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父亲辞世前,在我的心中,总以为父亲的时日是无穷的。
他似一棵常青树。无论他的相貌、身姿与动作,与我离家二十年以前,几无改变。连白发亦罕见。我们是青丝家族。
当我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陪父亲去他心目中的“圣地”——西安碑林的时机,我想弥补时,父亲则说,他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不去也罢。
他已规缩了自己的空间,其实是他已看到时间的规缩。
父亲亦曾表示过,想到我曾经插队的傣乡去看看,亦被我那时忙着为知青“拍片”忽略了。
这是父亲进八十的日子。他依然热爱着所爱的一切,只是减少了许多外出的活动。
他经常静坐阳台,我来了,他就告诉我,当太阳照到家中墙上何处时,墙外的学生们下课、上操。他自己的看书写字也到了一个间歇。再照到何处时,可以准备淘米煮饭。
也有这样的时候,我来了,父亲正在看书,只是一点头,仍看书。或拿出昨天写的几幅字来,叫我品评。我说的总是很被父亲接受。父亲在此时便把一些选好的字画送给我去收藏。
父亲也写一些字交给他的两个孙子。此间已有去意。谁也不忍说破。
小小阳台,父亲写字的家当,笔筒砚台等,就摆在顶头的那张桌上。
母亲缝纫的机器则与之垂直。直角之间,是一张我从海南带回的躺椅。躺椅上,铺着父亲退休时单位赠送的虎纹毛巾毯。靠背上,是他们的孙儿们乳婴时代的小薄枕。
那两个他们曾经怀抱过的,早晚接送上学的孙儿,如今俱长成了高大的少年。
这阳台上,便是我父母的憩趣园。
所有人的习惯是,一进家就问:“爸爸呢?”母亲回答:“在阳台上。”于是跑到阳台门口,喊一声:“爸爸。”
躺椅上的父亲会悠悠然地对我指点,刺梅盛开了,或会问我闻见兰花的香气否?指指点点,就在这窗台上。
我家养两盆兰草,盆大而深,呈幽谷形。兰草的风姿,也像是在山里长的那种,勃发丝丝,犹如野性的瀑布,呈一种未梳理过的丛状,乱得有情。后来,有人也送我兰,理得太清秀,似雕琢了。
父亲从来不追求什么“极品”。我理解他的意思,只要它是兰,具有兰的特性,看得入眼,它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兰”,就是古诗词中的兰,就是深谷幽兰。
就是一棵普通的海棠,在父母的阳台上也因为温馨的陪伴而鲜洁滋润。
母亲还喜欢在初春的寒意里买来野山茶。父亲就静坐而赏。我来了,他说:“你看这野山茶,就像一个山姑娘那样可爱、自然。”
有一次,我想“净化”阳台。我说,应该把那些晾在窗下花前的什么毛巾、袜子收走,还有那只放在窗台上的小簸箕,里面晒的是父亲老乡送来的华宁小腐榨。
父亲则不以为然,他说:“这都是自己用的、自己吃的,很自然,很好。我这样坐在这里很舒服。”
我才明白过来:什么叫“很自然”。
这样,才是一个温馨“过日子”的环境,此真境界也。而我的要“净化”,则有从俗与造作之嫌。父亲从不乱性,这一点我永不及他。
父亲生病之时,楼上楼下新迁入户装修的轰响声常令我烦躁。父亲却说:“没什么,习惯了。”照旧地看书写字。这就是我的父亲,有着撼不动的沉静与不焦不躁的面容。
他说:“一天不看书写字,生活就没有质量。”
母亲说,父亲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手心里划来划去。母亲问他,他说:“我在想,这个字要怎么写才好看。”
父亲说,当他坐在躺椅上时,犹爱观赏那盆从海南带回的观音葵。他说,在昆明见过的所有那些同类植物,都与我家的这棵不同,没有这棵的舒展、飘洒。
“洒脱”与“舒展”,是父亲最喜欢的状态。父亲所有的袜子都是剪开了口子,由母亲重新缝上边的。他一点不能受那种紧袜口的束缚。
关于海南带回的观音葵,他还说过:“谁说海南的东西都是假的,海南人都是骗子?我们买这两棵的时候,只是两坨黑黑的根,什么也看不出来。人家说,您带回去种吧,种出来很好看的。带回来两棵都活了,果真是好。倒是搬家的时候不注意,让人偷走了一盆。”
