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的写作，扭转了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一统财经写作的局面，为“士魂商才”的再次出现创造了思想条件。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吴晓波、傅国涌等先生近年来也在同一方向上多有著述。“自由”和“经济”是贯穿于整本书的两个关键词，“自由”重义，“经济”重利，但苏小和通过对历史和当下生活的考察，证明义利合一的可能和必要，“讲经济的自由”和“讲自由的经济”实为一体两面。

作者积三年之力，形成了一套事关经济、文史、艺术等多向度的阅读经验。每篇文章均在《新京城》、《南方都市报》、《上海证券报》、《时尚先生》等媒体上登载，构成了国内读书界的某种阅读品牌。在已经形成的思考框架内，作者以自由为关键词，沿着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维范式，对当下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人文和社会现象，进行了碎片式的思考。在这里，自由既是一种经济条件，也是一种人权条件；既是一种生活条件，也是一种精神条件。自由是每个现代人发展的原因，也是发展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是一名中国人解构旧有知识，重构现代知识的真实记录，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对中国问题的自觉阅读与思考。这种思考既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人趣味，也不同于学院经济学家专业的阐释，在经济学与人文学的结合点上，本书做到了比较理想的整合。

上卷 以自由看待经济

 谁也不是帝场的看客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阿玛蒂亚·森的良知

 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

 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观

 龙象之争，从自由开始

 跟罗斯巴德学习经济转型

 麦迪森的赞美

 每个人的全球化

 那些违背常识的赞美

 那些有思想的企业家

 穷人银行的中国难题

 人人都是小蜜蜂

 那些悲伤的事故

 索托的忠告

 我们的信心与市场有关

 与其施舍，不如相信

 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

 争鸣是一种传统美德

 韩长赋的“第三元”理论

 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

 周其仁的批评与克制

 张维迎的行为艺术

 吴敬琏的教育诗

 中国不需要凯恩斯

 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学的意义

中卷 以自由看待历史

 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

 许倬云的难题

 杨天石的路径依赖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我们都是萨义德

 陶菊隐写的历史可信吗

 我和何兆武之间的距离

 谁能发展余英时

 黄仁宇的“缅北意识”

 阁楼里的胡适

 宗自华的瘸

 夏志清的启示

 谁在拿侯永禄做试验

 件么叫做“反行为”

下卷 以自由看待生活

 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观点

 冯象的才华

 犬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敬畏是一种方法论

 张五常是个经济人

 我和田松有共同的忧伤

 愧对梅兰芳

 背时的战争

 跳出二元判断的陷阱

 丧钟为谁而鸣

后记

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有人在遥远的他国思考，德·索托有着与我们相同的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美国、欧洲及日本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却停滞不前?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得不到法律制度的保护?为什么我们试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幸福，却换不来民众的基本支持?

首先当然是缺少资本信息。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

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作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地坚守谬误。

我们缺少政治对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地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地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但是现在，有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以抑制。

按照德·索托的理解，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无法把自己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本质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了一种只利于“钟罩”之内特权阶层的歧视性制度。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之说，则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另外一些人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30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P003-005

序：士魂商才

认识苏小和兄是在一个网上的诗歌论坛里，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文学青年。中国的诗人们平日见佛杀佛，一旦碰到民族国家的菩萨，立即纳头便拜。有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论坛上又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我退避三舍，隔岸观火。这时，看到一个网友坚持不合时宜的观点，遭到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诗人的无情打击，依然不屈不挠、不愠不火。我自忖没有这么好的修养，在佩服之余通过站内短消息向这位网友表达了结识的愿望。不用多说，他就是苏小和。

苏小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常识的诗人。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诗人，觉得他把写作才能都用在诗歌上，意犹未尽，就撮合他和《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的戴新伟兄认识。他随即写了一篇关于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书评。那篇书评刊出之后，迅速被各个网站转载，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后来，苏小和告诉我这是他写的第一篇书评，再后来，我才知道苏小和早已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进入事倍功半的书评领域，于名于利都是很不“经济”的选择。他为了写余英时先生的书评，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通读了一遍，这种功夫让自认为对书评还算认真的我都觉得有些过分，如此敬业又如此不计工本，其他的书评人还有活路吗？

