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之所以觉其高,是因了平川、丘陵的帮衬,才显出其高峻巍峨;大海之所以觉其大,是存在江河湖泊的比对,方现出其浩渺气势。缅怀沁县的历史,我们当会想起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所涌现出来的一个个代表人物,同时也会为人民——扶持“红花”的“绿叶”们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感动。那么,是谁创造了辉煌?这些辉煌又各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沁县人,包括那些曾经为沁县、为民族奋斗的外地人,又是一个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不妨去打开那部厚重、沉凝的历史……
王更虎、马留堂编著的《辉煌沁州》主要描述的是沁县历史以来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均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
王更虎、马留堂编著的《辉煌沁州》是一部形象记述沁州历史亮点的通俗史学文本,是一位沁州农民子弟历经数年披阅,黄卷青灯、索隐钩沉、上下求索、晨昏耕耘的心血结晶。首先,它使几千年来蛛网尘封、散佚于泱泱史海的沁州史迹,得以第一次在作者高亢的集结号的召唤下聚拢起来,组成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方阵,高度集中而又形象逼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有机会领略家乡沁州历史星空的浩渺和亮点的纷呈;与此同时,它也第一次使有关沁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走出历史学家的神秘书斋和历史学科的象牙尖塔,走近平民百姓的街头巷尾和底层民众的柴门土炕,同父老乡亲祖祖辈辈口口相沿的民间传说顺利接轨,相互印证,演绎成为一个个沁州人一看便知、一听便懂、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鲜活故事。
《辉煌沁州》紧紧围绕为沁人构筑精神坐标、找回自尊自信的现实主题,本着“详近略远、厚今薄古”的原则述史。重点选择了1937年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奉命“做眼”沁州,使毛泽东关于让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的构想变为现实;1938年朱德总司令在小东岭村召开第二战区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一举取得国共合作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伟大胜利;1946年上党战役中,沁州人民抬担架、送军粮、支前参战,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内战阴谋;1947年,沁州人民掀起“二月二”大参军热潮,三千五百翻身农民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大跃进期间,沁州人民拦断漳河水不出县、开创了以“葡萄式的水库群、蛛网式的灌溉渠、蜂窝式的透河井”为特色的太行水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县人大常委会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使“一府两院”领导干部承诺公示、人大进行会示监督的民主监督模式不断臻于完善等等重大历史事件。将这些轰动全国、令人壮怀激烈的当代史加以重点书写,充分体现了作者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为历史负责的科学精神,读来使人荡气回肠,浑身充满“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壮志。
1.段柳滩上的鱼类化石
1958年清明刚过,距县城之南不足8公里的段柳村河滩上来了一队队青年学生。他们扛锨的扛锨,拿镢的拿镢,尽管一路徒步走到这儿有点累,但一张张红扑扑的脸上依然透着喜悦,带着欢笑。行前,校领导已告诉他们,为配合全县已经掀起的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行动,今天全校师生要来段柳参加治理河滩的劳动,再来一次野外上课。
劳动,对于这些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青少年学生来说,并不是件陌生和讨厌的事情。紧张的课堂教学之余,穿插这么一次课外活动,既能舒展一下筋骨,又能学到书本上没有或者抽象难懂的知识,这本身就符合了他们求知的欲望,何乐而不为?近千号人迅速按班按组,摆布在了长长的河滩上。
段柳,乡政府的所在地。村东数里之外是一道道丘陵,沟壑处流出几条溪水;村西是原先的白晋公路,再往前不远就是自北而下的漳河。段柳村则坐落在中间一块小型的平原上。
许是东南西北皆有河流,古时的段柳曾有过几个名字:一日乱流,显见的是水系纵横、任意流淌之缘故;二日乱柳,一片片沼泽地上,到处都是适宜生长的歪七竖八的柳树,随时可见树林中那飞来啼去的鸟鹊。时间长了,“乱柳啼莺”遂成为沁县当时的八大景之一。“出郭五六里,遥望绿云平。万柳绕长堤,处处闻啼莺。隔溪声相和,绵峦如有情。何当携斗酒,来此林下听。”这首律诗,便是古人对此处绮丽景色的真实写照。直至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废沁州为县,于此地斩柳建房,设置了威胜军,乱柳始更名为段柳,乱柳滩上才呈现出“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的另一番景象。
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就在师生们挥锨舞镢干得正欢、村里派来的几个干部来往指点之际,突然从一处人群里传来一声惊叫:
“同学们!你们看这是啥?”一个男同学站在已经挖了一尺多深的河道里,一只手高高地举着一样东西,满是汗珠的脸上闪现出惊疑的神色。
“什么东西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我看看!”身旁伸过来一只手,一下子将东西抢了过去。
“我看看!”
