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起落，恰如人生。一代证券人的梦想与磨砺，20年中国股市的浮沉与得失。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他们的人生片段：刘鸿儒、尉文渊、李明山、吴雅伦、虞志皓、管金生、杨百万、赵鼎夏……每一位，都是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你可以读到这些历史碎片：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向境外贵宾赠送股票；中顾委的老前辈在中南海集体补股票这一课……

阚治东的人生是中国股市20年沉浮的一个缩影。

他曾盛极一时。作为申银万国的总裁，他写下了中国证券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等。

他也曾坠入低谷。1997年因“陆家嘴事件”被撤职，2006年又因南方证券破产被起诉并入狱21天。

磨砺洗净浮华。在这部阚治东毕七年之功亲笔写就的作品里，这位中国证券业的传奇人物以从容、淡泊的笔调叙说从前，这里有他的荣耀，他的屈辱，更有他对生命的洞见。所以，这绝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更是中国证券业最鲜活的历史，是对一个去而不返的时代最本真的记录。

序言

上海篇

 第一章 东渡日本

母亲让我走上证券生涯

“洋插队”的生活

收获梦想

 第二章 筚路蓝缕

新的岗位

国债交易

股票黑市交易的兴起

 第三章 更大舞台

申银证券成立

上海证交所成立

推广与宣传

10万人抢购新股

 第四章 南征北战

全国性证券市场的形成

群雄争霸

向外扩展

申银、万国合并

 第五章 风雨覆巢

深沪之争

申银参战

事后调查

申诉与去职

深圳篇

 第六章 南下深圳

南飘

初涉创投

最成功的“官办”创投

硕果累累

 第七章 不可为而为之

知其不可

全力扭亏

笔墨官司

孤立无援

将相不和

 第八章 南方破产

挂冠而去

南方倒闭

最后的努力

 第九章 拘禁21天

组织审查

突遭逮捕

关押在深圳看守所

重获自由

 第十章 决不妥协

申诉

力证清白

无罪撤诉

后记

母亲让我走上证券生涯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身后的目光

1987年秋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家，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能够通过重重选拔和考试获得赴日研修的机会，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此时，我的母亲已经确诊为癌症晚期。

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出国后唯一能和家中保持联系的方式只有往来缓慢的书信，而研修期间也不能随意地中断学业归国。所以我非常清楚，一旦我决定赴日研修，那么我和母亲就将从此天人永隔。因此，在得到医生的正式通知之后，我决心放弃这次研修机会，陪伴母亲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却作出了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决定，她坚决不让我放弃这个机会，命令我去日本完成研修学业。她让家人、同事轮番劝我，列举了诸如：医疗方面有医院和医生，照顾的人有亲戚朋友，日本离上海不远、有事随时可以回来等等理由。这些勉强寻找出来的理由，在我对母亲的深厚感情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无法撼动我留下来陪伴母亲的决心。

但是，有一个理由我无法反驳--在母亲心中，我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候，我有责任接下她身上的重担。

在街坊邻里眼中，我母亲是个瘦弱而贤惠的女人，但是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却是这个家庭的脊梁。1966年的一天，我父亲单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来我家抄家，父亲事先得到消息没回家，于是我母亲被拉到台上去替我父亲挨批斗。躁动的人群中，母亲本来就单薄的身躯更加瘦小，她那么驯服，让低头就低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这样，还有人不满意，让母亲用脖子夹着一张纸，连续几个小时保持这样的姿势。家被抄了以后，父亲没有了工资，只能靠母亲四处打零工让我们这个家庭挺过最艰难的日子。

说来奇怪，每次我想起母亲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她拼命低头用脖子夹住那张纸的样子。也许，这种让人感到屈辱的姿势却恰好诠释了母亲的伟大--忍辱负重，竭力保护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家里的气氛很平和。尽管我心中已经明白，此去很可能就是和母亲的永别，但是心中还是存有侥幸万一的想法，不愿意做出生离死别的样子。当时，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而我收拾行李时，回想起我去北大荒双河屯插队前和母亲的告别，难抑心中的悲痛。