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做一份免费派送的电子读物“独立阅读”，苏小和是当然人选，从此插翅难逃，每个月都在百忙之中撰写一份经济类新书报告。我从文学青年转型为思想青年(或思想中年)之后，在自己关注的文史领域之外，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和法律。这一方面是问题意识使然，关注中国问题，不可能不去思考自由市场和宪政制度；另一方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受到苏小和的不少影响。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市场的很多论述，和杨小凯、陈志武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解答了我的很多疑问。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误把法家当法治”。雷厉风行、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常常被视为改革者的美德，然而，这更有可能是回到两千年法家铁腕的老路上。法家崇拜加上读经热，成了“儒表法里”的旧调重弹。我对读经热不以为然，但对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传统颇有好感。在我看来，儒家之所以与法家勾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重义轻利留下的空白，需要法家来填补。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向他求教利国之策，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对内圣者来说，重义轻利是基本底线，但是对其他听众而言，这是道德口号。不管君还是民，面对孟子和商鞅，可能都会更喜欢后者。曾有铁面执政者看到商鞅的事迹潸然落泪，这个执政者深得人民爱戴，在知识界也口碑甚佳。

再对比自由主义的发展，它兼顾了义和利的原则。自然法是它的重要基础，这有些像儒家的天命论，注重价值原则，但是有神秘主义因素。功利主义的补充至关重要，自由主义在认同权利原则的同时，也认同了功利的原则，并且祛除了神秘主义的成分。这使得公众不仅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也愿意并且可以参与到自由主义的实践。回到中国，在《盐铁论》里，儒家反复批评商鞅的做法“不好”，大夫反复说这种做法“有用”，一个是从价值层面评判，一个是从功能层面评判，鸡同鸭讲。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今天，人们评判某些事情时常说，这样不好，但是有用。为了缓解这

士农工商，士是唯一一个不能依靠本职工作谋生的阶层。“润笔”一词出自《隋书》，但是它不能等同于稿费，现代意义上的稿费来自市场化的媒体，“润笔”最初多为官员撰写公文的外快，撰写公文本是官员基本职责，已拿俸禄，再拿润笔，纯属双重收费。士这一阶层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才能谋生，士农合一、耕读传家虽然不错，但是一种被动的选择，科举不成，不得已而为之，“学而优·则仕”才是士的主要发展方向，只是除了极少数君子儒，谁能像孟子一样重申并且实践“何必日利”？这一格局，直至明清才算破冰，出现余英时先生提到的“士魂商才”现象：“不但商人多从士人中来，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商贾家庭。”官商合则两伤，官员进行权力寻租，商人忙于寻租权力，最后是“劣币驱逐良币”。士商合则两利，士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性，思想上的独立性也不再是空中楼阁(当然还需要制度保障)，商也可以改变“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刻板形象，参与价值的建设。“士魂商才”出自“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义利合一的理念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那部轰动一时的《大国崛起》对此赞赏有加。经济在中国，本来就是指经世济民。

在中国，“士魂商才”的现象出现于两个时期，一个是明清，一个是民国。或者，第三个时期是不远的未来。我曾与新东方的俞敏洪先生有过接触，他创办一所小型精英人文大学的理想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这个愿景让人对当下不太乐观的大学教育残存一些希望。我还曾读过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女士的访谈，如果她专门做学问，将不亚于现在这些众所周知的学人。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企业家，依然习惯于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在机场书店滚动播出的成功学讲座也几乎都是这种套路。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未来还很遥远。

