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无与伦比之作，一部对虚构说“不！”的作品，展示了格瓦拉这位革命领袖的生平和成为一位伟大神化人物的过程。本书从格瓦拉在阿根廷的童年讲到他在美洲的数次旅行，从他同劳尔·卡斯特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友谊讲到他在马埃斯特拉山的战斗，再从他到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讲到他被杀害，以及作者因披露格瓦拉被谋杀这一事实而至今被迫流亡巴西的全过程。

死亡真相首次披露，许多照片首次发表，展示一个真实的切·格瓦拉，遍访格瓦拉的同志和战友，查阅玻利维亚军方机密文件，作者是战争的亲历者和切之死的见证人。

他出生于阿根廷一个自由、民主的家庭，他是一个医生。他原本信奉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然而，美国对危地马拉革命的武装干涉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激进分子。这也是一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故事。它探索了一个革命者的心路历程。

本书试图挖掘真理的本质，挖掘故事的本质。主人公背负着死亡的命运，生活在重重危险之中。这虽说是一个悲剧，但也充满了歌声和笑声。它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拉丁美洲画卷，追踪了游击队员的真实生活，诠释了英雄主义的含义，也揭示了狂热的政治欲望所带来的血的代价。

序言

作者说明

从埃内斯托到切

切与其哮喘病

玻利维亚、秘鲁和危地马拉

墨西哥之旅

格拉玛号

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

为祖国而战，虽死犹生

切·格瓦拉司令

切与卡瓦尼亚

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切的神秘失踪

他是哪国人？何时、何处、如何行动？

尼安卡瓦苏

初战

偶然与背叛

巴多德尔耶索伏击战

丘罗之战

失败的原因

最后时刻

谎言中的事实

切的面模和双手

切，神化人物

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于1928年6月出生。实际上他是早一个多月，即1928年5月14日来到这个世界的。事情是这样的，切的母亲塞莱利亚·德拉塞尔纳同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结婚时，已经身怀有孕30天。鉴于当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陈腐保守之风盛行，双方彼此相约，决定弃城出走。他们先是躲藏在帕拉纳河附近的溪流小川之间，后来又避难于罗萨里奥。他们膝下有五个子女，长子埃内斯托就是在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情况下于罗萨里奥出生的。8岁

西班牙内战对埃内斯托的少年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问卡洛斯·费雷尔(他的爱称是“卡利卡”)：

“当时切同西班牙共和军流亡者有哪些联系？”

“当时有一家流亡者成了我们大家的朋友，就是胡安·冈萨雷斯·阿吉拉尔大夫家，他曾在共和国卫生部担任重要职务。”

“他家里都有哪些成员？”

“他和他的孩子们：帕科、胡安和佩贝。他们都成了我们的朋友……”

“你们同他们一起谈论西班牙内战情况吗？”

“当然啦！他们不停地给我们讲述那场战争的趣闻和实况，我们听得着迷。”

“埃内斯托那时几岁？他是怎样参与这种活动的，或者说他是怎样将有关战争的议论付诸行动的？”

“埃内斯托那时有9岁或10岁。然而，有关那场如此远同时又如此近的战争的故事使他眼花缭乱。他找到一张西班牙地图，根据他从无线电广播或流亡者那里得来的消息，用小旗标明共和军的推进路线。”

“据说当时你们常扮演共和派及佛朗哥派做游戏。您能给我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吗？”

“埃内斯托从小就迷恋军事。他心思不在军队的秩序和服从方面，而是在战略和指挥方面。他创作了一种游戏，结果成了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就是用泥土、石块或弄到什么就用什么堆垒成掩体，进行战争游戏。我们分成两派，相互投射‘子弹’，就是当地一种树结的果实，呈圆球状，核是奶状液体，外壳坚硬。”

格瓦拉家的亲戚，作家奥拉西奥·洛佩斯·达斯·埃拉斯也有类似的讲述。他在《切之前的格瓦拉的岁月：在阿尔塔格拉西亚、科尔多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年》一书中讲到：

这个家庭的一位近亲，卡门·德拉塞尔纳的丈夫，记者卡耶塔诺·科尔多瓦·伊图乌鲁，作为《批评日报》的记者被派去参加西班牙内战。卡门是埃内斯托的母亲最信赖的姐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费尔南多和卡门西塔，她需要找一家人做伴。

内战开始时，小埃内斯托8岁；结束时，11岁。三年内战期间，他亲耳聆听了关于国际政治的热烈谈话，一般都是些像他这样的小孩不爱听的话题。

格瓦拉家对共和事业的同情不仅表现在家庭语言上，给家里的吉祥物取名内格里塔，纪念胡安·内格林这位共和军将军，或者表现在对流亡者的热情接待上，他们还为共和军流亡者募集资金和食物。他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就是一个援助组织的推动者。

