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维尔诺、巴黎、纽约、格林威治、伦敦、布拉格、布宜诺斯艾利斯、苏黎世……《小酒馆之歌》抓取了20世纪最让人心跳的14处小酒馆风景，它们与20世纪那些著名的文件事件、文化人物有关，它们是20世纪西方文化的地标。

男人天生就是小酒馆的主人？

“每个时代，男人总是在小酒馆里密谋些什么。”

20世纪的精彩物事，有一半是在小酒馆里完成的。那是一段在意识形态上革命和动荡横流的时期。小酒馆回转着一个时代生活的气息，蝈妓、作家、流浪汉都在这里想八非非，满脑子的野心，想要出人投地，表现出来的却是放浪形骸。小酒馆是个公共的地方，也是私生活的床榻。小酒馆里的朗诵与辩论、狂欢和滋事、情爱与争风，一样也不会少。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都歌颂过那些像蘑菇一样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小酒馆。

丛书总序

自序

都柏林：乔伊斯的小酒馆

维尔诺：黑色恐怖的卡巴莱

暗夜烟花：达达主义小酒馆

格林威治：小酒馆与戏剧

巴黎：波西米亚小酒馆

靡靡之音：哈莱姆的爵士小酒馆

布拉格：小酒馆与“捷克新浪潮”

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小酒馆

垮掉的一代小酒馆

柏林：同性恋小酒馆

伦敦：朋克与酒馆

CBGB酒吧：摇滚俱乐部兴亡史

雀西酒店：“流放者”的忧郁

《深喉》与迈阿密小酒馆

丛书后记

琳达也因为反色情立场，成为女权组织的“红人”。她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作反色情讲演，甚至在大学和女权组织讲演。女权主义者似乎需要有琳达这样一个活的角色，她是女权组织募集资金的金字招牌，不过琳达感到她依然是无助的。她似乎不能真正意义上的被接纳，因为女权组织中很多人讨厌她的过去。果然是浪女回头，比浪子更不易。不过琳达的反色情态度还是相当坚定的，她1986年出的最后一本自传《走出奴役》，讲的就是她是如何从淫女到女权分子这一重生的历程。90年代末，《深喉》还在欧洲的一些限制级影院上映，据说1999年，在挪威西南部港口城市卑尔根的一家影院放了《深喉》，依然还引起了轩然大波，影片也对挪威的国家审片制度构成了挑战，挪威的女权组织，甚至朋克们也闻风而动。琳达得知后，竟然不远万里从美国飞到卑尔根，跑到电影院前，一对一地抗议买票的观众，称电影每放映一次，她都觉得自己又一次被强奸的感觉。

晚年的琳达美人迟暮，身体又差，发胖，做过肝移植手术，搬家到了丹佛，想要开始新的生活。而那迈阿密小酒馆的非同寻常的6天却成了琳达一生的梦魇，一直困扰着她。她3次结婚又离婚，生了两个儿女，归于平凡后，干过几份薪水低微的工作，三次婚姻生活都不算愉快，2002年死于车祸，只活了五十出头，死时没有一分钱。这个色情明星兼反色情斗士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好的电影素材。