苏小和的写作，扭转了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一统财经写作的局面，为“士魂商才”的再次出现创造了思想条件。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吴晓波、傅国涌等先生近年来也在同一方向上多有著述。“自由”和“经济”是贯穿于整本书的两个关键词，“自由”重义，“经济”重利，但苏小和通过对历史和当下生活的考察，证明义利合一的可能和必要，“讲经济的自由”和“讲自由的经济”实为一体两面。商业不是自由的天敌，两者更有可能是合作伙伴，无产只能意味着失去一切，包括人性，“有恒产，有恒心”。自由不是精英的奢侈品，而是公民的必需品，这些论述在这本书里俯拾皆是，诸位读者可以细察。在我看来，“讲自由的经济”比前几年流行的“讲道德的经济”更为可靠，道德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尤其在经济领域，这在德治为传统的中国已经屡试不爽。如果要讲道德，也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被强制的道德不是道德，是奴役。

是为序。

王晓渔

2009年8月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后记：从独立阅读开始

记得是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西郊某个狭窄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渐渐睡去，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是的，那一时刻，巨大的黑暗蔓延过来，我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我拥有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什么，我不知道权利，也不知道自由。我空有一堆鸟有的情绪，像一只草率的野狗，仓惶奔走，无端愤怒，我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彻底没有常识的人。

我愿意把这样一个黄昏当成我独立阅读生活的开始。逾几日，广州的戴新伟君竟然请我写一篇书评，他给出的题目是阿玛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电话里，他说是上海滩上的王晓渔推荐。那一时刻，我何其诚惶诚恐。一个星期后，我人生第一篇书评诞生。

真正的独立阅读生活就此开始。几个孤独的读书人彼此喂养，结伴而行，几年之后，我们竟然创建了一份真正的民间阅读刊物。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能看见王晓渔在一堆繁复的史料里刨开的思想，我也能看到成庆坐在音乐厅里，优雅地切开古典音乐。至于戴新伟，我知道他总能找到最好的书。他在不同的书架上游走，然后把大好的阅读信息带给我们。他是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里最细腻的读书人。

生活从此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态！我靠着独立阅读改变了自己。

现在，我经常想起我过去的荒芜、单薄和苍白。我想我漫长的生活其实一直与独立阅读无关。记得小学阶段，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柴油机原理》，因为我父亲维修柴油机，这本书是他的工具，文字不多，可是关于柴油机的图画很多，我一直拿它当小人书看：有一次我还读到了一本完全没有书皮的《七侠五义》，可是里面好多繁体字我根本不认识，只好求父亲帮我讲，这一讲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父亲讲完这本书，兴致大发，接着给我讲了薛仁贵征西、商纣王与苏妲己的故事，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故事会，我的童年时代将是一片空白了；有一次一个远房兄长来我家，贼头贼脑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发黄的、前后差不多撕了一半的书，并告诉我书的名字叫《六十年的变迁》，我嚷着叫他借给我看，他说这是禁书，拒绝了我的请求；对我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鹰击长空》，我忘记了作者的名字，认真看完了，满书的形容词，笔法很激动，符合我当时的口味，我甚至把书里面的优美词语一个个抄录下来，然后想办法用在我的作文里。

如此狭窄的阅读经历，显然不足以支持我独立思考。许多年以后，我细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在第三章读到了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比较性分析。森的阶段性结论意见让我豁然开朗。

“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阅读基础、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

森强调了自由阅读的重要性、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很对我的心态。基于阅读产生的信息基础，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习惯和方法，在一个不自由的信息环境下，我们的方法可能是片面的，我们的观点有可能是无效的。

生活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啊。

我的朋友叶，来自中国台湾某商学院，他在市场营销方面有自己的阅读体系。一次企业家沙龙上，他听内地一群学者和企业家大谈商业文明，大谈宪政建设之后，有些遗憾地说道。“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业家竟然在这么好的沙龙里谈论政治，谈论文明这样虚幻的东西，今天的台湾企业家在一起谈论的，永远都是利润，是如何赚取利润的方法”。

清华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朱先生，在给学生讲述企业的金融问题，尤其讲述企业如何完成私募的时候，话题带到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怎样定位。朱教授的结论很简单：“大学校长是干什么的，大学校长是为这所大学到处找钱的”。