小埃内斯托一定是想继续了解更多关于那场可怕战争的情况。除了其他书，他一定会读他的姨夫科尔多瓦·伊图乌鲁写的《人民领导下的西班牙》。(洛佩斯·达斯·埃拉斯，61)

他的母亲在未来的切成长过程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卡利卡·费雷尔回忆：

有一天，父亲埃内斯托也许觉得，趁着我在场，他可以有一个临时同盟，于是，对塞莱利亚说：  “你瞧瞧，这个放纵的小东西干的事。我们不留神他就不见了，不知道他会捅出什么娄子。这都是因为你那样教育他的结果。”

“你到底想怎样教育他？是在温室里吗？小心，别出去，别干这个，别做那个……不……我一定要他像普通小孩那样生活。”

他每天带到家里吃饭或睡觉的朋友都是矿工的儿子，全是工人的或饭店职员的儿子。所有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人，他都敞开双臂欢迎。

所有这些小孩们已经知道，在比利亚尼迪亚他们会受到非常安逸的接待。在格瓦拉家，总是有地方玩，有东西吃。如果客人带着一位新朋友来，这位朋友会受到欢迎。

“我们大约十个小孩在玩耍。”胡安奇洛描绘道。“下午近5点的时候，妈妈叫他们喝牛奶。”

“快，快，叫你们呢。”我们对他们说。

“不，不！”埃内斯托总说，“我们都去喝牛奶！”

如果我们十个小孩在玩耍，我们就十个小孩去喝牛奶。这个家里不在意是穷人或是富人，是黑人或是白人。(洛佩斯·达斯·埃拉斯，63)

卡利卡·费雷尔在((从埃内斯托到切))一书中证实格瓦拉全家同穷人的紧密关系。让我们看看她的叙述：

埃内斯托和家里其他人一样，既同阿尔塔格拉西亚最体面的阶层交往，也有很多几乎不识字的朋友。这些小孩在谢拉饭店的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家庭寒微，都是看管闲置房舍的佃户们的儿子。我们常和他们一起到山里远足。

11岁

在这小小年纪，他已经萌生打抱不平和运用武力捍卫自己权益的意识。

1939年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例子。当时大西洋对岸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他和弟弟一起求得父亲同意，去一个地主的庄园收葡萄，挣些钱。2月学校在放暑假。母亲已经允许，所以父亲埃内斯托也就同意了。他在一个场合曾说：“我总认为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们提供变成男子汉的机会。”

完全出乎预料，四天后，两个采葡萄的人回来了。小埃内斯托哮喘发作，同时把庄园主的情况告诉了父亲：

“是一个狗屎般的高乔人！我感觉到哮喘要发作，就告诉他我不能继续干了，请他把该付的工钱付给我们，因为我们得回家。他只付给我们一半。他的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而且据说这不是第一次。你和我们一起去揍瘪他。”

15岁

1934年，埃内斯托已经涉猎历史和经济方面的书籍。他推崇像马克思和列宁这样的作者。这时他的朋友阿尔韦托·格拉纳多和参加抗议游行的其他同学一起被关进了监狱。他们的游行是抗议警察对大学的干预和对大学校舍的侵占。埃内斯托和阿尔韦托的弟弟托马斯·格拉纳多去监狱探视关在监狱里的阿尔韦托，而阿尔韦托则要求他们：同其他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要求立刻恢复他和同他一起被捕的同学们的自由。让我们看看阿尔韦托·格拉纳多本人在他的《同切环游南美》一书中是如何回忆这一时刻的：

我必须承认，切驳回我的请求使我感到惊讶：

“算了吧，伙计！走上街头白白吃警察的棍子，让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吗？不，亲爱的朋友。除非给我一把‘Bufoso’(左轮手枪)，否则我是不会走上街头的。”

我的心凉了。他当时以瞧不起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你别傻，我不会在这等事上浪费时间。他当时看我的那种神情我还记忆犹新。(格拉纳多，56)

就是在这时候，埃内斯托开始发现，要推翻一个制度只有通过使用武力才有可能。  他11岁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且从一开始他就以极大的兴趣关注局势的发展。战争期间，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张地图，用彩色大头针标明欧洲战场新的复杂局势。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就是那样做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家里订阅的一份名叫《自由法国》的杂志上刊载的战争照片和报道，温贝托·帕拉西奥回忆说。(洛佩斯·达斯·埃拉斯，81)

