的独到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他以童话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及其社会生活,深厚地表达了平凡人的感情和意愿。他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的优良品质,同时又尖锐地揭露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丑恶,以此来衬托人民的心灵美,使读者从感人的诗境和意境中发现真理,发现人类灵魂中最诚实、最美丽、最善良的东西,从而使人们的感情得到净化与升华。从这一点上讲,安徒生堪称是一位伟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安徒生不只是一个童话作家。他是从写成年人的文学作品开始的:他写过诗、小说、剧本和游记,其中也有不少的名篇。不过他对丹麦文学——从而也对世界文学贡献最大的却是童话。他这方面的作品,对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所起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自1835年起到他逝世前两年的1873年止,其间很少中断过,发表了168篇作品,在世界的童话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为小朋友们写过这样多的东西。他的童话作品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这种成功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民主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主义的残暴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无情剥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人民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安徒生在语言风格上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在作品的内容上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两种结合使他的作品在儿童文学中放出异彩,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35—1845)——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从1835到1845的10年间,他所写的童话是专门给孩子们看的,所以他把这一时期的作品叫做“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
就在安徒生开始从事童话创作的第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这是一本仅有6l页的小册子,收入了《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和《小意达的花儿》四篇童话。这部代表他早期作品的集子充满了美丽的想象,其中不时洋溢着浓厚的诗情。因为它们是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所以内容生动有趣,富有吸引力。这之中,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早年所听到的关于《一千零一夜》中某些故事的痕迹。如《打火匣》与《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的神灯》的情节就有类似的地方。《打火匣》充满了奇妙的幻想,通过一个普通士兵当上国王的故事,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宣传了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当时,丹麦是个半封建国家,故事中关于刑场造反的生动描写,正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暴君的不满。《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是一篇富于幻想的童话,但它却反映了现实生活。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为了钱,为了财产,不惜互相暗害,甚至对老祖母也不留情。从曲折生动的故事中,读者所领悟到的是社会中存在的人间的残忍,反映了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资产阶级不择手段追求金钱的特点。在这个小册子的后面两篇童话中,安徒生摆脱了民间故事的影子,推陈出新,创作了《豌豆上的公主》和《小意达的花儿》两篇具有个人特色的童话,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想象。这为他后来的童话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豌豆上的公主》是一篇具有讽刺意味的童话。难道“公主”的皮肤真的是那么嫩,连20床垫被下的一粒豌豆她都能感觉得出来?这里面有虚伪和诈骗。