我报名去北大荒，事先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因此当学校敲锣打鼓送来“喜报”时，家人都惊呆了。很快，我的城市户口注销了，似军装非军装的服装也领回来了，那段时间家里失去了欢笑，母亲流着眼泪为我准备行装，并悄悄往我的行李里装香肠和火腿。出发的那天，我和父亲跟母亲约定：到时候谁都不能哭！但我还是看到母亲满脸的泪水，我赶紧回转身，怕他们看到我已夺眶而出的眼泪。

下乡时期，右一是我

我无法忘却母亲为我送行的那一幕，当载着我们的客轮驶至江心，码头上送别的人群已辨认不清，泪眼蒙眬中，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不断地挥舞着一根扁担，我知道，那是我的母亲。

这一次告别，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里偷偷塞火腿和香肠了，再也无法拼命挥舞那根扁担为我送别了……

走下楼梯的我，不敢回头，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车。P3-5

序言

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不是所有经历过的人和事都能永存我们的记忆之中。有如泰戈尔诗中所表述的，“鸟儿已飞过，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有些人和事，即使你不用心去记，它们也仿佛镶嵌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永久的印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印痕会越来越清晰。

40年前，我中学毕业后去了北大荒，在那高寒地带、靠近黑龙江的浩淼荒原之中，在一个叫“双河”的小屯子里，我整整生活了9年。刚去时，我们所面对的是小兴安岭北麓尚未开垦的莽莽荒原，9年后,这些荒原已是万亩良田。然而此时，已经成长为生产大队干部的我却踏着返城高潮回到了上海，重新迈出人生之路。在此后30年的金融生涯中，我虽然被称为国内证券业、创投业的拓荒者，但走过的路并不平坦，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严重的挫折，甚至有过两次致命的打击，但我还是走过来了，并被认为在中国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市场上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媒体总结我们这批人成功的原因，得出了“这批人是从北大荒熬出来的”的结论。我想，这主要是指北大荒的岁月带给这批人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吧。

1987年，我作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研修生，被派往日本专门研修证券知识，从此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拓荒者行列，也有幸与中国证券业一起成长并逐步走向成熟。

今天证券业的条件比20多年前不知要好多少，有舒适的办公室，有丰厚的薪酬，但在证券业最初的年代，上述这些几乎都没有，但大家有的是激情、梦想和坚定的信念。记得那些青春年少的同事们会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当时大家聊得最多的是公司的未来和证券业的前程，“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每个人心中都洋溢着满满的自信，脑海中都充盈着实实的梦想。

也是在这种梦想的支撑下，中国证券业才会长足发展到今天的境地。

记得申银、万国证券合并后，我曾利用去日本开会的空隙，拜访研修时待过的日本蓝泽证券公司，蓝泽社长特意带我到公司营业大厅，向一批我熟悉的员工介绍：“阚先生，大家都认识吧，阚先生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的社长。”（日语中，社长就是总裁的意思。）话音刚落，我便看到一张张吃惊的面孔，那几位曾与我在一个宿舍楼住过的年轻职员怎么都搞不明白，几年前一点不懂证券市场知识、拜他们为师的阚先生，怎么转眼间就成了中国最大证券公司的社长了？

还有一次，在共青团中央举办的归国研修生大会上，我和一位交通部总工程师代表研修生发言。我们分别介绍国内证券业和国内高速公路的发展情况，到会的有不少日本社团组织的领导，其中有一位二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日青年交流的长者，他听了我们的发言，便让人搀扶他站起来，高兴地说：“当年我们可没有教你们这么多啊，好像光请你们喝酒了。”

这位长者或许不知道，在1993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很快就进入了真正的竞争年代，沪深两个城市之间的金融地位竞争，证券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营业部与营业部之间的指标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那时，几乎每家证券公司都把“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作为自己追赶的目标。

早在10多年前，也就是我40多岁的时候，就被称为“老证券”。不少人初次见我，都比较吃惊，说：“我们以为阚治东是个老头呢！”开始我以为是人家的奉承话，但听多了感觉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老证券”也就是证券业的前辈，在国外，不到七老八十，谁敢担这个名分？国内的业内人士这样称呼我们，是因为中国的证券行业太年轻了。

今天，不少媒体报道我们这批“老证券”，经常说我们当年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创下了多少的第一。其实，包括我、我的同事以及我们身边的这一批证券人，都应该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在20年前，中国证券市场完全是空白的，你做什么都可以拿第一，正是在这个不断创造第一的过程中，中国整个证券行业以神奇的速度飞速发展着。

