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这部小说是金庸的后期作品,其叙事状物,已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谓文有余思,笔无滞得,信笔所至,皆成妙谛。《笑傲江湖》时所涉及的场景、人物以及各类武林人物交手搏斗的场在不可胜数,但历历写来,景随情转,变化无穷而皆能贴合生活,让你如同身历其境。例如第五回仪琳抱着重伤的令狐冲从群玉院逃出来到荒山里,为令狐冲摘瓜,双为令狐冲讲《百喻经》故事一段,简直如读第一流的回忆童年的散文。到第七回捉萤火虫的一段,更是文如秋水,情如童梦。《笑傲江湖》的中心是武林争霸夺权,为了达到目的,又夺取《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最后两派都政在《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上。
名门正派的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只因心性自由、不受羁勒,喜欢结交左道人士,被逐出师门,遭到正宗门派武林人士的唾弃而流落江湖。令狐冲依然率性而为,只因正义良知自在心中。后来他认识了魔教圣姑任盈盈,两个不喜权势、向往自由的年轻人几经生死患难,笑傲江湖,终成知心情侣。
《笑傲江湖》处处渗透着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对人性的刻画殊为深刻。
《笑傲江湖》这部小说是金庸1967年写的一部武侠小说,是金庸的后期作品,其叙事状物,已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谓文有余思,笔无滞得,信笔所至,皆成妙谛。书中所涉及的场景、人物以及各类武林人物交手搏斗的场在不可胜数,但历历写来,景随情转,变化无穷而皆能贴合生活,让你如同身历其境。
一 灭门
和风熏柳,花香醉人,正是南国春光漫烂季节。
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青石板路笔直地伸展出去,直通西门。一座建构宏伟的宅第之前,左右两座石坛中各竖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杆顶飘扬青旗。右首旗上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神态威猛的雄狮,旗子随风招展,显得雄狮更加威武灵动。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左首旗上绣着“福威镖局”四个黑字,银钩铁划,刚劲非凡。
大宅朱漆大门,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门顶匾额写着“福威镖局”四个金漆大字,下面横书“总号”两个小字。进门处两排长凳,分坐着八名劲装结束的汉子,个个腰板笔挺,显出一股英悍之气。
突然间后院马蹄声响,那八名汉子一齐站起,抢出大门。只见镖局西侧门中冲出五骑马来,沿着马道冲到大门之前。当先一匹马全身雪白,马勒脚镫都是烂银打就,鞍上一个锦衣少年,约莫十八九岁年纪,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腰悬宝剑,背负长弓,泼喇喇纵马疾驰。身后跟随四骑,骑者一色青布短衣。
一行五人驰到镖局门口,八名汉子中有三个齐声叫了起来:“少镖头又打猎去啦!”那少年哈哈一笑,马鞭在空中啪的一响,虚击声下,胯下白马昂首长嘶,在青石板大路上冲了出去。一名汉子叫道:“史镖头,今儿再抬口野猪回来,大伙儿好饱餐一顿。”那少年身后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笑道:“一条野猪尾巴少不了你的,可先别灌饱了黄汤。”众人大笑声中,五骑马早去得远了。
五骑马出了城门,少镖头林平之双腿轻夹,白马四蹄翻腾,直抢出去,片刻间便将后面四骑远远抛离。他纵马上了山坡,放起猎鹰,从林中赶了一对黄兔出来。他取下背上长弓,从鞍旁箭袋中取出一支雕翎,弯弓搭箭,刷的一声响,一头黄兔应声而倒,待要再射时,另一头兔却钻人草丛中不见了。郑镖头纵马赶到,笑道:“少镖头,好箭法!”只听得趟子手白:二在左首林中叫道:“少镖头,快来,这里有野鸡!”
林平之纵马过去,见林中飞出一只雉鸡,林乎之刷的一箭,那野鸡对正了从他头顶飞来,这一箭竟没射中。林平之急提马鞭向半空中抽去,劲力到处,波的一声响,将那野鸡打了下来,五色羽毛四散飞舞。五人齐声大笑。史镖头道:“:p镖头这一鞭,别说野鸡,便大兀鹰也打下来了!”