雨后,父亲观察出,那盆海南的观音葵又抽了新条。那一年抽出两枝,长得迅猛,不久即与老枝条相齐,不分上下。父亲说:“这两枝是应在洲洲考上上海的重点大学,和你回到云南再创事业上。”
父亲去后,此树欲枯;两句古诗猛上心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我于是将它移到了我住处,欣然而绿。
大约我家的人总是以“草木”为命的,而不是金命玉命。那年我落魄已久,忽考上北大,可谓“一飞冲天”。那正是我家一棵文竹长得很高,“台数”很多,勃勃生机之时。
一天夜里,文竹放在窗台上被人偷了。是用长竹竿捅下去偷走的,花盆都摔碎在地。人家在查其他案情时,查出是同院的一个教师的儿子不务正业,专事偷窃而为。
母亲却不去索赔,反说别问了,人家的儿子为我们一盆文竹坐牢,似过意不去。母亲的这种善良,常常令我与她纷争。但母亲的无是无非,亦是一种静生法。有一年回家,刚下飞机,就听说家中的昙花昨夜盛开了,母亲打电话叫大家回去看。昙花是一点一点在人的眼前开放的,景象十分美妙。
我一进屋,就看到那盆花还放在中央。侄儿洲洲就说:“姑妈还没有看见昙花开,收起来,重新开!”说着,他的小手就伸了出去,将那花轻轻握住。大家都笑了。
父亲说:“洲洲,花开花落是不能再来的。开过就是开过了,就像你过了一天,就没有这一天,而是另外一天了。”洲洲抬起头来望着大家,小手放开了。果然,花没有被捏拢,花仍是开着的。他大概第一次知道了时光的无情滋味吧。那时洲洲五岁。
记得那年,全家去西山时,带他去了聂耳墓;告诉他:“这就是作《国歌》的人。”只见洲洲紧皱眉头,指着墓底下说:“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来,抢救聂耳!”
我们是强行把他拉走的;告诉他,人已死,抢救不活了。
聂耳死时,还没有洲洲。聂耳的同学教过他的爷爷。
小洲洲一面走一面回头望着那墓,为什么,好人为什么死?
那时在他的心中,好人都是不可以死的,这世上只应该那些坏人完蛋。
在父母的卧室里,两张小木床与窗户形成一个“品”字。父亲常讥笑母亲,说她是不开自己那边的窗,而开他这边的窗的,可以透气又不被风吹。父亲却不怕这风。
父亲亦曾很高兴地告诉我一个发现:每当月圆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一只手去揭开窗帘一角,就可以看见那一轮满月,正照在人脸上。他告诉我的时候,好像是“得天独厚”一样。似乎父亲当时也用了这个词。
父亲去后,我每当难以自已,便坐到那个小阳台上去,或者睡在父亲的小床上,我也看到了那一轮曾照过父亲的明月。我似明白了父亲喜欢的两句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临走前,他对我的反复叮咛就是:“要珍惜光阴。”
在辞世前一周,他对我的一位同窗好友说:“曼菱这个人个性极强,一般人的话她是听不进去的。你们是好朋友,要随时提醒她光阴易逝啊!”
我回故乡后,为知青的事,交往甚杂,也贪玩山水,令父亲深感忧虑。
父亲去了,我如能息此泛泛之交,杜绝浮华之游,使心凝聚于志向,情寄托于其所,以寸度计光阴,成就一点分内的事业,那就是父亲又给了我一次生命。
对于光阴,父亲给我留下的警示是丰富的。他赠我的书法作品中尤其强调了一幅,并亲自装裱好给我,是曹丕的:
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
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父亲与我都爱建安七子,风骨峭拔。但如果父亲不为我写,我却不知曹丕此文。那种上观日月畅行,下视体貌渐衰的悲哀,以及在悲哀中的奋争,有一种为人生的责任。的确,他的气质比曹植更堪大任。
以前我偏爱于曹植的悲凉多情,视帝位上的曹丕为夺权谋势之徒,此谬也!
