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在语言学中指某一地方的主语或北方话(旧亦指普通话)。本书所说的官话，指有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或社会公共治理问题的言论。

本书选辑的80余篇文稿，除了3篇以外，都是作者这6年撰写并发表的。这些文字既不同于在地区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时的奉命之作，也不同于在县(市)主政时的“公用文章”，而是围绕作者自己感兴趣的时政问题，不拘体裁、格式和篇幅，按自己的想法撰写的。既反映了一些官场和基层的真实情况，也披露了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还比较大胆地阐释了一些与官方话语不尽相同的见解，提出了一些具建设性的意见。

本书是一位具有县委书记经历并在省地领导机关工作多年的副厅级干部撰写的时政研究文集，包括理论文章、调查报告、随笔杂谈等文稿80余篇。

作者根据自身工作经验和大量实证资料，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着重分析了我国地方经济发展、领导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乡村治理等领域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特别是体制性根源，提出了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的建设性意见。

书中大部分文稿，虽然题目与常见的“官样文章”没有多大差别，但例证生动、情感真实、观点独特、文风纯朴，既展现了作者求真务实的精神，也为相关方面的理论政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第一编 问题研讨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应创新思维用好“加减法”

 县委书记要合理借鉴和运用民本思想

 坚持不懈地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谈谈新农村建设的人才问题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进党委换届中的民主

 发展乡村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减少副书记后配套措施必须跟上

 关于常委分工负责制的几点思考

 北方某市民意调查报告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工夫

 咸安改革面面观

 试点村“吃偏饭”的弊端

 关于招商引资工作的观察与思考

 县乡领导班子考核工作探讨

 换届两年回头看

 县市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行无定则

 县委书记“高配”与县政综合改革

 防止干部纵向交流走样变形

第二编 时政杂谈

 关于工作落实问题的几点看法

 “地方官”调动频繁的问题亟待解决

 吃“皇粮”的人不能再增加了

 “驻京办”的泛滥与“跑要现象”的盛行

 达标评比活动需进一步清理

 “以煤代木”的启示

 解决支农资金“路损”的问题要从健全制度入手

 基层民主选举要注重实效性和真实度

 把生态林业建设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仅靠财政手段是难以奏效的

 应该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深度反思

 乡村治理思路应做适当调整

第三编 文稿点评

 对“大部制”的成果预期不能过于乐观

 涉农部门合并并非新举措

 党政关系需要逐步理顺

 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更为紧迫

 改革信访体制势在必行

 领导方式亟待转变

 从党校老师任副市长说起

 以温和平实的态度看待中组部的民意调查

 解决干部挂职中的问题要在优化政治生态上下工夫

 县区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做法值得借鉴

 领导班子“减副”势在必行

 广东省的厅级干部考核办法有新意

 怎样解决“政府公司化”之类的问题

 万元奖领导，究竟该不该？

 对农村环保工作的考评要注重实效

 质疑“用105项指标衡量法治政府”

 百分制测评公务员的作用不会很大

 公务员末位淘汰制很难公正实行

 防止培训流于形式

 强化舆论监督须从多方面入手

 对巡视工作的几点看法

 廉政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口号和言论上

 靠分工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很难奏效

 县纪委扩权扩编的作用不应无限夸大

 有感于官员问责

 云南的“问责风暴”能刮多久？

 也谈县委书记为什么落马

 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

 贪官为什么受骗？

 怎样解决统计数字不准的问题

 驻京办的撤与留

 拆迁方面的舆论不应一面倒

 公开财政预算是一大进步

 我看“仇和式招商”

