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你展示过往那些新闻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带你回顾那些已逝的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脉络及其社会心理的律动。

本书以文化的、多元的视角回顾发生的新闻事件，还历史以应有的厚度。

本书以文化的、多元的视角回顾发生的新闻事件，还历史以应有的厚度。

我们并不是只想回顾旧事，但时间是产生历史感的先决条件。只有过滤掉现实的利害情感，理性才能有生长的空间。

序

上篇

 徐迟与陈景润

 话剧《于无声处》进京纪事

 可口可乐叩晌国门

 回望“潘晓讨论”

 中国女排夺冠记

 “张华救老农讨论”的再追问

 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诞生始末

 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纪事

 1986，中国流行乐的青春记忆

 天安门城楼开放的前前后后

下篇

 马连良归来

 广播体操，半个世纪的全民健身记忆

 1952，新中国初征奥运

 50年前上海名店大迁京

 《汉字简化方案》制订始末

 《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始末

 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

 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徐迟与陈景润

1978年，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臭老九”、“白专典型”成为全民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

同年。一次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回顾这段历史，“哥德巴赫猜想”一般的谜仍未破解：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

“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

谁选中了陈景润？

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这还得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神仙会”说起。

“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住院，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

1977年9月18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的这次“神仙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生活的报告文学，正当其时。

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寻常。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不过，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

然而，写谁好呢？

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

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个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就成了。

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在“文革”中，不问政治的“白专”分子几乎和吃白饭、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

那么，找谁来写呢？有人提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解放后，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响好的更屈指可数，这篇文章算是其一。

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

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

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没有动笔了，噤若寒蝉。

不过，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老先生又兴奋起来，他说，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冬蛰太久了，也该醒醒了。  周明放心了，63岁的老先生，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陈景润，诗人热情稍减，他有点迟疑地说“试试看”。

果然，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时，一屋子人，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一致反对。“怪人”呀，“白专”呀，“吝啬”呀，他们都劝他换个人物，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麻烦呢？

敢不敢写？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写！陈氏定理了不起！”徐迟的姐夫正是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将军。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徐迟打消了顾虑。

偶然的机缘

从《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到伍修权将军，似乎谁都知道陈景润，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并没上过报纸，陈景润怎么成了话题人物呢？

其实，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

1973年2月里的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对罗声雄说：

“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

“论证过程有问题吗？”罗问。

“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这里所说的“对‘猜想’的证明”，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六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A，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虽经罗声雄劝说，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

P4-7

在《北京日报》上做《纪事》，最初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因为社会对新闻的需求越来越急切，媒体常常会在事情的本质没有完全显露之前，就匆匆忙忙对新闻事件做出评判，而这样的评判，其尺度又往往是单一的、刚性的，缺乏历史感和更广阔多元的文化视角。比如，对经济事件的评价，往往只有一个标准：合乎效益原则的，或不符合效益原则的。对科技事件也是一样：合乎技术进步的，或不符合的。以文化的、多元的视角回顾曾经发生的新闻事件，还历史以应有的厚度，即是我们做《纪事》的初衷。

我们并不是只想回顾旧事，但时间是产生历史感的先决条件。只有过滤掉现实的利害情感，理性才能有生长的空间。

叙事是一种能力。有思想的叙事更是如此。老实讲，收入《历史的背影》中的文章，距完美体现这些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他们每一篇的成稿过程都是极其认真的：包括集体论证选题，和不少于40天的采访与写作周期。这是题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