“我看看!”
一声声呼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顺着空旷的原野传向队伍的两侧。十三四岁至十八九岁的中学生,正是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猎险的青春躁动期,平时偶然遇上鸡斗架、狗撕咬之类场景,尚且能够引起莫大的兴趣,眼下目睹此景,岂能不看个究竟?于是,不少人放下工具,向发声处跑了过来,那些刚人校门几个月的初中小同学,更是跑得比谁都快,唯恐误下一场好戏。待带队领导、老师和几个村干部赶到那儿,事情已经现出了端倪。
这是一块长约4寸、宽约3寸的椭圆形卵石,本身并不显眼,河滩里随处可见。但令人惊异的是,卵石的一面竟现出一条鱼的完整轮廓,椭圆的头、长长的身躯、胸鳍、背鳍、尾鳍以及各部骨骼,纹理清晰可辨,那样子酷似一具经过精心去皮剔肉后留下的鱼的骨骼标本。
“石头还能吃鱼?”一个稚气未脱、个子矮小的小同学凑到跟前看了几眼,禁不住叫了起来。
“石头吃鱼?亏你能想得出来!你是初一的小同学吧。石头要是能吃鱼,还不把它嚼个稀巴烂?”人群中一个稍大点的同学毕竟多学了点知识,虽然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总比那个小同学想得复杂些,立即开口进行驳斥,引起场上一阵哄笑。
“小同学!别害羞。”说话的是高三的一个大哥哥,他一边安慰小同学,一边仔细审视着手上的石头,“你们可能还没有上生物课,自然不会晓得。依我看,这可能是鱼——化——石!郭老师,您说是不是?”
被称为“郭老师”的是此次带队的老师之一,25岁左右,山西定襄人,大学毕业后刚来沁县一年多时间,专教化学,物理方面也懂得不少,此时已被同学们让了进来,站在那个高三同学的身后。他闻言将石头拿了过来,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先是赞赏地看了他的学生一眼,然后带着肯定的口气开了口:
“你说得没错,是鱼化石!”
“老师,鱼还能变成石头?那些大动物、植物什么的,是不是也能变成石头?”话,虽然出自一个同学之口,但所有在场人的眼光都齐刷刷地投向郭老师那儿。
“同学们,不仅鱼能变成今天这样的化石,就连那些大动物、树木之类的植物、水里的浮游生物,都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或者转化为石头,或者转化为我们人类需要的物质。这是一门学科,学问大得很,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你们很快就要上这方面的课,希望大家到时好好听讲!”说到这儿,郭老师将一个村干部唤过来,“咱这儿老早以前有没有过大点的湖泊?”
