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两节所说，我们知道荀子在先秦学术思想中，居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可是荀子在秦、汉以后历史上所享有的声誉，与他的成就显然未能相符。许多思想家受他的影响，并不断转述他的观念，因迫于正统的偏见和压力，连他的名讳也不敢提。荀子不幸的遭遇，大抵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他主张性恶，且竭力抨击孟子，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说。嗣后两千多年，几无一人能善解性恶学说，仅是从文字表面，就认定它与孟子相反对，而孟子却又一直受到尊崇，宋以后更被奉之为亚圣，无形中对了解荀子就形成更大的阻力。
第二，是由于荀子与法家有相当的关联，尤其是弟子李斯助秦为虐的行径，照中国传统对师生关系的看法，老师对学生的行为，至少要负相当大的道义责任，因此荀子很难被谅解，在反秦的悠久传统里，他几乎成了一个忌讳的人物。
这种被弃置的情势，一直维持到清末，当西方新思潮侵入，原来的正统思想逐渐遭到无情的攻击，在这个新时代机缘下，一些向来遭受苛评或被忽视的思想家，都相继被提倡新文化的人士，重新提了出来，予以再认识再评价，最著名的例子，除荀子之外，如墨子、韩非子、王充、李觏、李贽等。其中研究或讨论最多的是墨子，《墨子》里墨经部分，至今仍然被不断发掘和整理中，一个衰亡了将近两千多年的古老学派，竟又起死回生，成为中国当代的“显学”，这一现象，除了墨学本身的价值之外，无疑的，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活动一个主要的动向。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荀子虽不及墨子走运，但他在较为缓慢的过程中，却有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趋势，近二十多年来，不但研究的量大幅增加，质也相当地提高，已由广泛的讨论，进入专题的采讨，早期研究荀子的学者，喜欢用西方人的观念傅会比附。如今已进入对荀学本身价值的发掘。儒家传统里的思想家，被当代学者写成专著的，荀子是较多者之一。有些学者，即使不专门研究荀子，也都喜欢写篇文章表扬一番。
依照我们的了解，荀学能在当代复兴起来，至少有下列几个原因：
1.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遭到责难和攻击最多的，就是正统的儒家。因为当时新兴的知识分子多反对袁世凯，袁氏的政权恰又利用孔教做护身符，遂使儒家首当其冲。不过客观的了解，以当时强烈的西化倾向，即使没有孔教运动和袁世凯的利用，儒家仍然逃不掉新知识领袖们的批评。他们当时提倡科学、民主，而把中国不能产生科学(近代的)与民主的责任，归咎于儒家。在民主这一点上，不但攻击孔子，也波及到荀子，吴虞就曾写《读荀子书后》一文发表于《新青年》(3卷1号)。文中指责荀学与共和相悖的有三点：(1)荀子的礼三本说，被认为是“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2)荀子尊君思想，被认为是“倡持宠固位，以顺为正，终身不厌之术”。(3)愚民政策。
在民初反孔气氛的高涨下，荀子虽在民主这方面遭到非议，却在提倡科学中获得在现代中国复兴的契机。自胡适、梁启超、章太炎以来，提到荀学，都喜欢讲他的科学思想(“天论”)、逻辑思想(“正名”)以及他的心理学(“解蔽”)。
2.在传统时代，正统被视为评断思想价值的主要标准之一，不合正统的，往往就视为异端，一种思想，一旦被视为异端，不但遭到排斥，也可能因此被湮没。新文化运动时，正统观念被打倒了，过去被正统派当作异端的，在这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有机会被重新提出来，经过一番新的解释，逐渐恢复了他们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因而扩大了思想史的视野。荀子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被提出重估，终于使学术界公认了他的价值。
3.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兴起一阵趋新的风气，这种风气，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达于高峰。知识分子一面吸取西方的新知识，同时也用新的标准去评价旧的传统。于是旧传统里一些接近新标准的思想，就特别受到重视。嗣后在西方受哲学教育的年轻学者络续回国，根据他们的知识背景，很自然地会去利用墨辩和《荀子》“正名”这类的材料，作为沟通中西思想的桥梁。老一辈讲荀子的，有几位就是钻研西方逻辑的学者。
4.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荀学能于当代复兴，它思想本身代表一个复杂而不凌乱，严整而不枯燥的系统，它的理论对具有西方知识训练的学者有吸引力，实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先秦诸子，代表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代表性哲学家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现代初步做研究的年轻学子，很难由孔、孟下手，因对儒家后来的发展，如没有广博的了解，就很难对《论》、《孟》做系统性的讨论。老子虽只五千言，但代表相当成熟的哲学智慧，企求在学术上有所发展的人，开始的阶段亦并不相宜。墨子研究的人太多，再要有新的诠释并不容易。庄子过分表现他的独特性，研读的人心态如不能相应，根本不能入。荀学是一个有规模且具智性的系统，凡是受过点西方哲学训练的人，都容易和他相应，由于他内容丰富，牵涉面虽广，却不流于空泛，在观念上可说具有百川归海的气势，实是进入古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效门径。数十年来，荀学所以一直被许多学者不厌地加以钻研，其故或在此。
复兴古学的工作不简单，既需要功力，又需要热情，既需要现代表达的训练，又需要对古人有同情的了解。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能持之以恒，现在许多青年，大半只是为读学位而读书，缺乏内在持久的动力，往往稍有收获就停止不进了。何况复兴古学，还只是为了创造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哲学吸取养素，必须等到新文化新哲学建立起来，古学再生的任务才算达成。P52-55
歌德曾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智者在交谈”。陈列在你面前的这部文集，就是当代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以毕生心力和热情，曲折探索和思考的结晶之一，是一部娓娓道来的传统与现代相交响、作者与读者相共鸣的好书。
自从西风东渐以来，社会转型的历史课题即在中国出现。围绕是否需要转型，采取何种路径转型，向哪个方向转型等亟需解决的大问题，相继出现几个思想高峰。一是维新时代的“新旧”之思(围绕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而展开的思考与争论)，一是革命时代的“主义”之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取舍)，一是战后和平年代的“现代化”之思(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个人、社会、国家价值的均衡)。韦政通先生的思想，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来展开的。