另一幅,却与这帝王风度相反,是赞牧童的:“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垅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悠然与超脱,亦是珍惜光阴的智者。
父亲观我甚精深。他曾叹道:“自从去了海南,怎么变得那么无情?”
因此他这两幅字,俱是对症下药,将他的苦心借古人之妙语托付于我。珍惜光阴,珍惜人情,即是珍惜自己的本色与自由。
从父亲发此叹息后,我渐明白,自己是因办公司而被“商海”所逼,对人生剥夺太多。我的人生,不能一味地“时效”、“机遇”、“经济”。
如果不留下空间与时间,就不能从容地延续那些一生中仅属于自己的思考、情味、交往与悠然,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精神活动也就渐窒息了。自己终非其中人也。
父亲对日与月的深情所钟,令我最终决定“退出江湖”和“淡出官场似的文坛”。从此,我选择一种“只做事不争名分”,“只写作不问评论”的人生。
父亲与母亲本来还可以调一套宽宅的。
那年,学院里很多教师都调了。但也有不少人调过就后悔。因为只追求“一辈子要住一次大房子”,结果放弃了原来住得很顺的地方。
父母一直就清明地知足与安宁着。
他们说,“这前面就是花园草地,早晚散步,可以看见学生读书,可以遇熟人问候。阳台虽小,阳光却一早就照了进来。坐在那里看书,缝纫,拣菜都可以。房子很严实,正南北向,楼层合适。邻居又都熟悉好处,这样好好地住着,何必调呢?”
一天,又听到那些为调房的来诉烦恼;父亲就对我说,那个“六尺巷”的典故你是知道的了。我即念出:“万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家人指着当官的亲人为他们争地砌墙,不料这官员以大历史看小人生。反说“让”。弄得邻居也让。各让三尺,就成了“六尺巷”。
见我明白,父亲点头,又给我说了另一个典故:
郭子仪,是唐朝大功臣,皇帝称他为“兄”的。因战场归来,朝廷赏赐,专为他建一座府第。郭子仪戎马半生,今要安享荣华,特别新鲜,每天都要跑来看盖他的房子。一会儿担心木匠,一会儿又操心瓦匠。
盖房子的师傅知道他是功臣,也敬重他,便对他说:“我盖了半辈子的房子了,就像将军您打了半辈子的仗一样。但我只见住房子的人搬进搬出,没见过盖的房子倒掉。”
一语提醒了郭子仪。从此,他再也不去监察房子了,而是小心审视自身。郭子仪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为自己定位良好的功臣。他一直不忘木匠教诲,平安一生。
这一段古话,父亲不讲,我倒不知。
父亲的学问从很多渠道来,到了父亲这里就用人生阅历作梳,把它梳理过,然后给我,使我得沽“渊博”虚名。
有时候想起来,我一直很奇怪地脱离市井生活,从来没有计较过什么房子与头衔,也没有投入到人们的装修住房和购置家具的那些热浪中去,总在追求一条不断往远处去的路,忙着赶路了。
人到中年,除了这条拉得还算比别人长远一些的路,我一无积攒。根在父亲。我父亲从来没有教过我“为稻梁谋”,我所受的“家教”就是要争气。所谓“争气”,大致就是要争一争“骨气”与做出一点“名气”吧。
在我们这种家庭,所谓“光耀门庭”,并非是在家门上镂金刻玉,而是要焕发出精神的光彩。父亲说:“富贵富贵,富不如贵。”我想,我家属清贵。
三年前,人家对我进行“人才引进”,父亲只是担忧:“你回来能不能发挥作用?能不能出更多成果?”从来没有想到要随潮流去谈一些条件。虽然总是吃点亏,可是在精神上不输。这把尺子也就量定了我的一生。
我父母俱出自那种切近乡间田野的中国式的书香门第,故有着很多自然的禀性。例如,他们喜爱坐在阳台上敞着窗户做各种琐事,从不怕所谓“穿堂风”。即使是冬天也不要什么取暖器也不关闭窗户,讲究空气流通。
父亲酷爱户外活动。每天一早,就在所居的校园里跑步,舞剑。
父亲的剑术是可以做单人表演的。
白天午睡后,一定要到楼下的花园去做长散步。这个习惯一直到他辞世的最后一天。每周,则要到外面去走走,参加书法活动、老年娱乐。
七十来岁时的父亲,舞姿甚健,尤喜狐步和探戈,华尔兹跳得极为洒脱。母亲曾说,“每周末老协的舞会,你父亲是从开始跳到曲终的。”
父母喜欢将各自的家乡带来的土产,放在阳台上晾着,或分给我们。仿佛要有这些,生活才充实。