仅凭这一粒豌豆的测验,她居然就被证明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和王子结了婚,那颗豌豆还被放在博物馆里作为文物。某些统治者就是这等荒唐!但《小意达的花儿》却是一篇诗意浓郁、富于幻想的童话。它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的丰富想象和美好意境。单这两篇童话就已经展示出安徒生的才华,但却遭到了当时一些文人的攻击和谴责。连安徒生的几位朋友也说他没有写童话的天才,要他以后放弃这方面的创作。有人甚至还攻击这个集子:“不仅没有趣味,还会产生不良影响……”而奉劝安徒生“切莫白白浪费时间”。安徒生说:“经这样一说,我倒更要写了。”安徒生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你要知道,我要争取下一代!”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谈到他坚持要为儿童创作的时候说:“这才是我不朽的工作呢!”从这时起,他把全部精力和生命都贡献给了这“未来的一代”。他对这“不朽的工作”非常勤奋,每年圣诞节他都要献给小读者一本童话集,作为礼物。圣诞节在欧洲是孩子们的节日,他选择了这个节日出版他的童话,这不仅说明他对孩子们的感情,也表示出他认为童话创作是他毕生的严肃事业。
第一集童话出版之后,他基本上摆脱了一些以民间故事为素材的框框,而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放手发挥他浪漫主义的幻想,写出一篇篇富有创造性的童话。当时以诗人厄楞士雷革(1779~1850)为首的“浪漫主义”运动正在丹麦盛行。表面上看来安徒生很像是这个运动中的一名后起之秀,但他对于浪漫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中世纪的生活却不感兴趣,他对于北欧的神话也不像当时的浪漫主义者那么热衷,他从来没有在这些神话上来发挥他的“幻想”。他和当时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他那种富于想象的活泼文体丝毫也没有华而不实的味道,而是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
1836年,安徒生的第二集童话出版。这一集的代表作品有《拇指姑娘》、《顽童》、《旅伴》三篇故事。《拇指姑娘》中的那个被人瞧不起、处处受到奚落的拇指姑娘,她追求光明的世界,她逃出了癞蛤蟆在泥巴底下的黑暗的家,逃出了鼹鼠没有阳光的地洞,凭她的善良和伟大的同情心,终于得到她救活的那只燕子的帮助,飞到光明的国度里去。拇指姑娘是那些勤劳、勇敢和正直的“平民”的代表,他们不是消耗者而是创造者。他们创造出了丰富的生活。在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表现出他们无比的智慧和勇敢。他们虽然“寒微”和“渺小”,但他们却有一颗明朗和伟大的心。
1837年,安徒生的第三集童话出版。主要作品有《皇帝的新装》和《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情节并不复杂,但含义却非常深刻。它用幽默而轻松的笔调,讽刺了封建社会的虚伪和逢迎谄媚的社会风气。作品写了一个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愚蠢无能。两个骗子利用他们的虚荣,通过为皇帝做新衣的方式,骗取了大量的钱财,那些贪污腐朽、阿谀逢迎的大臣们,因为怕暴露自己的不称职,也啧啧称赞那套并不存在的“新装”多么漂亮,使得皇帝赤身露体,招摇过市,最后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揭露了骗局,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还是要装腔作势,在百姓面前炫耀他们的丑态。这个故事中的皇帝和大臣虽然是虚构的,但却反映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它里面的人物,在浪漫主义和轻松幽默的气氛中,依次出场,雍容华贵,步履端庄,俨然是最有权威的统治者,但他们的愚蠢无知,荒唐可笑却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眼前,给读者以毕生难忘的印象。有关他们的嘴脸的刻画,可能是夸大了一些,戏剧化了一些,但却是逼真、令人信服的。他们的形象是最集中的典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性。那种虚伪和奴性的现象依然存在,会时时闹出可笑的丑剧。
《海的女儿》是一篇色彩瑰丽的动人童话。它深深地感染着亿万读者。作品肯定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歌颂了小人鱼想变成人的美好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作出的牺牲。这里的王子,在安徒生的笔下,并不是封建统治阶层中的要人,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入”。他有文化,有教养,善良,貌美,是“真、美、善”的化身,是小人鱼理想中的“人”。她渴望进入“人”的领域。但从一个海底生物升到高级动物的“人”,她就必须先通过王子对她的爱而获得“人”的灵魂。她对王子的爱情坚贞不渝,表现了她心灵的纯洁与高尚。她的百折不挠的性格所形成的形象特别富有艺术的魅力。作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灵魂”问题。