杨鹏是内地研究中国政治生态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他提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产品的缺失，这样的观点让我心仪。他偶尔会读一读我写的本土企业模式案例。见得面来，杨先生说，“你观察并写作的本土企业商业模式价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没有解决商业文明元制度的前提下，更是没有价值，中国企业哪有模式可谈？”

同样来自中国台湾的费先生和我有过一次关于媒体的使命与责任的沟通。他说：“我知道内地的媒体朋友向往新闻自由，但我提醒你，台湾新闻自由之后，引来的是一大批媒体的死亡，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它所发生的变化几乎让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劝大陆的媒体朋友多思考一些媒体的定位问题、市场的细分问题、受众的接受问题，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是媒体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问题。”

上述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阅读范围内，应该说都正确，但把阅读范围拉开，则很轻易就能看到其不足之处。现实局面正是拉开性的，阅读的范围问题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

叶教授的信息数据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他是用目前的阅读数据掩盖了他过去曾经储存的阅读数据。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叶教授也不例外，他把台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信息丢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学教授的阅读渠道主要来自他的专业，这种与众不同的长处经常会得到企业的回报，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数据放大并复制到了其他领域。我听完了他的观点以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蔡元培先生还活着，你认为他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杨鹏的阅读数据有局限吗？他对我的工作的否定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经常生出工作虚妄之感。但杨的方法在这里仍然是扩大了他的个人阅读数据的价值，并用他的信息体系轻率地覆盖了我的信息体系。很多批评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杨鹏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的强权性非常隐蔽，隐蔽到连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

费的信息支持我想应该来自于一家媒体的经营范围。媒体是经营单位，是企业，这是常识，但媒体是公器，也应该是常识。这么看来，从事媒体的人在阅读时，其范围更大，而限制显然要更少。这就是做一个媒体人的难处。曾经听说有人谴责默多克在东亚的投资放弃了信息自由的底线，主动迎合强权的信息限制，而默多克对此不屑一谈，他说在他的企业里，他有处理信息的自由。默多克为了利润，或多或少把自己的阅读视野主动收缩了。

如此看来，做一个真正的独立阅读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坚守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该从独立阅读开始。某种意义上，我对中国的阅读，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而开始小心翼翼地工作：我不仅要去除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阅读障碍，也要去除来自商业方面的利益遮蔽；不仅要防止群体性的盲目阅读，更要防治个人阅读上的画地为牢。我的阅读是私人性质的，但我的阅读视野却要努力拓展。我需要选择，需要交流，也需要坚守。这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但独立阅读中国的快乐也在这里。

哦，中国，这苍茫的土地，这佝偻的人群，在我的眼前缓慢铺开。这熟悉又陌生的风景，堆积在历史里。我听见一个国家古老的叹息，也听见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残存的悲伤。多少年过去了，我以为历史就是帝王将相和农民起义，但是今天我读到了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是的，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这是我阅读中国、阅读自己最醒目的路径。这是一条具有经济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优美之路，我和我的朋友们彼此喂养，结伴而行，渐渐长成了一些有常识的人。

——愿所有有常识、有良知的人们都来看看，对于那些养活了中国的农民工，我们有着怎样的亏欠。让我们好好看看他们，这些满面尘灰的农民，和我们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与智慧，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工，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底线。

——《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生活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警惕那种以“集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为借口来剥夺个人自由的言论和行为；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那种以“个人自由”来消解“社会自由”、“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后者盛行之后，则必然出现群体性的盲动；前者盛行之时，独立思维能力稍微不够的人们，就极有可能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悉数拱手相让，彻底丧失个人价值。

——《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

——这样对自我的审问拖延了将近20年，让一个具体的人徒然耗费了太多的时光。袁伟时说过，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对这句话的具体解释似乎也能推演到我的对方法的审视之上。我们所学到的所谓观点恐怕是有问题的，而这些观点背后的方法，其荒谬程度可能更甚。因此，当我们试图说出某一个观点，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具有足够宽阔的视野？我们对自己的怀疑能力是否足够我们提出某种价值判断？

——《小心翼翼说出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