 靠发文能够制止地方越权减免税吗？

 农村土地纠纷主要发生在集体发包环节

 毫不动摇地坚持农业家庭经营制度

 户籍改革遭遇尴尬的启示

 对农村宅基地放开流转持慎重态度是正确的

 村民自治任重道远

 怎样看待村官选举中的激烈争夺？

 提高村干部待遇的做法有利有弊

 善待乡镇干部

 关于乡镇的未来走向

第四编 网络放言

 怎么看百强县评比取消？

 不能简单地说“以钱养事”错了

 再谈“以钱养事”的问题

 形象工程何时休

 关于乡镇改革趋势的一点议论

 地税局是撤还是留？

 为“不折腾”击节叫好

 从“问题官员”复出说起

1.重视民生，把增加居民收入改善群众生活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不仅限于经济，但经济发展无疑是第一位的、根本性的。特别是在县一级，发展经济的任务更为繁重。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同志在抓经济工作过程中缺乏“民本”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执政为民的轨道。有的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忽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有的片面强调城市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在关系群众生活的社会保障资金远未到位的情况下动用巨资搞休闲广场、高档小区之类的形象工程；有的不重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在文明村镇建设、发展乡村公益事业过程中只向基层压任务，不问资金来源，造成“农村”三滥屡禁不止，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努力。作为县委书记，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确立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绩观，真正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为官之本。领导干部不是圣人，完全不考虑个人政绩和进退荣辱是很难的。但应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重，努力做到躬身为民，求真务实。二是处理好经济总量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把富民放在首位。我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财政困难，在具体项目选择及扶持力度上往往只重视税收，忽略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的增长。我们讲“民本”，就是要明确民为国之本、生为民之本，只有民富，县才能强、国才能兴。三是重视劳动就业，特别是要认真解决四十岁至五十岁下岗职工、城镇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抓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四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尽最大努力办好公益事业。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县乡财政人不敷出，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财政供养人员增加过多，奢靡之风禁止不力的问题。我曾了解过两个县级市财政供养人员的变化，一个市五年增加了4500人；另一个市增加了3700人，这两个市每年增加支出4000万左右，而可用财力只有3亿元上下。如果吃“皇粮”的人少增加一半，每年就可拿出2000多万用于社会保障或兴办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在这类问题上如果视而不见，执政为民从何谈起？

2.发掘民力，精心组织全民创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科学的、与时俱进的民本思想，不应局限在“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邦本”理念上，而应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力军。在发展县域经济过程中，就应从多年形成的“官本经济”的框架中走出来，大力发展“民本经济”。县委书记抓经济，往往出现两方面的偏误：一是习惯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手段，层层落实指标，用高压紧逼的方法上项目，结果往往是欲速不达。二是在不遗余力抓招商引资的同时，忽略了挖掘民众中的发展潜能。这两种偏误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民本经济，也可称之为民营经济；是以激发广大劳动人民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平等竞争为基本发展形式的经济。县委书记抓第一要务，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应该全力以赴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首先，要彻底更新经济发展观。摒弃单纯以姓“公”、姓“私”论是非的思维定式。应该看到，就全国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有个公有经济实现方式问题，民本经济中的某些股份制形式也应视为公有经济。就县域经济来说，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航空、金融等行业比重很小，即使全部成为非公有制经济也无碍大局。所以，作为县(市)委书记，就应毫不动摇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其次，要逐步转变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在传统领导方式中，最常见的一个字是“抓”。“抓”的内涵很丰富，包括宣传发动、组织实施、指挥管理、培育典型、敦促后进、检查评比等等。过去，我们确实“抓”出了不少成果，现在有些工作包括经济工作也不能完全放弃“抓”。但是也应看到，传统的“抓”，弊端很多，官本位、瞎指挥往往都与“抓”的领导方式有关。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些地方学习苏南经验大上乡镇企业，县乡党政领导起早贪黑抓项目，大队人马搞参观，曾一度出现乡镇企业各项指标高于30%，甚至一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但是，有的是虚报数字，有的是基础不牢。三两年就走下坡路了。有的地方搞富民产业，不顾农民意愿，搞千亩联片的烤烟、蔬菜或果树，往往费力不讨好，劳民又伤财。作为县(市)委书记，必须痛下决心，从“官本”理念和领导模式转向“民本”。即：由“官员调动式”向“群众自发式”转变；由“组织指挥式”向“服务激发式”转变，由“全面包揽式”向“有所为、有所不为”转变。有些群众不想干不愿干的事，即使是有利的，也不要勉强推进；有些容易扰民劳民的形式主义检查参观活动，必须刹车叫停。