五人在林中追逐鸟兽,史、郑两名镖头和趟子手白:二、陈七凑少镖头的兴,总是将猎物赶到他身前,自己纵有良机,也不下手。打了两个多时辰,林子之又射了两只兔子、两只雉鸡,只是没打到野猪和獐子之类的大兽,兴犹未足,说道:“咱们到前边山里再找找去。”
史镖头心想:“这一进山,非到天色全黑不可,咱们回去可又得听夫人的埋怨。”便道:“天快晚了,山里尖石多,莫要伤了白马的蹄子,赶明儿咱们起个早,再去打大野猪。”这匹大宛名驹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阳重价觅来,两年前他十七岁生日时送他的。
果然一听说怕伤马蹄,林平之便拍了拍马头,道:“我这小雪龙聪明得紧,决不会踏到尖石,不过你们这四匹马却怕不行。好,大伙儿都回去吧,可别摔破了陈七的屁股。”
五人大笑声中,兜转马头。林平之纵马疾驰,却不沿原路回去,转而向北,疾驰一阵,这才尽兴,勒马缓缓而行。只见前面路旁挑出一个酒招子。郑镖头道:“少镖头,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新鲜兔肉、野鸡肉,正好炒了下酒。”林平之笑道:“你跟我出来打猎是假,喝酒才要紧。若不请你喝个够,明儿便懒洋洋的不肯跟我出来了。”一勒马,飘身下了马背,缓步走向酒肆。
若在往日,店主人老蔡早已抢出来接他手中马缰:“少镖头今儿打了这么多野味啊,当真箭法如神,当世少有!”这么奉承一番。但此刻来到店前,酒店中却静悄悄的,只见酒炉旁有个青衣少女,头束双鬟,插着两支荆钗,正在料理酒水,脸儿向里,也不转过身来。郑镖头叫道:“老蔡呢,怎么不出来牵马?”白二、陈七拉开长凳,挥衣袖拂去灰尘,请林平之坐了。史郑二位镖头在下首相陪,两个趟子手另坐一桌。
内堂里咳嗽声响,走出一个白发老人,说道:“客官请坐,喝酒么?”说的是北方口音。郑镖头道:“不喝酒,难道还喝茶?先打三斤竹叶青上来。老蔡哪里去啦?怎么,这酒店换了老板么?”那老人道:“是,是,宛儿,打三斤竹叶青。不瞒众位客官说,小老儿姓萨,原是本地人氏,自幼在外做生意,儿子媳妇都死了,心想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才带了孙女儿回故乡来。哪知离家四十多年,家乡的亲戚朋友全不在了。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不想干了,三十两银子卖了给小老儿。唉,总算回到故乡啦,听着人人说家乡话,心里就说不出的受用,惭愧得紧,小老儿自己可都不会说啦。”
那青衣少女低头托着一只木盘,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了杯筷,将三壶酒放在桌上,又低着头走了开去,始终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
林平之见这少女身形婀娜,肤色却黑黝黝的甚是粗糙,脸上似有不少痘瘢,容貌甚丑,想是她初做这卖酒勾当,举止生硬,当下也不在意。
史镖头拿了一只野鸡、一只黄兔,交给萨老头道:“洗剥干净了,去炒两大盆。”萨老头道:“是,是!爷们要下酒,先用些牛肉、蚕豆、花生。”宛儿也不等爷爷吩咐,便将牛肉、蚕豆之类端上桌来。郑镖头道:“这位林公子,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少年英雄,行侠仗义,挥金如土。你这两盘菜倘若炒得合了他少镖头的胃口,你那三十两银子的本钱,不用一两个月便赚回来啦。”萨老头道:“是,是!多谢,多谢!”提了野鸡、黄兔去了。
郑镖头在林平之、史镖头和自己的杯中斟了酒,端起酒杯,仰脖子一口喝干,伸舌头舐了舐嘴唇,说道:“酒店换了主儿,酒味倒没变。”又斟了一。杯酒,正待再喝,忽听得马蹄声响,两乘马自北边官道上奔来。
两匹马来得好快,倏忽间到了酒店外,只听一人道:“这里有酒店,喝两碗去!”史镖头听话声是川西人氏,转头张去,见两个汉子身穿青布长袍,将坐骑系在店前的大榕树下,走进店来,向林平之等晃了一眼,便即大刺刺地坐下。
这两人头上都缠了白布,一身青袍,似是斯文打扮,却光着两条腿,脚下赤足,穿着无耳麻鞋。史镖头知道川人大都如此装束,头上所缠白布,乃当年诸葛亮逝世,川人为他戴孝,武侯遗爱甚深,是以千年之下,白布仍不去首。林平之却不免希奇,心想:“这两人文不文、武不武的,模样儿可透着古怪。”
只听那年轻汉子叫道:“拿酒来!格老子福建的山真多,硬是把马也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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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有些小说写动物、神仙、鬼怪、妖魔,但也把他们当做人来写。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地表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分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记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想象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象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不少批评家认定,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除此之外,全应否定。这等于是说:少林派武功好得很,除此之外,什么武当派、崆峒派、太极拳、八卦掌、弹腿、白鹤派、空手道、跆拳道、柔道、西洋拳、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我们主张多元主义,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爱好广东菜的人,不必主张禁止京菜、川菜、鲁菜、徽菜、湘菜、维扬菜、杭州菜等等派别,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也。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分,也不必一笔抹杀。什么东西都恰如其分,也就是了。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资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版”的版权合同到二○○一年年底期满,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主因是地区邻近,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
翻版本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除冯其庸、严家炎、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我深为拜嘉之外,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好在现已停止出版,纠纷已告结束。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连天”不能对“神侠”,“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人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中国内地、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音乐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但可以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蔑视作者和读者。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划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分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二○○二年四月 于香港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蔡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
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屠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竞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
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地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
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