“有啊!听老辈人讲,俺们这儿很早以前就是个很大的湖,周围是山,鱼鳖虾蟹多着呢!”村干部人年轻,有点文化,眨了眨眼,似乎有点明白,“你是说这块石头与湖泊有关系?” ’
“是的,有水才有鱼,有鱼才能有了这块石头。别看它不起眼,放在专家手里,可就成了件宝贝!”郭老师的话越发勾起了大家的兴趣,石头传递观看的速度更快了。
“嗨!要说这是宝贝,村里人见过的不下十次八次了,有的比这块还要大。老百姓没文化,看了以后都扔掉了。”村干部不知是自豪还是惋惜,边说边摇了摇脑袋。
“你们已经见过不止一次了?这可是研究沁县远古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好东西!”这回是轮到郭老师兴奋与惋惜了,“告诉村里人,以后再发现这种石头,千万不要再扔掉,把它们送到县里有关部门,没准能弄清咱这儿过去的身世。你说呢?”
“行!既然是好东西,咱还能不当回事?县上人咱也认不得几个,以后再要见了这东西,咱就直接送到你们学校,你们想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
石头经过一番手上“旅行”,重新回到了郭老师的手中。
不说休息的休息时间结束了,师生们——沁县中学的师生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劳动位置。
汗珠,一滴滴地掉在地上。
心思,近千号人翻腾着一个共同的心思:
沁县很早很早以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高山围就的湖泊?奔腾呼啸的江河?除了鱼化石,这么大的地底下还埋藏着什么宝贝?
P8-10
欲明大道必先知史
——品读王更虎、马留堂近作《辉煌沁州》有感
王兆林 田禹定
您是沁州人,敢问您知道沁州的历史吗?
这,应该是每一个沁州人的“天问”。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千百年来经由无数人精心构筑的辉煌殿堂。在这座神圣的殿堂里,镌刻着人类的记忆、民族的诗篇,游动着精神的魂灵、先民的歌唱;而无数惊心动魄、引人人胜的故事,风流潇洒、叱咤风云的人物,跌宕起伏、悬念迭出的过程,则足以让人神牵梦绕、流连忘返。历史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来说,是精神的家园、生命的魂魄、不灭的记忆;而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历史越是悠久,其文化的积淀就越是丰厚,其生命力就越是旺盛和顽强。所以,要想征服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最有效的绝招就是消解其历史,迫使其失去记忆,失去精神魂魄,使其成为一个迷失故土、无家可归的浪人,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天大的命题。关于这个命题,我们的祖先早就有过透彻而明晰的阐述。清末民初伟大的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意思就是说,想要灭亡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消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想要毁灭其民族精神的大厦,败坏其伦理纲常道德,必须首先消解其历史;想要断绝其人才资源,取消其母语教化,必须首先消解其历史;想要叫人背叛自己的祖先,也必须消解其历史。后来,另一位思想家章太炎则将其概括为“欲灭其国,先灭其史。”龚自珍则又从正面得出结论:“欲明大道,必先知史。”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博大智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珍视自己历史的伟大民族。国有国史,族有族史,县有县史,家有家史。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民族,几经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之所以没有像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那样亡国灭种,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历史。至高无上的中华魂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由此可见,历史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以及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何等的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历史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管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处于怎样危急存亡的绝境,只要她的历史没有被消解,被中断,她的魂魄就仍然存在;只要她的魂魄还存在,她的崛起和复兴也就指日可待。
一年多来,笔者曾连续三次展读洋洋二十五万言的书稿《辉煌沁州》,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特别是痛切地感悟到:自己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祖先葬于斯、寸步未离于斯、而又年近古稀的标本式的沁州人,对于自己家乡故土的来龙去脉以及她所折射出来的独特的精神特质和人文内涵竟然几近无知,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大有被人猛击一掌、大喝一声的震惊。于是,笔者不顾年老体弱、文牍劳心,毅然接受了该书作者王更虎、马留堂先生的诚恳邀约,为这部沁州人不可多得的通俗史学著作写下一点感悟性的文字,借以找到自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沁州人,心灵得以慰藉、得以安顿的庇护所,也与广大沁州读者共同感受家乡历史文化的启迪和润泽。