先生致思的时代，变革已成为共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不再能激起社会的涟漪；“主义”之争由于半个世纪理与势的竞争也已渐成定局，有略显过时之虞；而在战后和平发展的时机下，如何为海峡两岸的中国缔造一个光明的前途，遂成为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大陆思想界，开始全面讨论现代化的道路，而在此之前约二十年，随着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现代化已经成为讨论热点。韦政通先生便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者之一。韦先生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最主要的兴趣点是在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方面。
韦政通先生作为思想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异数，他的学术思想道路充满坎坷和艰险。
先生出身苏南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时如果按照父亲的愿望，继承家业，依其天资，假以适当环境，或许会成为一个地方上较有实力和影响的企业家。但他不喜欢从商，竟违逆父亲的意愿，只身外出求学镇江、南京、上海，屡经周折，也没有读成一个完整的学历，而后又鬼使神差地跑到台湾去了。完全出乎意料，早期在台湾无依无傍的生活，竟然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少在各自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学者和思想人物，千载难逢地齐聚台岛一隅，为他的学术生命提供了珍贵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劳思光、方东美、陈康、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等学人先后成为他学术生命的浇灌者，一个依靠自学的青年，有此幸运，真可谓生命中的奇遇。
先生在台湾大学旁听方东美先生的“人生哲学”、“印度哲学”课，陈康先生的“希腊哲学史”课，每两周参加一次牟宗三先生在台湾师范学院的“人文友会”，有时因缺车资，必须从火车站步行到台大和师院。“友会”是夜间举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其间生活多次陷入绝境，有时仅赖院中木瓜充饥。依靠王船山精神的激励和陆王学说的提撕，先生度过了早期的艰困岁月。
先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在历经数年跟随牟宗三先生的“信仰之旅”之后，越来越感觉到不满足，遂将自己置于超越师门情感，独自探险‘的挑战途程中。就在此时，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出现在先生的生活世界里。与殷海光先生的交往颇不同于和牟宗三先生的交往，“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认识他(应该说是崇敬他)，不认识自己；在殷先生那里，我认识了我自己”(王赞源《韦政通教授访问录》)。
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先生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做一个学者，是我年轻时的愿望，其他两种角色，绝非当年所敢想象，而是由于不寻常的学思历程，和一些意外的人生机遇塑造而成。”先生的著述，按照这三种角色，可分为学术、思想和社会关怀三部分。具体说，学术部分，专题研究包括“荀子研究”、“朱熹研究”、“董仲舒研究”、“孔子研究”、“毛泽东研究”等，通史撰述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体现学术通俗化的著作包括《中国文化概论》、《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的智慧》等；思想部分，儒家思想批判著作包括《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儒家与现代中国》、“儒家在台湾经验中的角色”的系列文章等，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探索著作包括“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系列论文、《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等，现代伦理道德问题探索著作包括《伦理思想的突破》、“当代伦理诊断与重建”系列论文；社会关怀部分，包括有关知识分子、台湾政治与文化、中国未来的系列论文。“著述等身”，也许可以用来描述先生勤奋笔耕的量，却实在不足以概括先生蔚为大观的学术思想成就和宠博气象，不足以体现他贡献给时人和后世的活生生的智慧。
先生以学术为生命，他的治学，最重客观的精神。先生所献身的学问，是面对活生生的时代问题的学问，他总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历史，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固步自封。
先生以开放的心态，意识到“中国缺乏独立的学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和这个根本缺陷(逻辑、知识论不发达)是密不可分的。这个缺陷不但长期延误了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先生此种说法，一方面点出了我国知识分子仍然难于摆脱的自封心态，同时也可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将儒家当成学问的努力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再度提示。
客观的精神导引开放的心态，开放的心态推助客观的精神。先生借助对近代中国不幸遭遇的客观了解，进而再度达成了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切“同情”。“鸦片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和中国国力的日益衰微，在这种内外交逼的情况下，使用任何外交策略，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在这期间，我们抵御外侮的条件各方面都非、常薄弱，唯一突出的现象，是出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人才稍早有林则徐，然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曾纪泽，他们凭着极有限而又模糊的国际知识，在对交往对手的强度、意向缺乏资讯作为判断依据的情况下，依然要折冲樽俎于列强之间，可谓备极艰辛。”“所谓‘弱国无外交’”，“鸦片战争后，在外交上接受残酷考验的不只是少数人才，而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以当时文化衰落、社会解体、民心涣散的中国，面对强劲无比的西方列强，“不管使用任何外交政策”，都同样避免不了一败涂地的结局(《19世纪中国与西方》)。
古往今来，真正的大学问，总是离不开历史的责任和对现实的关怀，这一点在先生的所有文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先生提倡为知识而知识，不是为了让大家脱离生活实际，只是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独立不屈之品格，意在争取知识本身独立不倚之地位，意在追求热爱真理的新知识传统，而并不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对社会、对民族和对人类的责任。先生研习古代思想文化，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安宁的栖息场所，从而高枕无忧地安睡其中，往而不返。先生不喜空谈玄理，一言一说必求中的，中历史文化之的，中社会生活之的，中人心风俗之的，中国家民族之的，中人类命运之的。其为现代社会和人生立言的目的性随处流溢。