大形势也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录像机、DVD一一出现，人们不必再去电影院集体观摩色情片了。躲在家中，可以更私密地看《深喉》之类的成人片了。色情已经成了一个工厂，性成了产业，用作家诺曼．梅勒的话来说，性已经不是以艺术的名义进行，它已经上了高速公路，色情的性质，也真正从艺术转为金钱。  从1895年卢米埃尔发明电影开始，就像有画就有春宫一样，成人电影便鬼魅般的如影随形。1999年，俄罗斯有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艺术电影，名叫《畸零与色情》，导演是颇为新锐的巴拉巴洛夫，此片描述的就是20世纪之初，早期色情电影在圣彼得堡的出现。当时的圣彼得堡已经有了蒸汽火车。先是一些色情照片进入了圣彼得堡的一个火车站附近的中产阶级家庭，之后进一步到色情电影的进入。电影中的制作人和摄影师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地引诱中产阶级女孩，工程师的女儿丽莎。先是利用了丽莎这类不谙世事的闺中少女的性幻想，使她渐渐沉溺于那些有sM场面的色情照片，进而甘愿成了拍色情电影的奴隶，甘愿把掀起裙子被人打屁股的场面被摄影师拍下来，电影中有一氛围颓废的镜头，在金色的调子中，丽莎穿着长统白丝袜、黑色缎带高跟鞋，盘着贵族女子的头发，在贵族式的客厅里，趴在一张装饰古典贵族椅子上，蹶起臀部，里面什么也没有穿，一个女仆模样的人拿起鞭子鞭打她，椅子的边上，还有一面镜子。这个场面被摄影师制作成了早期的色情小电影《丽莎被虐图》。虽然只有几分钟，却已经足够震憾。从此丽莎彻底改变了生活轨道。当时的圣彼得堡，已有拍摄黑白色情电影的地下集团，拍起来的东西，也是给当时少数的有钱人偷偷摸摸看的。后来的丽莎虽获得自由而出走西方，但是在路上又被橱窗里的SM色情场面迷惑住了，走向了那些锁链和鞭子。《畸零与色情》所提示的人性令人觉得悲哀，似乎色情也像吸毒那样，一旦着魔，就很难摆脱，人便也失去了自由。电影中的艺术家打扮的色情电影摄影师，正是丽莎爱的人，颇像琳达的第一任丈夫Chuck，也正是让琳达对着镜头献出自己的那个男人。

再说揭露了水门事件的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把提供线索的线人称为“深喉”，正是借用了《深喉》这部影片的名字，意指深藏在政府内部的喉舌，也暗示此线人的命运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另一“深喉”琳达．拉芙雷丝，此“深喉”马克·费尔特一生也将备受争议，他们还以此写出了《惊天大阴谋》一书。在色情片《深喉》首映4年后，也即1976年，根据《惊天大阴谋》一书改编的同名电影《惊天大阴谋》也上映了。从迈阿密海边的“航行者”小酒馆到政权的象征白宫，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喉”啊！

再看如今的美国成人电影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年产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商业，比美国国家足球联盟、美国全国篮球协会和棒球联合总会加在一起的利润还要高。色情则从影院走向网络，无孔不入。一直在研究色情历史的乔治·巴塔耶曾说，色情这些东西，它们提示着人的卑微出身，即人来自自然，曾与动物为伍，并必将回归尘土。但色情不用说在东方礼仪之邦的中国，即使是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的泥浆和集体性狂欢、同性恋运动之后，在西方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禁忌，这一点上，东西方倒是一致的。但诺曼-梅勒的担忧也绝非杞人忧天。如今这个时代，经济利益几乎成了所有高速公路的通行证，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性打着人性解放的名义，大有变得更加赤裸之势，时代不同了，色情如今连艺术或政治的漂亮外衣都不需要了。性不再是符号，不再是象征，不再是反叛的武器，性仅仅是性，是色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你可能已经看到色情的本质都与金钱有关，早在迈阿密小酒馆封闭拍摄《深喉》的那一天起，色情已经向金钱大抛媚眼了。

写序的人是作者的客人，他有义务谈论作者。

但对于萧耳，我所知甚少。她是哪儿人呢？我是在杭州认识她的，那时她是一家报纸的记者，后来，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在上海了，主编一份杂志一一杂志的名字，说老实话，我忘记了；这再度证明了我的记忆像戈壁一样干燥，但我保证，我记住了那份杂志巨大的开本，简朴到傲慢的装帧一一是的，是傲慢，那份杂志似乎随时要去千里之外，是否带你玩，它还要把你打量几眼再说。蒙萧耳不弃，一直向我寄赠这份杂志，那两年里，我通过它窥探另一种生活，因为我知道这杂志不是给我看的，它是给极少数人、想象中的极少数人看的，而我很不幸不在其中。至于这极少数究竟是谁，我下面将会谈到。