人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一件最宝贵的东西——“灵魂”,而“人”本身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呢?当然,这个“灵魂”并不是宗教中所说的那种神秘的东西,而是具有实际“道德”意义的属性。在安徒生看来,它是“品质和理想”的融合体。因为“人”具有这种特点,所以小人鱼才不惜牺牲她可能在海底龙宫享受到的300年的快乐而去追求一个“人”的灵魂。她虽然最后没能得到这个“灵魂”,但她的行为是按照“灵魂”所要求的规范而作出的。她最后牺牲了自己而保存了王子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而使别人幸福。和那些“没有灵魂的人”,也就是说已经堕落成为一个低级动物、甚至比低级动物还要低劣的动物相比较,她的努力虽然得到了悲剧的结局,但她的品质是伟大的。所以有关她的这个故事就是在今天,甚至在明天,仍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小人鱼的行为是对我们已经具有“灵魂”的人的一种提醒:我们应该如何重视这个“灵魂”?这个故事并不是安徒生凭空幻想设计出来的,而是取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甚至他自身真切、深沉的体验,特别是小人鱼对王子的爱情的表露,是有他个人真实的情感作为基础的。这表示出深藏在他心里爱情方面的细微的心理活动过程。他早年喜爱过一个乡下女子里波儿·芙伊格特。这是一个相貌朴素、出身寒微的姑娘,有同安徒生类似的境遇。他们非常友好,但谈到终身大事时,这位女友从实际出发婉言谢绝了安徒生的追求,而与另一位男子结了婚。这对安徒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并不因此而动摇他对她爱情的真诚和坚定。只不过他将这种感情深深地埋藏在他自己心中。在他死去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他的胸前挂着一个小袋,里面装着一封已经发黄了的信——里波儿·芙伊格特婚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安徒生对爱情的追求,虽然像“海的女儿”的结局一样,最终变成了“泡沫”,但这种感情本身却是永恒的,不灭的,是人类进步的象征,也是人类向更高级文明发展的动力。
安徒生的另一篇自传性作品《丑小鸭》创作于1844年。安徒生把自己看作是一只丑小鸭。丑小鸭遭到许多精神上的打击,“结婚”问题是其中一种。作为一只丑小鸭,他的境遇,他的身世不可能引起异性的太多幻想,他自己对此也不怀有太多的幻想。他“根本没有想到结什么婚”——事实上安徒生也当了一生的单身汉。他被其他动物认为“丑得出奇”,处处受到歧视,这同安徒生少年时代的遭遇相类似。但他却具有讪笑他的那些动物所缺乏的东西和精神境界,即对“美”的追求。这种境界使安徒生把“丑小鸭”描绘得生动感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会出现类似情况,一些天才人物没有被发现,被重视,没有人去精心培养,相反却遭到歧视,他们被看作是“丑”的化身,终而中途夭折,如后来他写的一篇童话《铜猪》中的那个小艺术家。当然,“丑小鸭”经过了苦难和折磨活下来了,成为美丽的天鹅。
有人说这是安徒生的一篇自传,表现出他在同世俗偏见抗争中的性格和信念:“只要你曾经在一只天鹅蛋里待过,就算你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
安徒生的其他作品,如《坚定的锡兵》(1838)、《野天鹅》(1838)、《没有画的画册》(1840)和《夜莺》(1843)也都生动地表现出安徒生的信念:真理总会战胜虚伪,爱总会压倒恨,善总会淹没恶,美总会克服丑。在这类作品中,安徒生总是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为“真、美、善”而献身的人。他们也可能受到委曲、冤枉,甚至遭到灭亡,但他们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启发人们向生命最高的境界前进。这些人的事迹,通过安徒生的手笔,都转化成美丽的诗,如在《没有画的画册》中的那些人。
第二时期(1845~1852)——新的童话:安徒生进入中年以后,心情产生了某些变化。他经历的生活更多了,他对人生的体会也更深了,老百姓生活的急剧贫困化,也把他急剧地引进更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来,这就在他的作品中使他青年期那种浓郁的浪漫主义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严峻的现实主义。他的文风也为之一变。从1845年起,他把他所写的童话叫做“新的童话”——也就是用童话形式所写的有关现实生活的故事。这类故事不仅照旧为小读者所喜爱,而且也吸引成年人——同时还使他们看了不得不深思。安徒生在他开始写童话时曾经这样说过:“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在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他这个时期的童话更深切地体现出他的这项诺言。《卖火柴的小女孩》、《母亲的故事》和《影子》就是他这方面最深刻的代表作品。
