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参考大量日记、书信、报刊的基础上，梳理了胡适、沈从文、吴宓、胡风、老舍、周作人、叶圣陶、郭沫若、丁玲等九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后的活动，兼及他们一生的行止，意在凸显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1949年，他们人生选择的必然性和多样性。

1949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无疑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岁月，然而，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是可以触摸的，1949年不仅仅有北平解放、百万雄师过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有知识分子对社会前途和个人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本书在参考大量日记、书信、报刊的基础上，选取胡适、沈从文、吴宓、胡风、老舍、周作人、叶圣陶、郭沫若、丁玲等若干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从具体细节进入历史现场，摒弃了传统的史学宏大叙事方式，在点滴琐事的生动叙述和内心感情的直接抒写中，展示自抗战胜利后到建国前后知识分子内心分化、斗争、抉择的心路历程，使我们在今天体验到他们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彷徨与憧憬，无奈与奋发。

引言

第一章　胡适：破灭的自由梦

第二章　沈从文：从狂言呓语到恢复新生

第三章　吴宓：在保守和浪漫之间

第四章　胡风：文学殉道者

第五章　老舍：海外归来的“人民艺术家”

第六章　周作人：狱外的平淡人生

第七章　叶圣陶：涓泉归海的“知北游”

第八章　郭沫若：新中国的第一文人

第九章　丁玲：来自延安的小号兵

后记

有人说：“胡适其实并非什么政治人物，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能体味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他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伟大的书生。从当年的中国公学到北京大学，他都倾注了十分的情感，校长这个位置也是他最为留恋的。早年的胡适是反对搞政治的，这点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虽然他曾将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话早就抛弃，不过‘不入政界’总算一直在坚持。其中抗战期间胡适也做过几年驻美大使，这可以理解为在民族危亡时机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命运出一己之力。抗战胜利后，胡适还是皈依自己内心，回到他所喜欢的学术生活中。胡适自己认为和老乡陈独秀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在胡适的眼里，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政治’的牺牲品。”这也许就是胡适坚决不愿做国民党的“官”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好，哪里还能搞政治。”

胡适1948年12月15日乘机撤离北平，之前蒋介石曾派陶希圣北上请他回南京“临危受命”，让他组阁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而此前的翁文灏内阁已于11月中旬垮台。陶希圣赶到北平，在东厂胡同找到胡适，胡适当时正忙着《水经注》版本展览，和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的各项工作。陶希圣与胡适缠磨了两天时间，胡适还是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只是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1月21日，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去台湾，胡适赴上海送别。当天他得知蒋介石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23日，李宗仁来看望他和梅贻琦，谈了一个小时。1月24日早晨，他写了一封信给吴，恳切地表示：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没过多久，胡适又接到新的委任。2月13日的胡适日记说：“(陈)雪屏来电：‘(吴)铁城嘱转达，拟请任大使，乞考虑，急电赐复’。”对驻美大使一职，胡适没有任何兴趣。2月14日，他就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阁，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6月13日的胡适日记只有一句话：“马歇尔向国民党新政府提出两条建议”，同时粘贴了一则英文剪报，讲明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就是马歇尔的两条建议之一。6月21日，他经过七八天的“仔细考虑”，致电叶公超等转阎锡山，诚恳地要求辞职。电文中说：“蒙不弃委适分任外交部务，甚深感激。然日夜自省，实无能力担任此职，绝非谦辞。”“适在此努力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他请阎锡山、李宗仁、朱家骅等谅解他，并说：“今日恳辞，非为私也。”6月28日，胡适见到宋子文向蒋介石建议他做行政院长的电报和蒋的回电。6月30日，他连发三封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都是坚辞外长事。一给蒋介石，认真地表示宋子文电报中所说，“从未赞成，亦决不赞成”。