然后又是两三年没有音信，再然后，就是现在，萧耳拿出三本书稿，而且，无理由地，她“命令”我写序。

以上就是我对萧耳所知的全部。现在我要谈谈这三本书，它们分别是，关于西方20世纪的小酒馆，关于西方的20世纪60年代，关于西方20世纪的女艺术家。

通过这三本书，我终于对萧耳有了比履历表更多一些的了解，我发现了她的踪迹：她正在巴黎、纽约或者伦敦，那是20世纪30年代或者60年代，她在爵士乐飘荡的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坐着，这个中国女子，她和一帮子外国女人窃窃私语，她们或许会谈到她们的丈夫或情人一一菲茨杰拉德、雨果、尼采、海德格尔、马勒、亨利·米勒，还有正闹单相思的中国诗人徐志摩……

发现了这一点，我知道没有比我更不适合为本书作序的了，我也情愿生活在别时别处，比如宋朝或晚明，比如杭州或苏州，如果一定逼着我流落异国而且可以选择，我宁可去紫式部或江户时代的日本；我有点喜欢19世纪的伦敦，但真到了那里，我想我多半不会和萧耳的朋友们厮混，总之，在各自的想象中，我和萧耳肯定不会邂逅。

而且，我真的去了也就不回来了，挥一挥手，云彩与我何干。萧耳呢，我相信，她一定会回来，在远方的每个深夜，她回到酒店的房间，借着昏黄的灯光在打字机上运指如飞，她要在截稿前发回消息：本报巴黎讯……她要把消息传回21世纪的中国。她是个记者，写这三本书时，她是穿越时光的记者。

我认为这三本书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记者文章，当然，如果你认为你每天翻的报纸上的文章就是好文章，那我无话可说；在我看来，有一种可能，把适度的冷静与适度的热情、适度的机智与适度的世故、适度的精确与适度的典雅配成一杯鸡尾酒，我从未指望中国的记者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杯子还没有，何来鸡尾酒？萧耳在报纸做记者时想必也不是这么写的，现在，她就这么写了，这文章配得上她的采访对象。

但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该记者为什么认为我们对她所报道的陈年西方八卦感兴趣？此时是2l世纪初的北京之夜，扭过头看窗外，灯火灿烂，忙忙碌碌的人们，在大吃大喝，在娱乐，守着电视机热爱“小沈阳”，在打印求职信，在揣测她或他的公司是否经得住经济危机，在思考明天的股票该买还是该卖，在担心为什么赵家的狗看了我一眼，为什么领导今天的脸色不好看，紧迫、焦虑，生机勃勃的日子劈头盖脸而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给定的生活逻辑中力求成功，对不能成功我们满怀恐惧和怒气，我们从不想象我们是否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把此处之外的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懒惰、失败、不靠谱——今年春节，我在尼泊尔度过，一路上一群脸色暗淡睡眠不足的成功人士都在嘲笑尼泊尔人民的懒惰，他们急于在释迦牟尼的故乡传播真理：关于如何上进、如何GDP，如何在喜马拉雅的河上修建水坝和电站，把闲着的林子砍掉卖钱……

然后，偶然地，你看到了这三本书，一个女记者在遥远的远方、在往昔发来消息，这是关于一群奇怪的人的消息，那些人以各种方式力求“格格不入”，他们以小酒馆为阵地，孤身犯险，在摇滚、酒、性、诗歌、冥想中动员起自身的一切力量——头脑、身体和本能，他们自我折腾、不断叛逆、死不上进，把不上进作为通往荣耀和幸福的道路，这一切只是为了冲出那个世界，证明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

他们因此成为了“英雄”——反“现代性”的英雄。这三本书主题各异，但同样关乎“英雄”，英雄们的侠骨柔肠，他们的苦斗和牺牲。

但坦率地说，我仍然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英雄”感兴趣，毕竟《福布斯》杂志还从来不曾编制一份《文化英雄榜》，一份关于想象力、勇气和个性的排行榜。我们可能还只是抓住了“现代性”的皮毛，我们死不放手但也不知道接下来如何下手，这时，该记者却发来消息，说“现代性”已经被“反”了、被“后”了，你说这事让我们怎么办？

