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祺历任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艺部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边疆文艺》主编，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主席、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副编审。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散文集《竹楼情思》、《六月的眼睛》、《梦里梦外》、《南行踏歌》、《多情草》、《美妙如初》。散文收入1995年《散文年鉴》、《中国散文集粹》、《云南散文选》等。

本书为其散文集。

本书为冯永祺散文集，书中收录了：《西下彝州》、《并非轻烟一缕》、《感受魅力》、《朋友》、《从春天走进春天》、《聂耳老师，您好》、《两位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走来走去“读书”》、《看来看去的感觉》、《冬天看北海》、《山歌与海曲》、《罗平看花》、《美丽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您好》等文章。

前言

感谢自己

再感谢自己

歌，我的良师益友

明白，不明白

倾听小河淌水

住在美国硅谷

幕起幕落

阅读之惑

西下彝州

并非轻烟一缕

感受魅力

朋友

从春天走进春天

聂耳老师，您好

两位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走来走去“读书”

看来看去的感觉

冬天看北海

山歌与海曲

罗平看花

美丽的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您好

与湖共鸣

布朗山情深深

文山，我被您感动了

我的哈尼族兄弟姐妹

故乡三问

牵挂和祝福

为一种文明感慨

挥去阴影

人生说来苦短，十年似乎也只一瞬；人生说来路漫漫其修远，步步艰辛，苦长。回顾几十年岁月，有两阶段走得不错，走得不容易，走得坚定。

我的家像巴金大师笔下的《家》。有幸的是不等我冲出家门，光明就已普照全中国；我轻轻松松地走出家门，走出校门，走进革命阵营。有幸走进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公安部，西南一级大机关；这时才17岁；学历只是高中一年级；并未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不是民青成员，什么是学运全没参加过。条件极差。却随革命大潮，走进新社会，走进新世界，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为一个大机关的小干部。

真是幸运连着幸运。无资历，低学历，非党非团的我走进西南公安部的情报部门后又走进警卫部门，有可能认识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这个那个领导。参加晚会是政治任务，既然是政治任务，我执行任务时一脸严肃，那样子属于淳朴可爱；有时，我严肃过度，沉着脸，像谁得罪了我，在生气。贺龙同志是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有时也来参加晚会，有一次笑指着我对一位大领导说：“看，冯永祺，就像哪个借了她的谷子还她的糠”。贺总夫人薛明同志听了这话笑着对我点点头说：“你一本正经地在执行政治任务呢！”

我那时很纯真也很幼稚的以为只要是执行政治任务，脸上就只该有一种态度：“秋霜冬雪”。

我对待政治任务的严肃认真和历史清白，得到组织的信任，因此拥有进出西南局几位高层领导家的特别通行证，他们身边的警卫参谋、警卫干事对我都很信任，很友好。

我从小喜欢歌，爱唱歌，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纯粹自娱自乐而已。有几次跳舞晚会有演员表演，有人鼓掌叫我也来一个，推脱不掉，我唱了《新疆好》。不会表演，唱不出这支歌的欢快，照样是满脸“秋霜冬雪”。

1953年夏天，西南局在贵州花溪召开一个会，我和另一个同志跟随西南公安部的刘副部长等若干公安干部去花溪执行警卫任务。会议之余有跳舞晚会，我没有一支舞曲响起时有空闲。也许是看惯了我的“秋霜冬雪”并加以肯定，我在大家印象中是一个神情端庄，舞步娴熟的公安，很获好感。有的领导跳交谊舞如走正步；有的不管是慢四步，快四步，总之以不变应万变，全不管节奏。作为政治任务，我也能够做到领导怎么走，我就怎么走，算是音乐声中散步。

贺总夫人薛明和儿子贺鹏飞(大家亲切地叫他小龙)，都到了贵阳花溪，我与他们时时见面。薛明同志说她喜欢我的清纯。1954．年底全国各大区撤销，贺总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薛明同志多次请警卫参谋派车到国家体委来接裁到东交民巷她家去小聚。有时打麻将三缺一就让我凑数，游戏四圈。

记不清楚是不是1955年初，总之很冷，很冷。薛明同志派车我去她家，到了才知道那天是贺总生日，宋任穷、周兴、荣高棠都来给贺总祝寿。贺总家厨师做了几道菜招待客人，大家围坐一起，很随便，很亲切。

这时我刚到北京不久，第一次遭遇北国严冬，对室内很暖和。室外很冷，温差很大不知如何对付。走进室内身上的棉大衣脱不下来，因为脱了大衣，没穿适合在室内的内衣，热得满头大汗。薛明同志让护士借一件军用绒衣给我穿上，这才脱下棉大衣，才没再淌汗。

在大家团团围坐进餐时荣高棠同志当着贺总等众领导夸我工作积极，体委办公厅吴主任称赞我材料写得好；周兴同志说我在西南公安部就表现很好。贺总和薛明同志笑着看我，饭后，宋任穷同志喊我到一边，很严肃，很关心地对我说：“冯永祺，听了夸赞，骄傲不得啊！”

