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为“京城著名文化名人”（圈内语）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全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

“摆事实不讲道理”是《读库》的编辑方针。其收入的作品从篇幅而言属于五千至五万字之间的中篇读本；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此书在编撰时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毛以后的中国

实事求是

中国：1976—1983

冰雹喇嘛

我走到那里在风起以后

我是六零后(续)

胡适的格言

挖挖《守望者》的蛋

“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希特勒的财神爷

姓刘的匈奴

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长期往来于中国的岁月中，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三百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代，有人指出四只麻雀一天能消耗五百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人“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

“除四害”运动转移了人们对全国食品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的注意。尽管被我的同学——主要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后代——视为“阶级异类”，我仍然参加了那场狂热的“大跃进”。就在那时，我目睹了“大跃进”政策所带来的普遍营养不良的恶果：饥饿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当中，它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与我一起玩耍的邻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营养而四肢浮肿。浮肿的情形也发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邻居身上，他们在1954年的全民国有化浪潮中占据了原本是我们家私产的庭院。(我们家族的财产包括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给她作嫁妆的房子。)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二十克猪油，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随着情势更加恶化，父亲安排我回到了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据称有许多人饿死。回到香港后，我学习了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年，我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这一学期成就了我以后的生活——毕业后，我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做起了实习生。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为《时代》(Time)杂志北京首个办事处的一员，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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