先生将自己的这种责任情怀称作“现实的关怀”，先生对现实的关怀是多角度、多方面的，诸如政治、伦理、教育甚至环境等问题，无不在先生的视野之内，关怀之中。这种关怀充分展现了先生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挚之爱。
除了在学术、思想上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之外，先生还以永不停息的追求、坚持不懈的努力，鼓荡理想，燃烧激情，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不断重新铸造自己，使自己的精神生命不断升级，不断放射出令人艳羡的耀目光辉。也许这才是先生最有感染力和诱惑力的成功。人的一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其所获得的成就，归根到底都是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生命的成功。这种成功无不在价值原则的导引下进行，无时无刻不受理想光辉的指引。点燃起理想的火焰，让它永不熄灭，并按照它的指引前行，生命的潜能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生命的意义就能在最大的限度内展现。先生的成功，就是理想实现的典范，先生就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理想的火焰。
先生的著作，二十多年前开始在大陆出版。这些著作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不少读者意犹未尽，在不清楚联系地址的情况下仍然辗转去信求购先生的其他著作，甚至产生浓厚的研究热情。日益增加的阅读需要，使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上述著作已经显得难以满足。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先生的全集目前尚不具备出版条件的情形下，我们认为在先生的全部文字中精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一套较能反映先生思想各个面向的多卷本文集，也许是一个可解一时之急的办法。我们向先生请示，征得同意，终于有了这套文集的出版。
这部“韦政通文集”，基本的选编思路，是希望在尽量体现先生著作结构的同时，能够照顾到大陆读者希望了解先生的实际需要，所以在选材上，采取“论学”、“论世”、“评人”、“自述”的思路分卷。
《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学”部分，列两个专题：一是“儒学新探与方法革新”，收录先生研究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的几篇文章以及若干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力图反映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和风格，使读者了解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二是“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收录先生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思想创造作品，包括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思想和对新伦理问题的思考。
《人文主义的力量》为“论世”部分，列三个专题：“巨变与传统”专题主要体现先生对时代变迁的体认；“知识分子的责任”专题意图体现先生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呼唤；“迈出五四的幽灵”专题希望呈现先生对知识分子努力方向的理解。
《时代人物各风流》为“论人”部分，重点突出对人格问题的关注。列传统人物“古典人格的光辉”、近代人物“危机时代的探路者”、当代人物“坚毅的魅力”三专题。本着薄古厚今的原则，传统人物只选取了四篇，近代人物收六篇，当代人物收九篇。
《知识人生三大调》为“自述”部分，除了收录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同时收录几篇补充性的文章。为显示伦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虑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拟收入“论学”之卷的几篇关于伦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讲，也作为“我的伦理思想”收录到了这里。本卷最后，附录了一篇概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先生还有许多精彩文字一时尚无法纳入这套文集，这是编者的遗憾，也是编者需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的。
编者
2008年5月
《传统与现代之间--韦政通文集》分为两个专题，一是“儒学新探与方法革新”，收录韦政通先生研究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的几篇文章，以及若干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文章，共10篇。反映了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和风格，展现了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二是“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收录了韦政通先生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思想创造作品，包括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思想，和对新伦理问题的思考，共9篇。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的19篇文章都是从韦政通先生已经在台湾地区出版的专著中截取的章节，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这部“韦政通文集”，以“论学”、“论世”、“评人”、“自述”的思路分卷。
《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学”部分，列两个专题：一是“儒学新探与方法革新”，收录先生研究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的几篇文章以及若干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力图反映韦政通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和风格，使读者了解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二是“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收录先生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思想创造作品，包括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思想和对新伦理问题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