再次，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上。除了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外，还要在政策环境、舆论环境、执法环境等方面营造良好氛围，以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进发出来，形成全民思进、自主创业的良好局面。

3.维护民权，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民本”思想，就其本来含义来说，和现代“民主”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我们可以把两者融合起来，古为今用。作为县委书记，应自觉清理几千年专制制度及集权体制残余，在各项工作中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权力，推进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

首先，在执政理念上，应从为民做主，为群众排忧解难向实现由民做主，提高民众自我管理、自主创业、自求发展能力转变。现阶段县委书记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履行为民做主、为民解忧的职责。但不应以“父母官”、“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农民拿到卖粮款或落实政策退款时，说很多歌功颂德的话。其实，社会效果不见得很好。党的领导，核心内容是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县委书记应从一点一滴做起，培育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民权意识，让更多的公民掌握法律武器，提升参政热情，养成民主习惯，学会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本领。

其次，要处理好县委同人大、政协的关系，充分发挥人大权力机关和政协民主协商的作用。特别是要真心实意地支持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一府两院”人员任免权、监督权。县(市)委讨论重大问题，首先应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属于公共事务性的问题，形成原则意见后应由人大讨论决定再发布实施。县(市)委讨论过的“一府两院”干部任免意见，人大通不过的，不应责怪，而应认真听取意见，具体分析原因；只要人大的表决有道理，就应尊重支持。

再次，要大力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公开是民主的重要环节，也是党政干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主要途径，必须扎扎实实抓好。党务公开要突出干部工作公开。干部考评要向群众公布，要听取群众意见；干部任职要向社会公示，群众有不同反映经调查确有问题的要及时纠正。政务公开涉及面广，县委书记要推动并监督政府及其各部门把重大建设项目、财政大宗收支、公益事业兴办、财政供养人员录用、各类行政收费等事宜及时全面公开。

第四，要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抓好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和保持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具体操作中有些难题，一些地方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出现了宗族势力抬头或架空党支部的现象。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因此动摇推进这项工作的决心。相反，县委书记应该承担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职责。实践证明，村民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维护农村稳定的治本性措施。P9-11

官话，在语言学中指某一地方的主语或北方话(旧亦指普通话)。本书所说的官话，指有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或社会公共治理问题的言论。

说到官话，人们往往认为其中存在很多假话、大话、套话、空话、废话。虽然不准确(官话中也有大量的实话真话)，但这种看法确实具有比较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

吴思先生所著的《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通过诸多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中国历代王朝的官吏集团，都很擅长舞文弄墨，都极力宣扬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冠冕堂皇的说教，但支配着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却是一套不成文的“潜规则”。显然，那个年代的官话多为骗人的假话。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年代，处于被压迫、被围剿的地位，为了唤起民众，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必然要无情地揭露统治集团的黑暗面，并运用全新的思维和口号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以求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所以，党的“官方”话语，在内容上，不存在粉饰太平的假话，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见解，也经常公开出现。在形式上，无论党的章程、文件，还是领导人撰写的文章、发表的讲话，绝大多数比较简要、直白、生动，且很少有固定的套路。也可以说，作为革命党，在文风上虽然也曾出现过“党八股”倾向，但“假大空”的问题并不突出，也不可能突出。执政以后，这种状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官话中的官僚主义倾向潜滋暗长，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假话、大话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和煦春风，打破了我国理论宣传和大众传播领域的沉闷局面，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逐步恢复，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舆论氛围逐渐形成。官话中的真话、实话和不同见解逐渐多了起来。与社会经济成分及思想观念的多元化相伴，官话逐渐分离为三大表达体系，一个是官方话语，一个是学界话语，再一个是民间话语。三种话语体系既有一致的地方，又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差异。其中，官方话语最规范、最严谨，但呆板空洞的倾向也最为突出，有时也会出现虚假不实现象。不但遭到社会各界的激烈抨击，而且日益引起领导高层的重视。在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张维庆常委痛批目前中国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发出了“讲真话越来越难”的感慨和改变“八股”文风的呼吁。中共中央领导习近平同志则在5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他要求官员切实改进文风，提倡“短、实、新”。