《辉煌沁州》是一部形象记述沁州历史亮点的通俗史学文本,是一位沁州农民子弟历经数年披阅,黄卷青灯、索隐钩沉、上下求索、晨昏耕耘的心血结晶。首先,它使几千年来蛛网尘封、散佚于泱泱史海的沁州史迹,得以第一次在作者高亢的集结号的召唤下聚拢起来,组成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方阵,高度集中而又形象逼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有机会领略家乡沁州历史星空的浩渺和亮点的纷呈;与此同时,它也第一次使有关沁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走出历史学家的神秘书斋和历史学科的象牙尖塔,走近平民百姓的街头巷尾和底层民众的柴门土炕,同父老乡亲祖祖辈辈口口相沿的民间传说顺利接轨,相互印证,演绎成为一个个沁州人一看便知、一听便懂、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鲜活故事。
在作者的语境中,我们得以沿着深邃幽远的时空隧道仰望沁州大地浩渺的历史星空。远古、中古、近古直至近代、现代、当代的历史画卷依次徐徐打开。这时候,我们的祖先镌刻或书写在甲骨、摩崖、竹简、丝帛上的那些古奥生涩的卜辞和象形符号,摇身一变,都成了今日百姓的口头白话;史前时代流传下来的、在民间不断演绎诠释臻于完美的神话传说,几经佐证,都成了自圆其说的史话;有史以来,历代史书上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嬗变,也成为今日百姓街谈巷议的民间俚语。被时间蒙在史籍上的神秘面纱被层层剥离开来,被文言蕴含于古籍之中的精彩内涵被充分揭示出来,使我们顿时觉得,原来,一贯令人高深莫测的家乡历史,竟然如此质朴自然、贴近生活;而一贯令人敬而远之的历史人物,又是如此亲切感人、似曾相识。
这是一个典籍文献大众化、通俗化、时代化的过程。千万别小看这个过程,它不啻是一项历史文化民生版的创新工程。在当前开发历史人文资源、开展国情省情县情教育、发展古色红色绿色文化旅游事业和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中,通俗史学的隆重登场,无疑具有普及历史文化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里程碑意义。《人民日报》著文称:要用历史文化“化”大众,必须先使历史文化“大众化”。王更虎先生这样做了。这是他对沁州历史大众化所作出的一大拓荒性贡献,也是《辉煌沁州》一书的第一个特色,亦即它的通俗性。
其二,是它的纪实性。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求真,历来就是史学的生命。没有史学工作者的求真精神,就没有真实的历史呈现;而丧失了真实性的历史,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认为,历史学尽管是经过历史工作者主观加工过的主体化历史,但是却只能对客观历史事实进行有限的评价和选择,而绝不能随意剪裁、戏说和杜撰。因此,史家只有具备了“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史德、史识、史胆和史责,才能写出信史来。为了秉笔直书沁州的历史亮点,王更虎先生翻阅了数以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密切关注每一次在沁的考古发掘工作,走访和请教了诸如王中庆、石波、马留堂、张晓林等一贯致力于沁州史学研究的学者和众多亲闻、亲见、亲历人士,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从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甄别和研究,才开始审慎下笔。
在作者的笔下,紧紧围绕为沁人构筑精神坐标、找回自尊自信的现实主题,本着“详近略远、厚今薄古”的原则述史。重点选择了1937年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奉命“做眼”沁州,使毛泽东关于让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的构想变为现实;1938年朱德总司令在小东岭村召开第二战区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一举取得国共合作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伟大胜利;1946年上党战役中,沁州人民抬担架、送军粮、支前参战,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内战阴谋;1947年,沁州人民掀起“二月二”大参军热潮,三千五百翻身农民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大跃进期间,沁州人民拦断漳河水不出县、开创了以“葡萄式的水库群、蛛网式的灌溉渠、蜂窝式的透河井”为特色的太行水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县人大常委会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使“一府两院”领导干部承诺公示、人大进行会示监督的民主监督模式不断臻于完善等等重大历史事件。将这些轰动全国、令人壮怀激烈的当代史加以重点书写,充分体现了作者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为历史负责的科学精神,读来使人荡气回肠,浑身充满“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壮志。这是该书的第二大特色。
其三,是它的形象性。毫无疑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历史学作为一种“雅学”,由于它的时间古远、卷帙浩繁和文字艰深,历来又是为一般平民百姓所无缘接触且难以阅读的。特别是在分工越来越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今读图时代,除了专业史家外,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阅读那些浩繁的史书的。正是由于以演义性为其特征的通俗史学的诞生,打破了这种僵局,照亮了人文历史的朗朗天空,促进了历史文化的民间化,实现了史学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伟大跨越。所谓“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生有者也”(刘廷玑《在园杂志》卷2)。演义,是通俗史学的范式。它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指导下,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通过铺设情境、设计情节、塑造人物、演绎故事而实现的艺术真实,而绝非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