历史车轮滚滚，浪花淘尽英雄，作为个人，在时代的潮流中当然有得有失。对于我，1997年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年份，一场突然的变故，迫使我离开如日中天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这场变故的起因就是：1996年那一年，我国传统的金融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和因获得国家特区政策而形成的新兴金融经济中心城市——深圳，两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金融中心城市地位之争。在那场争斗中，证券市场首当其冲，两地一批证券公司和银行被迫卷入其中，引起中国证券市场的剧烈震荡。为此，国务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分赴两地展开调查。结果，一批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受到查处，我就是其中一员。由于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深度卷入沪深两地证券市场之争，我被免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裁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一切职务。

以匹夫之身涉及沪深两地的证券市场地位之争，对我个人而言，是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对中国证券市场来讲，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有人称我们的离职是为地方政府承担了责任，但很多人知其事而不知其由。我现在则可以完全心平气和地谈论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

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后，我应深圳市政府的邀请前往深圳，进入又一个“拓荒”的行业——创业投资。一两年后，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成为少数具有全国性影响及全国性投资能力的本土创业投资机构之一，曾被评为国内最好的创业投资机构。同时，我们又在深圳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创业投资行业协会，推动深圳创业投资的发展。

我以为自己就此永远离开证券业了，不料2002年，我又再度归来，组织上派我去南方证券担任总裁。

今天，南方证券已经成为过去，但它仍可以被看做是中国证券发展史的一个很好的标本。它的覆灭可能有必然的因素，但作为个人，自被任命为南方证券总裁之后，我自感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无愧于心，为了不辱使命，我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第一线，依靠南方证券的干部员工，努力使南方证券早日走出困境。期间我曾被媒体称为“救火队长”，但就是这样的“救火队长”，也没能扑灭南方证券燃起的熊熊大火。面对南方证券上下失去饭碗的几千名员工，面对血本无归的全体股东，我曾感到痛惜和自责，责备自己无法求得多方支持，责备自己无力回天。

之后，我亲眼目睹致使南方证券最终倒下的种种危机再起，也清晰地看到有关方面在南方证券的问题上认识不一，但最终都没有拿出有效的补救措施。由于不忍看到三千员工梦碎的那一刻，我在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之前的几个月，坚决辞去了南方证券的总裁职务，挂冠而去。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后，我却受到了比1997年更为严厉的审查，几乎身陷囹圄。

至今，人们对我在南方证券这段时间的工作评价不一，对于我，既担当了身前事，又何计身后评。南方证券已成为过去，现在，我只是想通过回忆，让大家更加了解并理解，是什么原因把南方证券逼到破产最后这一步？什么是让南方证券倒下的根本原因？或许这可以让我们证券业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够有所借鉴。

20多年的时间，放在历史长河里说来并不算长，但是对中国的证券业来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20年。我有幸亲身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各个发展阶段的工作，经历了其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目睹了证券市场内在的、外露的、正面的、反面的、美好的、丑陋的种种现象。期间，我看过一家又一家新的证券机构出现，也看过一批证券公司受到重击甚至倒下。如今，证券业创业初期的那批“老人”已不多了，并不是这批人真的老了，不干了，而是行业的艰辛、路途的险恶使得不少人不敢再干下去了，还有不少人是被迫离开了这个行业。有人称我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悲情英雄，也有人称我们是最早进入中国证券领域的旗帜性人物，还有人说我们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过客。旗帜性人物也好，过客也好，俱已成为往事，但至少，我们走过的弯路，可以为现在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而我们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于是有了写作《荣辱二十年》的想法。

《荣辱二十年》一书内容的时间跨度超过20年，我很想把我亲历的大小事件清楚地写出来。记得很多年以前，申银证券曾赞助上海《萌芽》杂志社出版一套老前辈的回忆录——《献给下一代的报告》，在一次座谈会上，上海市一位老领导的夫人激动地指责某些人的回忆文章歪曲历史、美化自我，此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或许被指责的前辈并非真的想歪曲历史，只是笔尖所触及的人和事不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东西罢了。