安徒生在贫困中出生,对于在贫困中所受到的苦难自然也感受最深。他同情他们,在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苦难时,他也没有忘记抚慰他们的心灵。这是他的现实主义与一般现实主义所不同的地方。我们在他的叙述的字里行间可以触觉得到他那颗善良的心在跳动。但他对人民的态度不只限于同情,他还能够唤起社会的良心——特别是统治者的良心,希望他们能够对人民的压力有所减轻,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当然这只不过是幻想。他自己对那些权贵们的丑恶和愚蠢的揭露,如在《皇帝的新装》中,也否定了他这一点。这种矛盾进而又引起他内心的苦闷。在苦闷不可解脱的时候,他只有求助于他儿时深信不疑的上帝,希望上帝在纠正人间社会不平方面能有所作为。这当然又是一个幻想,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还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因为当他到了成年、开始写作以后,上帝的形象在他的认识中已经起了变化:他不再认为上帝是一般人在迷信中所理解的那种“神”,而是“真、美、善”的化身,正如他认为《海的女儿》中的王子是“理想的人”一样。这更加深了他的彷徨和苦闷。他无法从中得到解脱,他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方案。
在这里《卖火柴的小女孩》可以作一个说明。这篇脍炙人口的感人童话发表于1846年。安徒生对那个天真的卖火柴的女孩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爱,但她的命运却叫人心酸。当有钱人在欢乐地度新年除夕的时候,她因为家里无米下锅,得挪动一双赤脚在大雪纷飞的街头去卖火柴,希望能赚几个铜板暂时解除一家人的饥饿。她在雪地里跑了许久仍一无所得,最后她在极度疲劳中偎缩在墙角里。她擦亮了一根火柴,在微光中她幻想着过年的快乐: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摆着精致的盘碗,有梅子、苹果和冒着香气的烤鹅。可是这种幻象转瞬即逝,因为一根火柴的光只能持续一会儿。她幻想过新年的愿望是那么强烈,终于她在幻觉中仿佛看见祖母的到来。祖母向她展开温暖的双臂,把她带到了“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忧愁的天国,跟上帝在一起”。安徒生在绝望之余,还是把上帝抬了出来。但活生生的事实说明,第二天清晨,正是新年元旦的时候,人们发现她在墙脚下冻死了。这种矛盾使安徒生的作品有时无可奈何地不得不染上某些抑郁、消极的气氛。
《母亲的故事》的调子也是同样的低沉。它发表于1848年。这篇故事表现出母亲对儿子无私而伟大的爱,读来扣人心弦。母亲守着病势沉重的儿子,害怕他死去。一个老头儿——死神——将她的儿子带走了。母亲为了寻找儿子,献出了滴滴鲜血、明亮的眼睛和美丽的头发,她要求死神将她的孩子从苦难中救出来,送到上帝的国度里去。她跪着向上帝祈祷,但是孩子却始终没有生还。她只能以虔诚和迫切的心“盼”下去。这是一篇充满真挚情感的作品,但气氛的低沉可以使人感到窒息,而读者却又不能不怀着同样迫切的心情要读下去。从艺术的角度上讲,这正是安徒生杰出的地方。
从这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徒生是多么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却又苦于找不出办法来解决他们的困境。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并不亚于他所描述的处于苦难中的人们。在苦闷无法排解的情况下,他模糊地意识到,还是只有“人”才能改造自己的命运。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歌颂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去追求高尚理想的人,那些忍受痛苦去援救他人的人,那些不顾别人讪笑而敢于去追求美丽东西的人,那些藐视金钱而珍爱纯真爱情的人,那些勇于克服困难而对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人。是这些人在创造历史,在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希望和光明。《光荣的荆棘路》便是这样一篇作品。它使我们的感情得到升华,把我们推向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时期(1852~1873)——故事:1852年以后,安徒生把他所写的新童话仍然叫做Eventyr,但它的内涵已经压缩到单纯“故事”的范围,也就是指直接描写现实生活的小说,虽然它的写法仍保留童话的特点,其中也不无相当丰富的幻想。这说明安徒生的生活经验更为丰富了,他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了。他把这个时期的作品叫做《新的故事》,从1857年开始,陆续发行了一至八集。其中描写现实生活的代表作有:《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老单身汉的睡帽》、《沙丘上的故事》。还有许多作品就不是“故事”,而是用童话形式所写的散文诗,如《小鬼和小商人》、《蝴蝶》和《恋人》。这些作品代表了安徒生抒情的一面。他晚年的作品,有的是童话和小说的混合体,如《冰姑娘》和《树精》;有的则纯粹是小说,如《园丁和主人》,它们明显地代表了他晚期的风格。