在我国的历史上,从两宋时代的说书、讲史,到元代的小说、平话,再到明清时代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现,开辟了一条形象化史学教育的道路。农民子弟王更虎先生深知,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最有资格了解自己创造的历史,也最有能力解读蕴含其中的深刻内涵。当然,他们学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为了从创造历史的先辈们那里,汲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精神营养,获取为人处世、知人论事、做人做事的道德智慧。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故事情节,是故事发展的生动过程、曲折悬念和最后结局。至此,我国的史学体裁,除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传记体之外,又开创了演义体。这就说明,历史文化的“大众化”是众望所归,是必然趋势。历史文化的“大众化”,不应该是呆板化、说教化,而应该是生动化、形象化。
于是,在作者的笔下,沁州大地上人类史前地老天荒、海陆变迁的神奇场景得以复活,蛮荒时代沁州先人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生活状态得以再现,人类社会诸侯纷争、武力兼并的刀光剑影得以重演,社会形态曲折演进、走向文明的历史轨迹得以重现。于是,段柳河滩的鱼类化石,大南岭上的恐龙遗骸,北城出土的剑齿象,古城出土的石斧和陶甑,等等,都在演绎着沁州大地上曾经一度的辉煌,都在诉说着沁州大地的悠久历史和沁州先民的无穷智慧。登上册村万人垴,耳闻一片喊杀声,赵奢将军的兵事便历历在目;站在巍巍羊头山,眼前一片好庄稼,炎帝得嘉禾而开启农耕文明的故事便一幕幕浮现脑际。羊头山巨黍定黄种,沁州小米荣登国家标准榜;古城晋国铜辊宫占地数里,昭示沁州版图的要冲地位;南涅水石刻栩栩传神,演绎着沁州大地佛教文化的盛景……淹没在沁州大地上的每一段历史,都被演义为有情有景、有因有果的故事;活跃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演义为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英雄。王更虎先生这样做了。这是他对沁州历史文化大众化所作的又一大贡献,也是《辉煌沁州》的第三个特色。
其四,是它的人民性。人,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以人为本,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宗旨。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沁州几千年的文明史,尽管经历过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变,但都离不开沁州人的亲自参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论是哪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不论他们代表着哪个政治集团和哪家哪派的政治诉求,都会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因此,只有对历史人物进行甄别性研究,才能揭示历史的真貌,从而更好地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对于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褒贬,都必须遵循三条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为推动社会历史进程做出了创新性建树;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基本原则。
沁州人是_个勤劳勇敢、聪明睿智而又深明大义的群体,沁州“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命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王更虎先生笔下的沁州历史人物,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时代英雄。在这幅历史人物的长廊中,我们为首开沁州政区、受到孔子赞扬的羊舌氏三贤的懿德嘉行而倾倒,为客居沁州六世、教出隋唐八大国公的大教育家王通而喝彩,为出自沁州的明末直臣廉吏张鹏、霍守典的浩然正气而动容。,为走出沁州辅佐康熙迎来“康乾盛世”的一代名相吴碘而骄傲。在王更虎先生的笔触导引下,我们结识了走出铜辊宫的第一位草根皇帝高欢,祖籍仁胜村的北宋草莽英雄田虎,世居乌苏村而享誉江南诗国的平民诗人王省山,以及东山村赵全父子和后沟村杜丰父子等。这些早已走进历史深处的沁州优秀儿女,如今都出来和我们平等对话,用他们各自不同的人格魅力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点化我们的精神魂魄,为当代沁州人指点迷津、加油鼓劲。
特别是当代以来,沁州更是人才荟萃、俊彦迭出。有留学美国、享誉世界的大豆专家王绶,有发现和培养了伟大的雷锋精神的无名英雄韩万金,有创造了地方工业支援农业先进经验而受到毛主席赞扬的县委书记申鲁明,有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更早地实行了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佛堂岩村党支部书记龚来文,还有霍昭汉、卫崇保、张哗等八位走出沁州的共和国将军和王大任、王克文、温附山、王昕等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众多国字号领导干部和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高风亮节,更是以“数风流人数,还看今朝”的震撼,成为每一个沁州人的精神偶像,给人以“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的热切召唤。