面对过去这段历史，我也曾感到惶惑，怀疑自己的记忆力，唯恐所写的东西远离当年的事实。也许因为记忆尘封太久的缘故，一被打开，便从中滚滚涌出大量的人和事，但我却无法完整地记载下来。当然，《荣辱二十年》涉及的有些事至今还很敏感，特别是写到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时，我颇有顾虑，我写了删，删了写，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太感情用事。

最后，我想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用文字的形式去总结自己的过去，但人人都会回顾过去。老人对自己的过去更多的是留恋，年轻人更多的是反思，我今天的年龄介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因而既有留恋亦有反思，有执著的人生信念、不灭的梦想，有对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曾经关心过我的领导、朋友的感恩，所有这些激励我稍有时间，就打开电脑敲上几键，所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当中信出版社找我约稿时，便形成了今天这本书——《荣辱二十年》。

媒体对我步出南方证券泥潭后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关心，也对我进行体制外创业事件常有报道，将其称为“阚治东第五次创业”。实际上，从2003年年底离开南方证券之后，我就在一些朋友的支持下重新起步，选择了有过工作经验并且与证券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创业投资行业。合作伙伴有早年证券业的同事，也有深圳的同事，还有一批新加入的同事。

说起体制外创业，并非易事。创业投资需要资本，我和我们的经营管理团队当时无投资能力可言。也许有人认为，你阚治东募点资金有何难处，其实不然。记得筹备重新创业之时，确有不少事业成功的朋友口头承诺给予资本支持，但最终出资人只有老朋友尉文渊和北京的刘会等人。

2005年8月，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在深圳成立，注册资本只有3000万元。

面对一开始仅有的几千万元的投资能力，我们对选择投资项目颇费了一番工夫。最初我受美国工程院院士、风能专家鲍博士的影响，开始关注风力发电。那时就开始到全国各地跑，还到江苏东台签了一个风场建设的协议书，当地政府划了100多平方公里的滩涂给我们建测风台。后来，江苏东台的风电开发权实行招标制，五大电力集团都跑来竞争，我们的综合实力不够就退了出来。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与电力行业专家的接触，我们开始转向风电设备项目。

当时，国内一家国有重工集团正在引进国外风电设备生产技术，此公司恰好在物色非国有投资人，我们便去实地考察。了解到该企业准备主打1.5兆瓦级风电机组，与国内其他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商形成了市场细分差异。经过无数轮谈判，东方现代几乎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了那家风力发电机整机厂。

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2005年后迎来我国风力发电行业的大发展。国内风力发电总装机量从不足80万千瓦猛增至4000万千瓦。我们投资的这家企业因为生产的1.5兆瓦风力发电整机机组，符合我国新能源发展的方向和需求，所以获得自身的飞速发展。目前，这家企业已能年产300万千瓦风力发电机，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0％以上。最近，企业又自主研发制造出3兆瓦级大型海上风机，成为全国风机领域的三大整机厂之一，去年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一。

可以说，风电项目成为我离开体制后第一个投资项目，由于迎合时代需要，也成为国内创业投资业的一个亮点项目，这几年，我们的投资已带给股东很好的业绩回报。

在风电项目之后，这几年，我和我管理的公司又陆续投资了一批项目，其中有太阳能电池研发和生产企业——常州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制造现代农业装备的——现代农装、生产风电机叶片的——华风风电、河北九派药业、河北石化、安徽洁雅等。

另外一件值得说的事情是，我为什么参与成立很多公司，对此一些人不理解。其实最初，我成立东方现代只是想搞个创业投资管理公司，但最终由于客观条件却变成了投资公司。之后，我们在深圳又成立了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并以此为核心进行全方位布局，包括上海、河北、安徽等地，成立了上海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河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徽商创业投资基金、深圳东方资本创业投资公司、上海东创万富创业投资公司、合肥高新创业投资公司等。

这几年，我似乎又忙碌起来，在全国各个城市飞来飞去，设基金，看项目，作演讲。曾有媒体问我，为什么还要如此拼搏？坦率地说，并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为了重新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朋友，并且一圆与我共同创业的同事们“本土创业”的梦想。

本书成稿后，听取了《中国第一股：申银十年风云录》作者——《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陈可雄，以及姜国芳等上海、深圳一批老同事的修改意见，并得到《经济观察报》记者孙健芳和《南方周末》记者王晓帆的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