习近平同志讲话发布以来，各地领导纷纷就改造文风问题提出要求，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措施也见诸报端。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江苏省睢宁县开展的“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据报道，从2008年开始，该县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下发6个红头文件，发起对“官话、套话、大话、废话”的讨伐，力图通过端正文风来端正党风政风。2010年，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评比，让老百姓评出该县2009年最好和最坏的会议讲话和会议形态。最后，《我们都要争气》使用大量民间土语，荣获第一名，而各个单位认为不错的会议发言稿《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抓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被评为最差。据说，这些做法已经初见成效。

我们应该为睢宁县的可贵尝试叫好助阵。但是，从评比结果看，该县注重的是语言风格。语言风格固然是文风的重要体现，也折射着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所以，提倡官员们使用形象、通俗、生动的语言，确实很有意义。问题在于，语言风格仅仅是文风的外在表现之一；相对而言，官方话语的诸多不良倾向中，回避矛盾、言不由衷的“虚假”问题，表现更突出、危害更严重、根基更深厚、治理更艰难。几乎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言论中，都可以程度不同地看到这方面的痕迹，有的还相当严重。从一定意义说，长话、空话、套话、废话，都是假话的变种。虚假的文风，与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互为因果，严重损毁着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公信力，动摇着党的执政基础。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对说假话、鼓励讲真话的学习、教育或整顿活动开展了几十次，但这方面的不良风气却一直久盛不衰。所以，我认为，改进文风必须标本兼治，在优化政治生态，深化领导体制改革上下工夫。从个人角度来说，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淡化个人利益的算计，勇于讲真话、说实话。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走进机关，从事文字综合、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十余年。作为秘书班子的成员，基本上是奉命捉刀，很少能把自己的想法写到文稿中。

从1995年开始，我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地位和职责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具备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按自己的意图写字说话的条件；另方面，严格的政治纪律和主政一方的责任，又形成了更多的约束。有些话，不想说的也要说；有些想说的话，却不能随便说。在当“县官”的十年间，我所签发的文件和发表的讲话、文章，尽管大部分内容我是基本赞同的，但是，自己起草的很少，独立思考后指导秘书写作的也不多，所以，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假大空套”的问题。不过，相对而言，我还算是比较愿意说实话和比较敢说真话的。比如，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我一般都要用一定的篇幅分析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在基层调查研究或在一些工作会议上的即兴讲话，我喜欢直来直去，很少打官腔，讲套话；偶尔自己动笔写点东西，则尽量多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参加党代会、人代会或上级组织的座谈会，只要发言，都注意既报喜又报忧，并以报忧为主，尽可能反映一些基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谈一点不同意见。当然，这点儿有限的纯真和率直，与“求真务实”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

2004年，我调到省委机关工作，虽然级别提高了，但压力和责任大大减轻。工作之余，静下心来，看书学习，积累资料，结合多年实践中的感受，形成了对某些热点问题的看法；利用业余时间到各地走走看看，进行了一些相对自由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些东西。在《奋斗》杂志社张吉晔，省委办公厅党刊处张立宪、关惠群和《中国县域经济报》吴永亮等几位朋友的鼓励下，陆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专题研究文章、调查研究报告、时政短评等文字50余篇，在《县域经济论坛》(http://www.xylllt.net)发帖50余篇。本书选辑的80余篇文稿，除了3篇以外，都是这6年撰写并发表的。为保持原文风貌，除个别文字外，没有做内容上的修改或增减。

这些文字和最近出版的拙著《乡村视野》，既不同于在地区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时的奉命之作，也不同于在县(市)主政时的“公用文章”，而是围绕自己感兴趣的时政问题，不拘体裁、格式和篇幅，按自己的想法撰写的。虽然有些篇目仍不能完全脱离官样文章的色彩，但是从总体上说，大部分文字是自己想说的真话和实话。既反映了一些官场和基层的真实情况，也披露了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还比较大胆地阐释了一些与官方话语不尽相同的见解，提出了一些虽不成熟甚至可能错误但仍具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将此书命名为《官话实说》。

