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但他也绝不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没有污点的人；关羽并不一定像《三国演义》上说的那样，是一个很讲义气和道德高尚、不好女色的标准好汉；华佗虽然艺术绝顶神通，只是为人实在不怎么地，竟然企图用病人的病来要挟，以此实现自己走上仕途的愿望；司马相如追求文君之事，除却钱财之外还有多少真正的爱情成分在内，是大可以质疑一番的；……翻开《严肃的不正经(历史的给力读法)》一书，借汗青犀利的双眼，拨开团团迷雾，还原历史真相。

本书是由汗青编写的《严肃的不正经(历史的给力读法)》。《严肃的不正经(历史的给力读法)》的内容提要如下：

真实的历史，总是隐藏在各种各样被拆开裁减过的文字以及出土的残简碎片里，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是，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去揭示历史的真实：

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对蜀汉皇朝的忠诚令人感叹，然而作为一个周旋于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权臣，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特定的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他绝不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没有污点的人。

关羽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上说的那样，是一个很讲义气和道德高尚、不好女色的标准好汉呢？我看不一定，不但难说得很，还很可能是个大大背离我们一贯印象的角色，我们来看看史书上是怎么说的。

中国传统房事理论认为性爱会导致身虚体弱，所以魏晋名士在使用壮阳春药追求着更强烈的性快感的同时，又试图避免体虚，想达到既可以尽情房事又能养生长寿的目的。而魏晋名士由服药导致的不卫生习惯引发的寄生虫祸害，以及因为服药而不得不穿成宽袍大袖的仪表，居然都成了后世美谈和追崇的风范，这也恐怕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

上篇——魏晋三国夜谭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3

关羽是否好色及其叛曹归刘的原因／32

关羽世系以及其子平、索略考／42

狼子野心、残暴少谋、虚负勇名的“锦马超”／47

无良神医——华佗／56

飞将军中原绝舞——能文善武的悲剧豪雄吕布／62

赵云不是五虎将／85

千古罪人——惊才绝艳的周公瑾／92

论诸葛孔明、魏文长子午谷之谋及魏文长之死／96

导致天下三分的罪魁祸首——贾诩／102

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107

武林高手曹丕及武术杂谈／126

三国时期的武侠谋士——虞翻／137

三国中的刘岱到底有几个／143

从诸葛氏一门把掌魏、蜀、吴三国的军政大权说起／147

诸葛亮没有杀马谡／15l

下篇——明史人物品藻

魏晋风度及药石与春药及性之关系／159

数点梅花亡国泪／176

冲冠一怒为红颜／203

司马相如的清高／215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行为及学术思想之影响及其他／221

华夏文学中兴的奠基者——汉灵帝／256

辛稼轩《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词中的几个典故／260

中国第一丞相／267

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提出在他离开成都后，要后主“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的人选，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荆楚集团的骨干，东州和益州人士一个也没出现。尤其是李严，作为和诸葛亮并列、“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上未能有一点说话的机会，在诸葛亮不在的情况下，理应是由他来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诸葛亮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朝中主持工作人选的表章中，连提都没提他，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不正常的。而诸葛亮所谓的“亲贤臣”，要刘禅亲信的郭攸之、费神、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李严、费观、何宗、王谋⑥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诸葛亮这样做绝非是偶然的。

在诸葛亮的内心，他是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的，一直以为蜀汉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同时相信他也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和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是利用李严来制衡他。因此为了保证他对蜀汉政权的操控性，他是绝不会允许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来进入权力中心和掌握军事实权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严进入成都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外，在开始北伐前又进一步地发动了削弱李严权力的实质性行动。

在前面我说过，诸葛亮在北伐前并没有在军事上大展身手的机会，始终是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现他的才华，刚刚结束的南征，由于对手是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也并不能给他带来太多军事上的声誉。而在他发动北伐后，魏国“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的反应，也说明了曹魏根本没有将他作为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来考虑。因此诸葛亮发动北伐，固然有蜀汉政权在战略上的需要，但在面对李严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有很强能力、两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对手，以及朝中另一批对他并不心悦诚服的政治势力时，还有着其个人在政治上的强烈需要。

诸葛亮在发动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了要李严带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成为由诸葛亮统帅的北伐军中的一支，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那么他这个被刘备定为“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将就此彻彻底底地葬送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地位和实力，李严很清楚此事的后果，于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诸葛亮的要求。而诸葛亮在对此事的处理上，就相对显得比较无力。因为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和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的理由。

而富有政治经验的李严这个时候不但拒绝了诸葛亮这一要求，还借机发起了反击。他乘势提出将蜀汉东线的巴郡、巴东、巴西、江阳、涪陵等五郡组成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

早在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就已经“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此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作为仅次于诸葛亮的尚书令，又是两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严，却只被授了一个光禄勋的虚衔，并被弃于远离权力中心成都的江州，这样实际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像北伐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他这个被刘备遗命“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说话和发表意见的份儿。因此他以这样的举动明确表示了不满，并提出在政治上享受与诸葛亮“领益州牧”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为巴州刺史。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设置巴州并由李严任刺史，那等于将整个蜀汉东部都划进了李严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尚书令的李严，就可以与诸葛亮这个丞相兼益州牧在各个方面都平起平坐了。他的这一要求，按照他当时的身份和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应该说是正当的、并不过分的。只不过作为诸葛亮而言，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但此时他却又拿李严毫无办法，因此不得不将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暂不再提起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往汉中的事情。

李严第一次发出的对他被压制的抗议，使得蜀汉政权两个托孤大臣之间首次冒出了公开的、不和谐的声音，这也使诸葛亮进一步意识到他在蜀汉政权里的地位是受到威胁的，东州、益州集团的势力不可小觑。因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现出来那些耐人寻味的举动，以及对刘禅所说的如“郭攸之、费袜、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些话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表现出当时蜀汉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激烈起来。

建兴六年(228)春，这场由诸葛亮筹划已久的北伐终于开始，然而由于诸葛亮亲点的先锋马谡严重缺乏实战经验，所统帅的数路大军被“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的曹魏五大名将之一的张邰，轻易于街亭一带先后击败，导致蜀汉政权的首次北伐不但整个无功而返，而且还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作为被诸葛亮亲自提拔为先锋大将的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牵连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的叔父)，他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此后优游无事达二十年之久(关于此事见拙作《诸葛亮没有杀马谡》一文)。可以这样说，首次北伐失利使荆楚集团和诸葛亮都开始面临刘备死后的最严重的打击和考验，而这次危机的源头，完全是源自于诸葛亮的刚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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