在他们身上,保留着可贵的乡土之气。例如,母亲会用玫瑰花瓣来做清香的玫瑰糖。在过冬的这一天,用来做汤圆的馅。他们还将那些细柔的鸡毛积攒起来,做成薄薄的两个鸡毛小坐垫,到远处郊游和公园玩时,随身携带着,就处而坐。
父母俱喜欢存水。平常,在厨房里,总是看见水壶、小锅、口缸里贮存有清水。这与自来水停不停无干。
我见过雪山脚下的少数民族人家,也是喜欢存水的。在那里,水是神圣的,放在铜缸里,置于合家最干净最醒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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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月金秋,接郁缀君信:北大出版社高秀芹编审告知,决定再版《中国布衣》。
在我内心深处仿佛被重重击了一鼓,回声荡漾,数日不可平息。
从我发表处女作的那天起,我就暗暗期待着:有一天也能够在母校出版我的书。现在北大再版《中国布衣》,这又好象是命里注定。
令人心情激动的是,一种获得认同后的快乐,偎依到母体的温暖。
感觉像是我人生中的两个最重要最厚密的亲人,他们自己走到了一起。我的生命中的两条河流,终于在入海口汇合。
父亲是一条默默的小河,或者说,溪流。
北大,是多么宏大的江河。
我从默默的小河,游向了江河,又重新回到山间溪流。
自古以来,平民子弟远赴京城求学,就是一条滚滚潮流,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注入着生机与活力,给民间厚土带来向上的希望之光。
我们这一届学生进北大时,正遇到一个百废待兴的转折时代。
北大的表面永远是划一的,学习,上课,肃穆的图书馆,浪漫的未名湖。这股每天往来于校园的貌似划一的大流,其实千差万别。
有的带着大地的泥土,有的带着豪门的坎坷,有的带着书香的曲折;有机巧,有朴拙,有奉献,有执着;因为民族的同一个理想而混同着,数气相搏,风生云涌,陡起风雷。精英由此生成,人脉由此贯通。
父亲在我二年级的时候来过北大。在未名湖畔拍照时,他忽一招手,让我等一下。他摘下帽子,虔诚地站好。秋风吹乱了他的额发。
我想说,戴帽好些。但看他肃穆的样子,知道他肃穆的感情。于是为父亲拍下了这张唯一的湖畔照片。一个拘谨的边地知识分子,来到他心中的圣地。
现在来看,照片上手里拿着帽子的父亲,风中凌乱的头发,其实更符合北大,也更符合父亲。骨子里的谦逊与尊贵。
父亲那种敦厚,细腻的气质与我的浮躁大相径庭。
“人生至处知何似?应是(似)飞鸿踏雪泥”。
北大是永恒的世界级风景。我只是这塔下的细沙,湖畔的流萤。
北大是被历史惦记着的,有如天上的恒星,有无数优秀的心灵来回忆。
而布衣的父亲,却只有我会生生息息地想念他,追悔莫及地怀念他。其实父亲一直很想知道北大的种种,想知道我的学习生活的所遇所感。然而女儿总是一付天之骄子的模样,语焉不详。
如今,当青年的求学与壮年的遨游结束,我渴望回归时,那在家中守候着我的父亲,却走了。留下我,独对滇池冬日的鸥鸣。
在梦中,我又倚到了他的膝下,一如昔日咿呀学诵唐诗的光景: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是的,时日将从山后隐退,我终将回到父亲这片布衣的大海。
北大,则是那座我曾经登上去,欲穷目千里的高楼。
我的北方巍峨之母校,我站在滇水边向你守望。
让我也在风中摘帽,让风吹乱我的头发。
二
这年秋天去台湾,在胡适墓前,我特地代父亲行礼。
父亲少年,正是抗日烽火,民族觉醒的激流岁月。中国诸多名校名家南迁昆明。边城幸运地得到了现代文明思潮的洗礼。
父亲当年常去听北大清华名师们的讲演。
我常听父亲提到的人是:王国维,陈寅恪,还有胡适先生。
离开台北前夜,台北的一位学长易君博先生打来电话,他读了《中国布衣》,送给我父亲两句话:“拔乎流俗之上,立于千圣之表”。 我说,父亲听到一定会感到担当不起,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已经习惯于父亲的嘱咐。他自称:“无名之辈”与“布衣”。
可父亲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吗?