领导们的夸赞和告诫，都是教诲。我很聪明，自己是个小小小干部，能得到这样大大大干部的关爱，从来没有骄傲过；相反，岁岁年年，不忘这些教诲，终生作为激励，只求进步不止。  全国各大区撤销，我从西南公安部调中央公安部，我这个小小小干部是部长周兴点名调的。他已由重庆调中央公安部任副部长，这时部长是罗瑞卿。

我调公安部从事的工作，政审格外严格，要“查三代”，我经不起如此审查，没通过政审关。正值国家体委需要干部，贺总要周兴部长支援，我就和几位领导奔赴体委，在办公厅当个小秘书。

我的日子此时过得很顺利，很愉快，我所在的环境有大小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关爱。我自己也很努力，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北京体育馆建成，这是亚洲当时最大规模、最优秀的体育设施，我调去当秘书。贺总请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到游泳馆游泳，到比赛馆看乒乓球表演比赛。

我是经中央公安部有关部门批准为数不多的参加这项接待的工作人员，有指定的岗位。我在岗位上坚持了许久，还不见领导们出现，竞擅自走出规定范围，走到比赛馆的外走廊，没料到迎面只见毛主席、周总理健步走来；我吓了一跳，愣住了。罗瑞卿部长笑看着我；外走廊上的警卫人员警惕地盯住我；我急了，转身就跑，跑回自己的岗位。这里和毛主席相距不过十多米。

国家体委先后两位副主任蔡澍藩、李梦华，都来自西南，梦华同志后来任主任；秘书长张非垢也来自西南；女能人张采珍曾是西南局宣传部干部，后来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他们是我的领导，我是他们的熟人，他们对我很好，很关心。我深知这一点。也深知自己不可能经受训练以体育的某一项目为专长，成为一名为祖国争光的运动员。我愿意做一个有专长，有实力，有硬功的人。我这时还不太明白，体育宣传领域有体育报，体育出版社，不是运动员，也有其他重要工作可做，而且体育记者，体育编辑都是一种专长，一种实力和硬功。总之，我不满意自己仅有高中一年级文化基础，很渴望多读点书。我想去读大学，读新闻系。1956年有新政策出台：不管原来是什么学历，在职干部可以作为调干生报考大学，我喜出望外，向国家体委办公厅领导请求批准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P2-5

我给自己这本散文集取名《感谢自己》。

我真的感谢自己。感谢自己什么？

我曾经在西南公安部工作，后来又在国家体委工作，在这两个岗位工作都很努力，处境都很好，领导都夸赞，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两项工作当作我将终生从事的事业。

我从小受到文学的影响，母亲教我背诵唐诗，教我唱歌；小学和初中时期的国文老师、音乐老师，都是很尽职尽责的老师，初中毕业我去报考艺术专科学校，因故没能人学，一直是心中的遗憾。

1957年1月我从北京来到云南，我可以去云南省公安厅也可以去云南省体委，我选择了云南省文联，在当时全省唯一的省级文学刊物《边疆文艺》学当文学编辑。我没想到这是一条很专业，很艰苦的路。这里的同事不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就是没读大学也自学成材，已有文学著作出版问世。我既没读大学也没任何著作，竟自信从一个文学学徒、一个文学新兵起步，一步一步定能从一个外行走成一个内行，深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前进，绝不停步，志愿定可实现。

半个多世纪匆匆流逝，回头去看过往岁月，颇有一些领悟，感谢羞辱是领悟之一。

当年走进省文联，走进办公室，开始学习做文学期刊编辑工作。有同事并不认为我是同事，并不理解我，帮助我当好学徒，当好新兵。用不屑的、嘲弄的口气说道：“怎么？也是文学界的了！”

这是说我并非文学界的一员，我听懂了，却并没有因为不是“也是”就羞愧，就自卑，就无地自容，就敲撤退鼓。

“不懂就学”、“笨鸟先飞”、“龟兔赛跑”，一系列从小就熟记的座右铭，教我坚持！催我迈步！嘱我自信！

我感谢自己不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感谢自己认定的人生之路说走就好好走，嘲笑、轻视拉不了我的后腿，再辛苦，再难过也要前进！前进！

在领悟羞辱给我的激励的同时也领悟到人的友好和善良，我走进省文联看到鼓励我的微笑，看到承认我的同事，友好地平等地待我的人。

同时自己在接触羞辱和友好之后，领悟到更重要的是无论客观情况如何风风雨雨，决心不能动摇，正因如此，我总与文学不舍不离。

感谢自己若干年前选择了文学事业，感谢自己一生不弃文学。退休之后，我热爱生活之心没有退休，不断认识人生之心没有退休，学习文学之心没有退休，散文创作的笔没有退休。文学将和我相依相伴一生。这就让我感到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没有降低，而有提升。

感谢自己得了癌症，如今已9年。这“绝症”没有吓倒我，没有吓倒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在病中依然写散文，出了两本散文集。吓不倒正是一种治癌药，我坚持勇敢地、科学地面对也是一种药，再加医生们认真地治疗，我走过9年。医生们真诚地对我说：“你要感谢自己！”

我又领悟到人的一生不要忘记感谢那些你该感谢的人，还要做许多自己应该感谢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