《柳树下的梦》发表于1851年。作品反映出财富和地位怎样破坏了一对恋人纯洁的爱情。故事本身凄恻动人,但实质上是一篇对社会不平等的抗议。鞋匠和另一贫穷人家的女儿从儿时起就两小无猜,常在一株柳树下玩耍,很早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但是,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已经爬进上流社会的女友却冷酷地抛弃了她可怜的恋人。她根本想象不到对方失恋的痛苦,而鞋匠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对女友的爱恋始终如一,但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他的愿望也只能化作泡影,他也只能在梦中去追求幸福。这篇童话歌颂了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歌颂了纯洁的、坚贞的爱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造成这个悲剧的社会原因,它是一部批判现实的作品。 《她是一个废物》也是1857年发表的。它通过对下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的忠实描述,控诉了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揭露了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的自私和冷酷。作品中的母亲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典型。这个在生活中受煎熬的洗衣妇,为了赚得一块面包,不得不冒着寒风,整天泡在冷水里为人洗衣。她的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但她仍然挣扎着干,直到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这是一篇怀着深切同情的、用白描手法根据真实生活写出的故事。安徒生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苦命的人。童年时,他的母亲每天要到奥登塞河里去为富人洗衣服,她长时间地站在冰冷的河水中,手脚冻得又红又肿。当她支持不住、全身打颤时,她救急的办法就是喝几滴酒来给身体增加一点热力。用她的话说,几滴酒毕竟比一餐饭便宜些,而且喝的时候也不浪费时间,不需要停下工作。可是“上流社会”的人却不原谅她,硬说她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废物”。他们甚至对安徒生也不留情。当他们看见安徒生走过时,常常指着他的背影说:“那是一个下等人的儿子,你看他的妈妈,穷得连饭也没有吃,还要喝酒,真不要脸。”这种冷酷无情的态度,在深深地刺痛了安徒生的同时,也使他真切地认识到了这个人间世界的冷酷。
这一切都没有使安徒生变成一个愤世嫉俗者。相反,这使他更热爱人类,更同情生活在底层的人。1858年发表的《单身汉的睡帽》就是反映他这种态度的作品,也是他后期的一篇佳作。他用朴素而凝练的语言,揭示了一个小人物——安东悲凉的一生。他一生的眼泪都留在那顶伴随他睡觉的睡帽里。安东是一个善良而多情的人。他在生活中遭受过种种不幸。黑心的资本家为了保证他的雇员死心塌地为他贡献出自己的一生,他在雇佣安东时竟提出这样苛刻的条件:不许他结婚。因为当时饿殍遍地,失业者成群,安东这样的小人物,为了生存也只好答应这个条件。他不仅在经济上受剥削,他的“人”权也失去了。他不能有爱情,只能当一生单身汉。为了打发漫长而可怕的夜晚,他常常补他的衣服和皮鞋。当他要睡去时,他习惯把睡帽压得很低。他常常躺在床上,流着热泪回忆往事,以此来寻找一丝精神安慰。然而回忆也是痛苦的、可悲的,他每夜的回忆都使他流出滴滴的热泪来。他住在那间不见阳光的小木房里,没有人关心他、照顾他,他简直像是住在坟墓里一样。这虽然是个小人物的故事,但反映出了整个剥削阶级社会的本质,而且是那么尖锐。
这些小人物并不是不懂得爱情或不需要爱情。相反,他们对爱情比“上流社会”中的人都真诚,都热烈。《沙丘上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雨尔根就是这样一种人。这个故事写于1860年。雨尔根是一对在海上遭难的夫妇的儿子。他的母亲没有被海浪吞噬,而被抛上了沙滩。雨尔根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他刚一落地母亲就死去了,一个渔民收养了他。他在阴沉的海上、恶劣的天气和贫困的渔民生活中长大。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坎坷,他结识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克拉娜,并且爱上了她。有一次他也遭到了与他父母同样的海难。他抱着克拉娜在浪涛中逃生,但不幸克拉娜的头撞到了个铁钩上,因而丧命。他对克拉娜爱得那么深,他从此成了一个白痴。在一个风雪呼啸的可怕日子里,他向埋着克拉娜的教堂走去。最后他自己就在那个教堂里死去。飞沙把教堂的拱形圆顶盖住了。教堂上渐渐地长满了山楂和玫瑰树,行人可以在那上面散步,可以走到冒出沙土的教堂塔顶。这个塔顶矗立在沙丘上,成为一块巨大的墓碑。雨尔根在生活中受尽了折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感到他像一条鳝鱼,被剥了皮、切成片放在锅里炒。他最大的安慰就是克拉娜。这个恋人之死,对他来说等于天崩地裂,他自己也只好同归于尽。这个结局也反映出安徒生晚年心境的低沉。他对这个世界失望了。对他所经常寄予希望的仁慈的“上帝”也开始全部失去信心。在《冰姑娘》中,那对年轻恋人在快要获得“幸福”的时候,男主人公忽然在意外的灾害中丧失了生命。女主人公巴比德呻吟着说:“多残酷啊!他为什么刚刚在我们的幸福快要到来的时刻死去呢?啊,上帝啊,请您解释一下吧!请您开导我的心吧!我不懂得您的用意,我在您的威力和智慧之中找不出线索!”上帝无法对他解释。他已经不灵了!