但是，代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广州政府”却采用“无赖”的办法，在四个月之内，再三劝胡适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从舆论和精神上支持“广州政府”，致使胡适进退两难，“精神上十分苦闷”。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最后“广州政府”迁至重庆，又从重庆逃到了台湾，大家都疲于奔命，此事才不了了之。  当然，胡适虽不入国民党政府机构，但是给他们“帮闲”却不遗余力，即使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也是如此。这里仅举一例。1949年12月，“代总统”李宗仁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到台湾又不会见容于蒋介石，于是以治病为名，携妻带子从南宁经香港赴美。在美期间开始对蒋介石的独裁暴政大加抨击，对蒋对自己的掣肘作梗加以揭露。胡适亲自到医院看望李宗仁，劝李返回台湾，以“家丑不可外扬”为由告诫李在美说话要谨慎。“若有什么批评政府的话，也应回到台湾去说，不应在国外批评自己的政府，贻笑外人”。结果被李宗仁以冷笑支出。

P12-14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本小书竟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完成。

2008年9月，我刚刚从兰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原单位，即受领导的派遣，来到以前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一个偏僻小国，我们的东南亚邻邦——老挝，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一走出万象的瓦岱机场，汽车奔驰在街道上，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金碧辉煌的寺庙。在朝阳的光线映射下，让人眼花缭乱，几乎生出佛国天堂的幻象。

在万象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突然接到国内师兄的电话，告诉我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怡石女士想找我编一本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书信和日记的书稿。王编辑有此想法是因为她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研究》。对于王怡石女士的建议，我当然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内心也有些惴惴不安，担心不能按要求完成任务。后来几经协商，书名最终定为《知识分子在1949》，于是我开始了艰苦而愉快的写作过程。

说艰苦，一是因为老挝毕竟是东南亚国家，气候炎热潮湿，蚊虫甚多，生活习惯也与国内有很多不同之处。二是因为老挝比较贫穷落后，即使首都万象，中文的图书资料也极少。完成这样一个写作任务，只能依靠互联网和自己随身携带的几本专业书。好在因为刚刚完成博士论文，有一些学术积累，现在终于勉为其难地写完了全部书稿。

说愉快，当然是因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切身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我通过阅读大量的原始材料和别人的学术著作，增加了知识，拓宽了眼界。正式写作时，需要对材料进行选择和归纳，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我的学术能力因而得到锻炼，自信心也得到进一步增强。写作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全书总共梳理了九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后的活动，兼及他们一生的行止，意在凸显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1949年，他们人生选择的必然性和多样性。之所以选择这九个人，虽然与作者本人的学术背景，即出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有关，但是我认为，他们也足以代表20世纪跨越新旧社会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样的事业或职业，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坚守着各自的人生理念。他们的人生浮沉，荣辱悲欢，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对他们心路历程的描述、分析和反思，也许可以唤起我们当代人清明的理性，使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

身在异国他乡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命题产生深深的认同。在老挝的土地上，我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感油然而生。因为，祖国强大繁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挺胸抬头地生活，这里的人也往往会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作为教中文的老师，看到我的老挝学生那么努力地学习汉语，自己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由此我也深深理解了郁达夫等那一代知识分子作为弱国子民生活在日本时，被人瞧不起，甚至被妓女歧视的悲愤心态。《沉沦》中的主人公临死前的呼喊：“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在我内心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不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真的很难理解那时的郁达夫！

于是，在写作中，我不断地产生这样的内心冲动，即真心地希望我们伟大的国家不断地走向繁荣、富强、民主、文明，使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不再遭受战乱之苦，不再经受社会动荡所带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戕害。在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我也不揣浅陋，私心里愿把这本幼稚的小书作为礼物献给自己的祖国，希望他永远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

能到老挝来，体验一种不同以往的生活，当然要感谢我所在单位的系领导和教研室领导。是他们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的导师程金城先生，为我指引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使我有能力完成这项写作任务，这也是我将终身铭记的。

本书从选题、策划、写作到出版，一直得到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怡石女士的热心指导和帮助。没有她，就没有这本小书的问世。本人在这里向她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本书的编写，也得益于同仁们的相关资料，谨向书中参考文献列出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现在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自然又想起了远方的父母、妻子和女儿。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全部的牵挂。没有了他们，我生活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年迈的父母为了使我这趟出国之旅成行，拖着病躯从家乡来到生活很不习惯的洛阳，帮我照顾孩子，没有丝毫怨言。我的妻子每天在单位和家之间奔波，承担了所有的家庭重负，并且付出全部的努力帮助我搜集资料。

最后，我要说的是，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才疏学浅，书中的任何错误都由本人负责，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2009年6月30日夜

记于老挝万象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