他不是鲁迅在《一件小事》里写的工人那种纯天然的厚朴。
他已经将朴拙的天性,坎坷的人生与美焕美伦的中国文化合而一体。古人称之为“内美”。
他在内心世界里所取得的成就,令许多所谓功成名就者望而莫及。
他创造了能够让别人分享得益的东西。
父亲酷爱读书。但观今人,读书以实用,而与内养无干。
这需要一种夙慧。
我以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耕读人家传下的那种书香。
我父亲,名进德,字退耕。祖上十几代前曾是官宦,后来归于林下。到祖父已是典型的乡绅。他酷爱字画,遂令家产丧尽,使父亲成长于寒门。
“杨状元才高天下,马汝为字压两京”。我家藏有马汝为的真迹。
曾经省博物馆出价来购,父亲不舍。他告诉我,这是祖上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要传给我们。那年我五岁,我记得那黄黄的用褐色丝带捆起的一个轴卷。
到“文革”,家被抄,字画被抢走了。父亲只能说,人在,就行。
但我依然有着证明书香家世的“名片”,这就是父亲写就的书法。
无论在那里,一拿出父亲的字,人们总是由衷地赞赏着。这不是那种异化了的现代入书法,这是世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书法,昭示着文化与人格精神,启迪着心灵的美感。
季羡林,还有一些名家,书法家钱绍武先生、李群杰先生都告诉我说:你父亲是一位书法家。
就凭这寄托着生命与尊严的书法造诣,父亲不是一位普通人。不是普通人能够写出来的。
然而他又在诉说着普通人的忧伤和自律,和对于平凡生活的热爱,想象。
这其实正是艺术与文学追求的人之本的至高境界。
面对千年历史长河和浩渺宇宙,谁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入呢?
写作《中国布衣》,是我结束自己多年漂泊的心理需求。
写作源起于对知已的倾诉,和友谊的抚慰。在那个哀痛不已的春天,工人出版社的朋友们与我确定:要出一本书。从此,我的哀思不再孤单。
《中国布衣》初版以来,喜爱它的人们来自社会各层:有末代皇室贵胄之后,名门望族和将门之后;有企业家,文坛作家,大学教授;也有初识文墨的退休工人,退伍军人,乡村教师,青年民工;还有海外华人,台湾政要。
有一位在美国开办华人学校的昆明同乡,特地到我家里来,索要《中国布衣》和父亲的书法作品。他认为,这是美国华人教育孩子的合适教材。
“不因为被漠视而放弃自己的尊严与责任”的心声,震撼了人们。那被尘世压抑,而倾泻于书法的才华与情操,留下了大美。
这是一股源自中华文化的山泉。它带着“天人合一”的纯美与当代真实的沧桑。
它告诉世界:什么是中国人入?什么是中国文化?
2009年12月12日
父亲九周年忌日
曼菱 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