我们当然不搭理她，或者我们会跟她好好谈谈，我们告诉她，她正在危险的道路上走着，她正在大众消费市场上推销一种昂贵的奢侈品，这样下去她不会成功注定失败。

但是，我们中也许有人——大概就是我开头所说的那极少数人——会在某个灯火阑珊的夜晚，忽然想起这个发来远方消息的执拗疯狂的记者，她会不会仍留在巴黎或伦敦，打字机的声音雨点般敲击着这个寂寞的世界？这时，我们可能忽然想到，她其实离我们不远，就在隔壁，就在对面那座楼上的那盏孤灯下……

李敬泽于北京大有庄

2009年3月12日凌晨

终于落笔要写这个“丛书后记”时，已经是牛年的正月初八了。窗外的鞭炮声还在不时响起，借着冲天的牛气，今天我忽然决心要给这套丛书一个尘埃落定的仪式了。对我，写“丛书后记”真的就是一个仪式，关于文字的仪式，于是我将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些文字打包了，完成了这个仪式，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写小说了，我想我已经欠得太久了。

虽谓丛书，其实也不必看得太严重，性情中人写了一些性情之字，内容是关于西方20世纪的文化的。这样的外延听起来太宽泛，简单地说，这三本关于西方20世纪文化的书：一本是写给男人看的，小酒馆可以是所有男人的舞台，也可以是一部分男人的舞台，那里有看客，也有主角，它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小酒馆的历史叙事可以很宏大，也可以很幽闭。一本是写给女人看的，给那些面朝世界，心比天高的女人，我敢断定每一个喜欢这本书的女子都是一个“劈啪女郎”，包括我自己。还有一本书，是写给所有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怀有个人的、集体的、历史的、超现实的怀想的人们的。不管如何地念念不忘、想入非非，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也无法复制20世纪60年代，那就让我们合上一本书，放下摇滚与革命，面对现实，偶尔做梦吧。

从这套丛书的萌芽，到最终的定稿，出版，可谓颇费周折。写这套书的几年，也是我个人在沪、杭两地之间辗转，经历人生种种磨砺、悲欢、转折的几年。可以说，文字几乎成了一个人全部的精神支柱，它是力量，是宗教，或许只有同一道上的人才能理解这感觉。  我相信书有它自己的命运，就像每个人有他(她)自己的命运一样。有时候，你只需耕耘就是了，这样反倒变得简单了。

我也相信人与书的缘分。曾经约了国内一位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诗人写这套丛书中的一本，内容是关于西方20世纪的诗人镜像的，他在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写了半部书，后来却非常歉意地告诉我，他无法写下去。我深深地理解这种写作的痛苦感，我们只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感觉，比如写一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你发现写不下去，只好放弃，非常负责任地放弃，这也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态度。

我特别要感谢本丛书的责任编辑洪琼先生，正是他提议我，在写了一本阴性的书的基础上，再写一本阳性的书，以及一本20世纪60年代这一横截面的书，他以他擅长的哲学思维激发了我思维的宽度，也激励我去尝试构架丛书中文化和精神上互相呼应的可能性。我不是一个学者，只是一个比较性灵的女子，一个文化上的“杂食动物”，他相信我可以办到，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因水平有限，我能做到的离我应该做到的远远不及。

还要特别提一下我、千梦、千马、高翰、晓莺一起在上海办时尚杂志的时光，作为主编，这是一个特别让我怀念的团队，正是我们这几个人叠加起来的热情和对20世纪60年代的热爱，一次下午茶的热烈交谈和碰撞，才有了西方20世纪60年代那本书的诞生，本书的雏形来源于我们的两期特刊，我们所有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做特刊时的状态，从创意、采访到摄影，甚至可以用“迷狂”和“发烧”来形容。

感谢在这会丛书进行期间所有的支持、理解、善良和爱，感谢上海和杭州这两座养育我精神的城市。

那么，就静候它的出生和上路吧！

萧耳

我认为这三本书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记者文章，当然，如果你认为你每天翻的报纸上的文章就是好文童，那我无话可说；在我看来，有一种可能，把适度的冷静与适度的热情、适度的机智与适度的世故、适度的精确与适度的典雅配成一杯鸡尾酒，我从未指望中国的记者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杯子还没有，何来鸡尾酒？萧耳在报纸做记者时想必也不是这么写的，现在，她就这么写了，这文章配得上她的采访对象。

——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教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