他父亲报名参加一个反法西斯团体：阿根廷行动队。儿子随其步伐走，报名参加阿根廷行动青年团(格瓦拉·林奇，《我的儿子切》，269)，一个准备应对希特勒意外胜利的团体。

“二战”期间，他不但重新在地图上追踪世界大战的局势，而且又和他的朋友们玩模仿战斗的游戏。

埃内斯托的一位少年朋友恩里克·马丁向奥拉西奥·洛佩斯·达斯·埃拉斯讲述：

从电影上看到战争场面后，我们挖两条战壕做战争游戏。每个战壕前面，我们都堆两个土包，而且用铁丝网状门把战壕盖起来。好像真的防空掩体。然后我们分成两派，用我们叫柚子的实心果相互“轰炸”。一边是埃内斯托、蒂基·比多萨和罗伯托，另一边是阿列尔、我弟弟莱昂纳多和内格里托·帕拉西奥。年纪小的给他们供给弹药。有一场战斗持续很长时间，直到一颗柚子打中了埃内斯托一只眼睛才结束，他当时头露出了战壕。我都要笑死了，可后来发现那只眼睛红了。(洛佩斯·达斯·埃拉斯，83)

P3-10

这是一部绝妙之作。作者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斯·阿尔塞是多年居住在巴西的玻利维亚人，医生兼记者。切·格瓦拉是在巴列格兰德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操纵的玻利维亚军方枪杀的。作者近距离目睹了格瓦拉被枪杀后不久的尸体，本书表达了他的观点。

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斯·阿尔塞进行了长时间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走访了无数人士，他们同切·格瓦拉的英雄业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外，作者还在书中收录了极其珍贵的照片，特别是切在死亡后尸体停放在拉伊格拉小学里的照片，照片展示的情景令人怵目惊心。这使本书从内容上得到极大丰富，成为完美之作。照片上，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斯-阿尔塞医生就在这位阿根廷籍古巴英雄的尸体后面。是他好不容易才说服军人们将被他们杀死的这个大人物的尸体从一个教室里移出来的，因为这样，就算缺少闪光灯，本书的作者也可以在阳光下和切一起被拍摄下来。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39岁就走完了游击战的英勇路程。迄今已经40年过去了。然而，他是“复活者”，作为具有绝对自由的乌托邦社会共同理想的人的典范依然活着。让·保尔·萨特是在古巴(当时他在西蒙娜·波伏瓦的陪同下)认识的切，称切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就是今天，把他视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楷模的仍大有人在。

时代发生了变化。桑地诺革命失败了。萨尔瓦多游击战已经寿终正寝。哥伦比亚的游击战处境窘迫，为生存而开展的活动很受争议，如绑架无辜平民，他们最初的目标已经全然不见。拉丁美洲的军人独裁统治时代已经结束，专制主义日益不得人心。在我们这个大陆，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

如果说今天时局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有适合武装斗争的地方，然而切·格瓦拉所体现的理想却并没有因此而过时。全球殖民化进程使得已经不平等的世界更加不平等。仅仅4个美国公民所拥有的财富比42个国家、6亿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在拉丁美洲，每年有40万不满5岁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在巴西，占人口10%的富人占有全国47%的财富，也就是说，10%的穷人所拥有的几乎不到全国财富的0.17%。

世界需要解放，拉丁美洲需要解放。不然，我们大家将会走向野蛮。切的模范形象为那些仍然相信希望就是力量的人提供勇气。世界可以改变，世界应该改变。“新世界会出现的。”就像预言家以赛亚2600年前预言的那样，公正成为和平之母之日即新旧世界的界定之日。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前进，编织具有共同利害的全球化关系。

“拿起武器”并非切的榜样作用的精髓，不是切的遗产的精华所在。就像本书所阐明的那样，切的遗产的精华在于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对智利矿工们的爱心和奉献，他对秘鲁和危地马拉疯人院病人的爱心和奉献，他对墨西哥农民、对马埃斯特拉山区农民的爱心和奉献……总之，在切的生命中具有突出的福音精神，为了他人得到完美的生活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

布莱希特常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国家。然而如果人民把英雄只是当做装饰门面的摆设，我们说需要这样人民的国家则是更加不幸的国家。正是在这空洞的标准和自由的视界里，我们的眼睛仍然被柏林墙倒塌所扬起的尘埃所蒙蔽。正如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斯‘阿尔塞医生所做的那样，让切复活是一项正义与和平的希望工程，它使我们相信，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只要像切·格瓦拉说的那样充满“强烈的爱心”。

弗雷·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