生生不息的沁州历史,沁州人文精神日积月累而又与时俱进的历史,是我们沁州人生命力的源头活水。她使我们得以继承以往一切时代沁州人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形成了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统领下具有沁州地方特色的人文精神。这些沁州精神的丰富内涵,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五种:其一是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尚智精神,造就了沁州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风美德;其二是追求卓越、见贤思齐的进取精神,激发了沁州人健康向上、开拓奋进的不竭动力;其三是含蓄内敛、不事张扬的务实精神,奠定了沁州人谦虚谨慎、踏实苦干的处世态度;其四是宽厚诚信、乐善好施的包容精神,培育了沁州人睦邻友善、和谐共赢的人生理念;其五是直道而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孕育了沁州人仗义执言、勇于担当的英雄气概。正是凭借这些精神,使我们得以正确面对当前的生活和未来的挑战,成为我们沁州人世世代代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辉煌沁州》一书,为我们发掘、继承、总结和弘扬沁州的人文精神提供了一座贮量可观的富矿。这是本书的第四个特色。
其五,是它的时代性。有道是,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史学以经世致用为旨归,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孔子编撰《春秋》而使《春秋》具有了“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的经世匡时意识和惩恶劝善的道德评判价值”,引领人们“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样的历史,就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现实生活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品读这样的历史,就会使我们看清过去的路而得以知道现在的位置,使我们知道“我从何处来、现在在哪里、将向何处去”。这就使史学成为人文精神的渊薮,人生智慧的集成,人世沧桑的载体,人类文明的灯塔,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面对家乡沁州在历史上曾经数度叱咤风云、引领时代潮流的辉煌记录,回首沁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次次痛失机遇、落伍掉队的尴尬处境,目睹沁州人一度精神低迷、自信疲软的颓废情绪,作为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和一生酷爱文字工作的王更虎先生深知:“欲明大道,必先知史。”沁州人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的历史,是沁州人安身立命的文化软实力,足以激活每一个沁州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及其聪明才智。正是出于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家国情怀,王更虎先生在退休之后,产生了聚焦沁州历史亮点、提振县人精神力量的创作冲动。正好此时“天赐一个田志明”,具有远见卓识的新一届县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盘点沁州山河,重新审视沁州优势,重新定位沁州发展战略,高屋建瓴,提出了“以水为魂,以土为根,以邻为重,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并带领全县人民华丽转身,开辟了一条无矿产资源县可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这就更使王更虎先生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于是,一部以激励沁州人低谷奋起、跨越发展为旨归的通俗史学读本便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该书的第五个特色。
诚然,任何历史著作都会存在局限性,王更虎、马留堂先生的《辉煌沁州》也不例外。纵观全书,在体裁体例方面,在史实史识方面,在视野视界方面,似乎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作为沁州通俗史学的开山之作,我们既不应该苛求古人,也不应该苛求今人。况且,她并不影响我们从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当然,我们也热切期望更多更好的沁州历史文化新作的源源涌现。
欲明大道,必先知史。让历史告诉现在,启迪未来;使现在承接历史,继往开来。
2010年10月
王兆林,原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沁县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沁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田禹定,原沁县教委副主任,沁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沁州新闻》特邀编审。
在历经2007年近7个月的伏案写作和随后几年的殷切期待之后,《辉煌沁县》就要出版问世了。问此时,心境若何?自然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颇有感慨的了。
《辉煌沁县》主要描述的是沁县历史以来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均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之所以要写此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沁县,让县人由衷地热爱故土,从对她的悠久历史、社会发展轨迹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中激励信心、鼓舞斗志,坚信沁县的明天将脱颖而出、灿烂美好!
