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是东周时期长江中游（涉及长江、汉江、淮河流域）地区楚人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文化。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荆楚民族在商代已相当强大，《诗经》曾提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周武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标志着楚国历史的开始。
楚，也称荆楚，春秋时代的这个国家为什么叫做“楚国”呢。“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但是，构成楚民族主体的，却并不是江汉流域的土著，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支部族迁移到江汉流域，不断地与周围的土著民族（九黎、三苗的后裔）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
荆楚部族在与北方商王朝的对峙中也吸收了先进的商文化，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周朝初年，转投周王的荆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
楚民族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中原文化进行着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独有的特色，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闷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一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蛮夷”。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通即曾经对周王室宣称：“我蛮夷也。”这里没有自卑，而是充满自信的表白。
一般认为中原文化比楚文化先进，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要晚一些时间，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那样完整，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有着自己的优势，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势。《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由于维持日常生活比较容易，就有可能使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由此可知当时楚国物产的丰富。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拥有很多黄金。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难以望其项背的。屈原《招魂》中描绘了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这是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方法方式也有很多种，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但另一方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对来说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如项羽等。
富裕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对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包括音乐、舞蹈、歌曲的艺术，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方式方法。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州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P2-4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从艰难创业到立威定霸，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纵横八百多年，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如周文武称三代均尊之为师的楚国缔造者鬻熊；自称王，创县制，具有创新精神的楚武王熊通；南定都郢，北通“上国”，抗衡中夏的楚文王熊赀；与齐桓公争霸后来居上，登上中国霸主地位的楚成王熊恽；“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天下大事尽在楚”，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熊侣；开疆拓土，使楚国以大国强国的雄姿步入战国“七雄”行列之一的楚惠王熊章；大胆重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使楚国振兴复强的楚悼王熊疑，等等，都是对楚国和全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有着积极贡献的著名人物。
楚文化有着相当高的成就。楚文化不但继承了南方部落民族的优秀传统，而且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熏陶。楚文化为先秦众多学派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春秋战国的混乱时期展示了强大的实力，并为中国人文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根基。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楚国占据了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区，地域最广。当时秦、楚两国比其他诸侯国对历史的贡献更大。问题在于怎样理解楚文化，楚辞作品所体现的是怎样的楚文化呢？楚民族在长期的共同居住的地区、共同经济的生活和自然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信仰、心理状态和文化传统等，巫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
假如把三千年的中国诗史，比作一条长江大河，那么，三百零五篇的《诗经》就是它的上游、源头。它们或如原始森林里幽咽的溪流，或如峭岩削壁间哗笑的瀑泉，鲜灵活跳，晶莹可爱，而且千回百转，兼收并蓄，为下一段的浩浩洪流积蓄着必要的水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春乌啼晨，唤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春天。就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这个灿烂的时代，诗歌之河，如黄河闯开龙门，长江冲出三峡，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汇集了当地的大量水脉，顿时出现了烟波万里的新气象，开创了与中华民族相称的新气派。中国诗歌长河的这一段因出现在楚国的原野上，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后名其为“楚辞”。