本书选辑的文稿，涉及到“三农”工作、基层组织建设、招商引资、环境保护、党内民主、党风廉政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多方面领域。在这些内容不尽相同的议论中，反映出我对时政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比如：

——“文本”设计的东西，在实践中经常变形走样。所以，分析工作现状，不能“接本索骥”，而要以“文本”落实的真实情况和老百姓的感受为依据；某项政策或工作方案的实施，效果不一定像预期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会出现负面效应大于积极成果的情况；各级领导机关应把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现行体制的弊端，如实向公众说清楚，从而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提高治理绩效。关于新农村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常委分工负责制、大部制改革、干部纵向交流等多篇文稿，都反映出我的类似看法。

——工作要求和舆论宣传中的“高调门”，虽然可以一定程度地起到促进思想统一、激发公众热情、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投身于某项工作的积极作用，但在更多情况下，则会助长说假话、说大话和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不良倾向，也使工作不落实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降低调门，应该作为党和国家弘扬求真务实作风，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必须克服把这一具有极强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战略方针无限拔高、随意扩大外延的倾向，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形式主义巳经渗透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各个领域，虽然不断遭到各方挞伐，但却花样翻新、愈演愈烈。一个形象工程，弄不好可能使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个亿的人民血汗打水漂；看似高明的官场花样，老百姓看得明明白白，深恶痛绝；形式主义的蔓延，败坏了党风政风，离间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损毁着政府的公信力。可以说，其危害不亚于买官卖官、贪污受贿之类的腐败行为。所以，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六届三次全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求真务实作风，不能一阵风过去，就逐渐淡化下来，而应该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积多年之经验教训，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思路上，应该改变“不断加强”的定势，努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时下，某项工作，只要是重要的，就要谈“加强”。要“加强”，就要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就要提出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目标口号，就要加大政绩考核力度，有的还要设立新的机构、提高某某群体的待遇、改善某某部门的办公条件，开展大规模培训、思想教育或组织一些评比竞赛、会战参观之类的活动。如此“加强”，虽然会取得一些成果，但要付出很高成本，而且往往带来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之类的“副产品”，很多问题，恰恰是“加强”出来的。所以，要切实转变政治压力型和全面控制型的领导方式，加快政府职能转换步伐，给基层降压减负，从而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治理绩效。

——各项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强的关联度，都必须在综合配套上下工夫，特别是要深入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法制(法治)建设上有所突破。比如，要遏制干部选拔中“拉票风”，仅仅靠思想教育和典型案件的查处是难以奏效的，关键是要建立公开有序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把实际存在的“暗箱”竞争引到“台面”上来。再如，如果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体制不改变，农民当家作主的机制不健全，新农村建设“变形走样”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侵犯农民利益，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关于发展民主的问题，快或慢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提高各种民主措施的真实度和公信力。从我国现实条件看，应尽快推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机关的作用，并在实践中树立法律特别是宪法的绝对权威；应逐步减少政府对村级事务的干预，提高村民自治的质量，并从乡镇全民直接选举开始，经过三到五年的试验，在县级实行“主官”直接选举；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应该在具体制度安排和操作层面上探索出真实有效的路子来。

因为这80余篇文稿内容比较庞杂，所以，本书没有按内容分类编辑，而是按大致的“文体”归拢了四个板块。应该承认，我写的东西“体裁”很不规范，有的既像理论文章，又像时政随笔，所以，分类也不尽适当。更重要的是，我学历较低，读书不多，理论根基比较浅，调查研究也不够系统深入，又斗胆涉足过于宽泛的领域，所以，各种议论中难免存在肤浅、偏颇，甚至是荒谬的观点，文字上也比较粗糙。这样一本书出来，不敢奢望有多少读者光顾，如果巧遇本书并关心时政的朋友能耐心看上几段，吾愿足矣；如果在改进文风、端正党风、深化改革的时代大潮中，本人的管窥之见能引起些许涟漪，更不胜欣慰。

作者

201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