说到沁县,人们往往以“文化大县”称之,常常用“历史悠久”、“耕读传家”等词语赞之,再不就以“沁州三宝”来名之。不难看出,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纳为沁县的历史,是对沁县历史的一种认同。那么,对沁县的今天有何认识呢?很遗憾,人们听到的每每是另一种声音。一二十年前唱的是“三无歌”,而今虽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无煤无矿难发展”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不少人的心头。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通过比较系统地挖掘沁县的历史,从而惊喜地发现,家乡的历史竟然同祖国同样的古第,文化竟然同祖国一样的深厚,人物竟然如同天上的群星那样众多,更为重要的是,每到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沁县(包括原先铜鞔、沁州所管辖的其他地方)总会立显峥嵘,为民族、为人类做出不朽的贡献,将其称之为辉煌,并非个人的随意溢美,而只是对历史的真实还原。自然,这时我们想起的是一代英主李世民那名传千古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的哲理名言,想起的是孟老夫子总结历史、喻示后人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规律总结。沁县既然可以在历史上屡创辉煌、历领群雄,又岂不能在今后再次崛起,再创辉煌?我们相信客观规律不可违逆的巨大作用!我们更为有幸地看到了这一规律作用下再度出现的曙光——新一届县委、县政府业已率领全县17万人民持续大干了三年的北方水城·中国沁州的全新建设!
任何作品都是前人或他人创造所积累的共同知识在特定形式中的体现,作者只不过是在素材的取舍、主题的确定、观点的提炼等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辉煌沁县》的写作过程再次对此作了有力的证明。倘若没有申鲁明、杨再渊、刘明珍、王中庆、沁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等许多或部门所写的东西为素材为索引,作者即使有再好的写作愿望也只能是望空兴叹,绝难写成。在这儿,我们要对所有予此书的写作有帮助者表示深切的感谢!
同样幸运的是,进入打印、修改、校对阶段我们得到了更多热心人士的支持与帮助。原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现沁县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王兆林除对该书给予了高度重视外,还对如何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决咨委的其他同志无不把此书的出版看作是自己的分内之事,从精神上、具体事项上予以了关怀和鼓励。难以忘怀并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曾因工作卓著而被温家宝总理亲自接见并合影留念的长治市审计局局长温秀成,于工作十分繁忙之际给予了有效的指导与支持;一个是原沁县教委副主任田禹定,不顾年老体弱、事多人忙等情况,不仅对书稿作了进一步的校对、纠错,而且坚持为本书写了一篇见解独到、发人深省的序言;还有一个是沁县史志办的电脑打字员郭凌燕,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印、纠错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娴熟快捷的业务素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虽然冠之“辉煌”,说的是沁县,但由于作者受收集范围、写作条件、认识水平等主客观因素的局限,所写的仅是沁县浩瀚历史中的沧海一粟,明知该写的,能称之为“辉煌”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却也只能扼腕相叹,深陷于内疚。唯望有此资料、有此愿望的各方人士能积极提供、不吝赐教,于共同协作中,将沁县的辉煌进一步补充完善,发扬光大。
201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