这对安徒生来说是“幻灭”。但他对人类并没有失去信心,虽然他对上帝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发表于1868年的《树精》对此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当时他已经是一个63岁的老人了。在谈到创作这篇童话的经过时他说:“1867年春天,我旅行到巴黎,参观伟大的世界博览会。我以前到巴黎去的几次旅行从没有给我这样深刻的印象和愉快。这是一个庞大和惊人的展览……一位丹麦记者说,除了狄更斯外,谁也无法来描写它。不过我倒觉得我有这种能力,同时我觉得如果我能完成这个任务、足以使我的同胞和外国人感到满意的话,那也是一桩快事。”安徒生以一棵年轻的栗树的经历作为故事情节的线索,以神奇的色彩精确而生动地展示出那次巴黎盛会。这个盛会对安徒生说来并不意味着一次壮观旅游,而是代表人类最新的创造和发明。人才是万能的东西。他可能而且应该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创造得更美。
安徒生晚年最长的一篇童话叫《幸运的贝儿》。这不是一般的童话,而是以他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为基础而写的一篇童话,但它又不完全是他的自传。童话的主人公贝儿一生追求“美”,追求完满的艺术创造。他经历了干辛万苦,最后取得了艺术的最高成就,因而他是“幸运”的。在他的生命达到了最高潮、最后最幸运的一刻的时候,安徒生作了这样的描述:“像索福克勒斯在奥林匹亚竞技的时候一样,像多瓦尔生在剧院里听到交响乐的时候一样……他心里的一根动脉管爆炸了,像闪电似的,他在这儿的日子结束了——在人间的欢乐中,在完成了他对人间的任务以后,没有丝毫痛苦地结束了。他比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幸运!”这里也反映出安徒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艺术的追求。为了这个追求,他不惜牺牲一切,包括他个人的生活(他当了一生单身汉)和生命。没有这种强烈的追求,也许他写不出我们现在所理解和欣赏的“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的视野是开阔的,憧憬是宏伟而远大的。他个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充满了“荆棘”,这影响到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使它们染上了一种感伤的色彩。但从人类的宏观上看他是高度乐观的,充满乐观的、豪迈的——有时也夹杂一点悲壮的情绪。他那诗一般的作品如《光荣的荆棘路》、《没有画的画册》、《新世纪的女神》和《海蟒》等,都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欧洲的火车不久就要伸到亚洲闭关自守的文化中去——这两种文化将要汇合起来!”这是安徒生在1861年发表的《新世纪的女神》中说的话,也就是距今近一个多世纪以前说的话。这话现在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安徒生甚至在那时就已经预见到我们当前的开放政策!
但我们的开放政策也是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荆棘路”的。这条路也是光荣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应该感到幸福。现在不妨从《光荣的荆棘路》中再引下一段,以说明安徒生的话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还是那么亲切和接近:“人类啊,当灵魂懂得了它的使命以后,你能体会到在这清醒的片刻中所感到的幸福吗?在这片刻中,你在光荣的荆棘路上所得到的一切创伤——即使是你自己所造成的——也会痊愈,恢复健康、力量和愉快……历史拍着它强大的翅膀,飞过许多世界,同时在光荣的荆棘路的这个黑暗背景上,映出许多明朗的图画,来鼓起我们的勇气,给予我们安慰,促进我们内心的平安。这条光荣的荆棘路,跟童话不同,并不在这个人世间走到一个辉煌和快乐的终点,但是它却超越时代,走向永恒。”
这事实上是一首诗,一首激励我们向上、向创造、向人类最高的境界前进的诗。安徒生自己知道他那么热情为人类“未来的一代”写童话的使命是什么,他也知道正如他27岁时写给他故乡奥登塞镇上的一位女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在奥登塞这个名字下,将会出现这样一行字:一个瘦高的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出生!”他将要成为一个诗人——一个写童话的诗人。安徒生是一个一贯极为谦虚朴素的人。这句话绝不是表示他的狂妄自大,而是表示他已经从心底深处体验到了他即将要开始写童话的使命感——而这话也正是他在考虑写童话的头三年讲的。这里我想也附带作一个自我表白:我最初被安徒生所吸引,也是因为我感觉到他的童话是诗,而我也是把它们当作诗来翻译成中文的。
这个全集是根据安徒生的出生城市奥登塞的佛伦斯德特出版社与安徒生博物馆合作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和故事全集》(Eventyr og Historier)翻译的。全集的主编是安徒生博物馆的原馆长斯汶·拉尔生(svend Laesen)——现已退休。这个版本共有16册,是迄今一个最权威的丹麦文版本。丹麦文字的拼法和写法在本世纪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改革,但这个全集仍按照安徒生创作这些童话和故事创作时的手稿排版,缀字没有“现代化”,为的是保存原样。所以这个版本同时也是一个“学院派”的版本,可供安徒生研究者研究安徒生时参考。当然,这种文字学上的特点,在我的译文中看不出来。
80年代我曾再度多次去哥本哈根,并多次访问了那里的丹麦皇家图书馆。在安徒生的一些手稿和信件中我发现了两个小故事,迄今世界各国的“安徒生童话全集”都不曾收进去过。我现在把它们译出来,加进这个新编的全集。因为它们过去没有发表过,所以也就没有发表年代。它们是:《穷女人和她的小金丝鸟》和《乌兰纽斯》。