“楚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可见，汉代初年就已经有“楚辞”这个名称了。最初楚辞大概还是单篇流传，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曾给《离骚》这一篇作注。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提到的屈原作品，也只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和《怀沙》这几篇。根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我们认为，西汉末刘向编校群经，才把屈原、宋玉、贾谊等人所作的《楚辞》，加上自己写的《九叹》辑选成一集，取名为《楚辞》的。于是，《楚辞》又成了一部诗歌专集的名称。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继《诗经》之后又一部影响深远的巨著。诗、骚并举，成为中华文明史上形态各异，相辅相成的“诗学原始”。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就是要从源头上了解中国人的审美精神形式。那么，是什么使《楚辞》获得了这样重要的文化地位呢？《楚辞》属于长江文明，与属于黄河文明的《诗经》，分别代表着各领风骚的智慧形态。当《诗经》作者基本上是民间的无名氏或士人群体，并且以朴实的、被认为是温柔敦厚的理性，提供礼乐文明的审美载体的时候，《楚辞》却以杰出的诗人个性，吸收了奇丽的神话思维，展示了另类的诗学天地。《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生活于战国中期的楚国。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屈原是属于楚国的，他是楚国的左徒，是楚国的三间大夫，是楚国的政治犯，最后在楚国死节，“受命不迁”（《桔颂》），一步也不愿离开楚国的土与水。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巨人，他却是属于全中国的。屈原是在华夏文化的哺育下生长起来的。楚文化是整个华夏文化的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决不是华夏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统。
以《诗经》为例，它像在中原各国一样地在楚国流行。《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对论王太子的教育内容，明确说要“教之《诗》”、“诵《诗》”。楚国君臣在政治生活中经常引用《诗经》，例如：
《左传》文公十年：“子舟（楚文王之后）日：‘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日：‘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诗·大雅·丞民》句）‘母纵诡随，以谨罔极。’（《诗·大雅·民劳》句）”
《左传》宣公十二年：“孙叔（楚令尹）日：‘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诗·小雅·六月》句）先人也。”
《国语·楚语上》：“伍举对楚灵王日：故《周诗》日：‘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鹿攸伏。’（《诗·大雅·灵台》）”
宋玉《九辩》也化用《诗·魏风·伐檀》：“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诗经》在楚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与作用，和中原各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了。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反映在屈原作品之中。在屈赋里，只有《天问》最后提到楚国的几位历史人物，连篇累牍的都是“天下”的历史名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皋陶、伊尹、傅说、比干、吕望、伯夷、叔齐、宁戚、百里奚等。即使举独夫昏君，也放眼“天下”，如启、羿、浇、桀、纣等，都不是楚人。屈原采用的神话素材，除《九歌》的湘君、湘夫人等外，基本上也是属于全中国（当时的“天下”）的。屈原笔下的神话世界中心，不在九嶷，而在昆仑。在《天问》这座庞大的神话宝殿里，竟没有一尊楚国的地方神祗，也没有一个仅仅属于楚国特有的神话故事。《离骚》开头称美世系时，并提神界始祖高阳与凡界先人伯庸，写法与《诗经》的（生民》、《玄乌》、《长发》等篇相同。
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着眼，《楚辞》与《诗经》确实差别很大，似乎是毫无继承关系的两个源头。但是，五四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在形式上的差距不是更大得多吗？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哪个没有受过古典诗词的哺育？正如没有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化，就不会有像郭沫若这样杰出，的新诗人一样；没有包括《诗经》在内的华夏古典文化，也不会有屈原。《楚辞》与《诗经》在艺术上差别大，除了受楚文化的地方色彩这一客观因素影响之外，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它的创始人屈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巨匠，有高度的创造精神与鲜明的艺术个性。《离骚》等作品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点，不仅《诗经》不曾有过，楚国文化史上也不曾有过，而是属于屈原的创造。
屈原不是思想家，因而《诸子集成》中没有他的位置，但是他的实际影响却也不在诸子之下。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为其开辟了列传。今天我们若去湖北秭归，还能看到巍峨壮观的屈原祠和纪念馆。20世纪50年代，屈原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其地位亟欲同孔子相比肩，人称“屈子”。
如果说，诸子之为诸子，自有其思想和人格的魅力，那么屈原之为屈子．当归因于他的创作和实践。王国维曾经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在中国文学史上，《楚辞》是继《诗经》之后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像刘勰所指出的那样：“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文心雕龙·辨骚》）所谓“楚人之多才”者，屈原是也。诚然！可以想象，没有屈原，岂见《离骚》？没有屈原，何来《楚辞》？屈原的诗固然难得，屈原的死也同样重要。众所周知，至今“端午节”盛行的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都是为了纪念屈原之死而流传下来的。前者再现了当年屈原投江后人们乘船寻找、打捞他的情境：后者幻想将粽子丢在江中便可以避免鱼虾吞食屈原的尸体，以此来寄托人们的哀思个人的死竟然能够衍生出一种民俗、一个节日，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楚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体现了楚民族的风俗、习尚、信仰等，但其精神实质并其筋骨则是华夏文化。屈原及其作品便是这种巫文化融汇入华夏文化的集中产物。这个文化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典型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而且还主宰了四百多年两汉文学艺术思潮，给予中国文学艺术极大的影响。
基于此，本书认为，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楚文化中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楚国人的创新思维与批判精神，楚人对生命的解悟，楚文化中的宽容精神，屈原的忧患意识与牺牲精神，楚人以统一中国为己任的雄伟抱负和责任感，楚国人的忠贞爱国思想，楚文化中的浪漫精神等，对中华民族的塑造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涵。
在新的历史时期，振兴国学，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这本《楚辞精神》由刘兆祥编著，通过具体的历史故事把楚辞中孕育的艰苦创业、宽容、爱国、浪漫等精神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在扩大知识的同时，接受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楚文化的宝贵精神传承至今日，依然强音高亢，激励着我们昂然阔步，一往无前！
《楚辞精神》适合国学爱好者阅读。
楚辞精神 源远流长，深厚博大，是中华民族精神取之不竭的源头。这本《楚辞精神》由刘兆祥编著，为“一本书读懂国学经典系列”之一。内容包括：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楚国人的创新思维与批判精神、楚人对生命的解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