在每篇童话或故事后面,我写了一点有关作品的写作和出版的背景,以及我个人对有关作品的粗浅体会——说不上是解释,只能说是“见仁见智”的理解。我引了有关作品的个别语句来作为我的“体会”的依据。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安徒生有关作品的特点及其创作意图,同时也给儿童文学作家及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安徒生的童话虽然表面上是“为孩子们讲的故事”,但实际上也都适合成年人和老年人阅读。我的这些“体会”自然也可以为他们作参考。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
我最初接触到安徒生童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学习英文的时候。那时学英文是用英国出版的课本,里面选有安徒生的童话。我记得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野天鹅》,童话中的主人公艾丽莎,为了救助她几位被巫婆皇后坑害了的哥哥所表现出的决心、毅力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我。后来我在世界语中又读到了更多的安徒生童话。原来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为了使他的语言成为文学语言,从而奠定它的牢固基础,亲自译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包括从德文转译的当时他所能搜集到的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这篇故事,更触动了我的心,我一直忘不了“小人鱼”的生动形象和她在爱情上所遭到的悲惨结局。
抗战期间,我生活倥偬,再也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读这些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我在英国战时宣传部工作,向英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战事迹,以配合英国准备开辟欧陆第二战场的国内动员。大战结束后我去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生活变得意外地安静起来。在这情况下,我又不时翻阅起安徒生的童话来——特别是在夜间感到疲劳的时候。我一进入童话人物的生活和感情中去,我的感情也就立时活跃起来了。由此安徒生的国家和人民也引起了我的兴趣。1946年以后,战时一度消沉了的剑桥大学又变得生气勃勃。许多服兵役的大学生又回到了学校,外国留学生和学者也不少。我在他们中间结识了一些北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寒暑假期间常常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度假。从1947年开始,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去瑞典或丹麦,住在他们的家中。丹麦我去的次数最多,有两个家庭几乎把我看做是他们中的成员——1988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我“丹麦国旗勋章”时,我又应丹麦文化部的邀请同老伴访问了丹麦三个星期。
当年住在丹麦,自然要看每天的丹麦报纸。我得学丹麦文——为了同一目的我也学了瑞典文。逐渐我也通过丹麦文读了一些安徒生的童话。我发现过去通过英文或法文所读的那些童话,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首先,那些译者可能为了适应本国图书市场的需要,常常在译文中作些删节或改写,有的改写对原作的损害——甚至歪曲——相当严重。至于原作中的浓厚诗情和幽默以及简洁、朴素的文体,那些译文几乎完全没有表达出来。很明显,有些译者只是把这些童话当作有趣的儿童故事,而未意识到这些作品是诗,是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的伟大的文学名著。于是我便感到手痒,想把这些作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我在剑桥,空闲时候就开始做这件工作。
翻译本身是一种语言的训练,是对作品及其作者深入理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痛苦,也有愉快。如何把一种语言转化成为另一种语言,而又使原作的思想、感情、风格,甚至行文的节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完成后,心情上总是无例外地感到一阵轻松,因为许多难点克服了。我当然没有什么翻译计划,只是在有空时把我最欣赏的作品译出来。
在欧洲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特别是在那宁静的大学城剑桥一口气住了五年以后,我的视野、感觉、甚至心态,也就慢慢适应了那里的气氛——大概也不得不如此。回到国内以后,遍地都是人,城市不论大小,总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使我联想到,我们的下一代其数目自然也是庞大无比。这又使我联想到我在西欧所见到的情景,那里每逢圣诞节,所有的书店,不论大小,总要摆出许多丰富多彩的儿童读物,供成年人选购,赠送给他们的儿童作为礼物。伦敦《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每个季度还要出一期儿童读物专号,评介新出的儿童书籍。那专号一般约有20万字的篇幅,这也说明他们所出版的儿童读物之多。儿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对他们的成长和培育的重视,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我们中间,情况却不尽如此。我们当然也重视儿童,但往往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过去儿童发蒙不久,能认识几个字,就得背诵《四书》、《五经》——我小时候在私塾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至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儿童文学”,即民间故事、神话、童话和科学幻想故事等,那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都在禁止之列。中国本来有很丰富的、由民间创造的儿童文学,但没有出现像德国格林兄弟那样的学者和像法国贝洛尔那样的作家,把它们记载下来或再创造。我们的那些民间故事和童话,大都失传了。
我们现在开始从新的角度重视对儿童的培养,有了专业的儿童书籍出版社和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了大量儿童文学读物,但数量和品种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由于我们没有太多厚实的儿童文学传统和遗产,我们的作家也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提高自己的素养和借鉴外国优秀儿童文学的必要。由此我自然就想起了安徒生,他的童话是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遗产之一,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他借鉴。把他的全部童话移植过来,以丰富我们的儿童文学读物、并为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一份重要的参考,也成为,必要。我就是这样决定有计划地把他的全部童话作品译完,在我国分册出版。
这些分册很快就在少年儿童和成年人中得到广泛的欢迎。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也认真研读,并且鼓励我不断改进译文质量。我开始意识到作为译者的责任重大,在分册出齐后,我决心把译文从头到尾仔细修订,事实上等于是重译,最后汇集成为全集,补进过去不曾发表过的新发现的篇章,并且在每篇作品的篇后加上简洁的评注。
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既然如此,就不能只限于对原手稿、写作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考据和推敲,从而在文字上“精确”地表现出原作字面上的意义,那只是把一种文字机械地移植到另一种文字的生硬过程——过去所谓的“直译”大概就是如此吧。也许对数学论文和机械说明书人们可以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做,也还得具有严复所提出的翻译三个标准中的两个标准,即“信”和“达”。文学翻译则还必须满足第三个条件:“雅”。但这三个标准也还不过是“文字”的标准,我想还应该加一个“文学”的标准。安徒生是诗人、哲学家、民主主义者,他的童话作品,也像世界许多其他的名著一样,也是诗、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结晶,虽然这些作品是“为讲给孩子们听”而写的——其实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喜欢读,特别是老年人,生活阅历深,最能从中体会出“人生的真谛”。但对这种“真谛”的实质,并非人人都是“英雄所见略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其所以“不同”,也就是各人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准和政治及哲学素养的差异。我对安徒生童话的理解,就是我在各方面的“素养”的一种表现。我的译文的所谓“风格”就为我的这种理解所制约,因此这里面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成分。尽管我在翻译时逐字逐句紧抠原意,但当我把它们转变成为中文的“文章”肘,我个人的“文字风格”就发生作用了。我所选择的词汇及通过它们我所希望产生的联想和所掀起的感情冲动,就带有很深的个人色彩——所谓“文如其人”,在这里也露出了它的马脚。但有一点认识我是坚持的,即安徒生的童话是诗,因此我希望我的译文也能具有“诗”的效果——是否达到了这个愿望,那当然只能由读者去判断了。
在安徒生以前,大多数作家所写的童话基本上都是民间故事的复述,如上述的格林兄弟和贝洛尔就是这样。安徒生早期有极少数的童话,也带有民间故事的痕迹,如《打火匣》,但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汲取素材,再注入他个人的想象和哲学观点——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就大大地开拓了童话创作的领域,把这种创作提高到与其他文学创作同样的深度和广度,使童话也成为文学中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品种。 安徒生童话在世界上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在有些文字中还出现了好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译本。基于前面说过的有关翻译的一些因素,有的译本站住了,流传下来;有的译本经过时间的考验已经自动消亡。新的翻译总在不断地出现。但有些译文,如果他们真的具有独特的优点,也可以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或一个文学时代的成就而永垂不朽,成为世界文学名著。我的这种译文当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将来也许会被时间所淘汰。不过在目前,根据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汉学家埃格罗教授在“丹麦、挪威、瑞典东方学会”出版的《东方世界》上所写的有关我的中译本的评论认为,这个译本可以与美国让·赫尔舒特的译本并列,是“当今世界上的两个最好的译本”。正因为如此,丹麦的跨国公司宝隆洋行特从中文的全集中选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选》于1979年出版(以后又陆续重版过),作为非卖品,赠给与该公司有联系的海外华文机构和读者。安徒生博物馆附属的弗伦斯德出版社也与哥本哈根的汉斯·莱泽尔出版社从中译文中选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选》,联合在丹麦出版。丹麦当然不会有多少读者购买这样一个中文选本,但作为文献,安徒生博物馆还是认为有必要在丹麦出版这样一本书。这是一种重视严肃文学翻译的友好姿态,也是对我作为一个译者的鼓励,当然我也认为这是我做完这项工作后所得的另一份奖赏。
叶君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