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传》是我国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学术力作。首次附录了《鲁迅年谱》、《鲁迅生平和著述年表》，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资料和鲜为人知的轶事。并向人们诠释了三个不同的鲁迅，还对当下流行的“假如鲁迅活到现在”的话题，作了精辟的评述。作者的这本《鲁迅评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鲁研界最具分量的学术著作之一。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在国内外众多关于鲁迅的传记和评传中，是极具个性的一本。作者与鲁迅，是同时代人，且是当时文坛交往甚密的文友，因此对鲁迅的了解、认识和评价，具有直接鲜活的印象，以及一般作者、研究者所无法企及的深入。曹聚仁曾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写作时则保持“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的视角，对鲁迅的生平、脾性、家庭、师友多有揭示，对鲁迅的心路历程、社会人生、文艺政治等观念也多有阐发。作者写作《鲁迅评传》，正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可以自由地撰写鲁迅”特定的时空中，自然产生出的是极富特色的作品。作者对鲁迅的理解，能道他人所不能道者，即使在今天，对鲁迅研究乃至爱好者，也依然具有相当大的阅读和参考价值。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

一　引言

二 绍兴一鲁迅的家乡

三 他的童年

四 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

五　在日本

六 辛亥革命前后

七 民初的潜修生涯

八 托尼学说

九 《新青年》时代

十　在北京

十一 《阿Q正传》

十二《北晨》副刊与《语丝》

十三 南行一在厦门

十四 广州九月

十五 上海十年间

十六　晚年

十七　《死》

十八 印象记

十九　性格

二十 日常生活

二十一　社会观

二十二 青年与青年问题

二十三　政治观

二十四 “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

二十五　文艺观

二十六　人生观

二十七 他的家族

二十八 他的师友

二十九 闲话

后记

1939年秋天，我们在绍兴城中逗留了一个多月；虽说是战时，那儿的朋友，贺扬灵、胡云翼、孙福熙，还有印西法师，大家对于文艺的兴致都很好。我们就拿鲁迅的小说和随笔小品作蓝本，到城内城外追寻鲁迅幼年时代的生活。鲁迅的老家，在绍兴城中东昌坊口周氏新台门内；他的外家，在城外安桥头，那是他幼年时寄食的去处。我们有时走路，有时坐乌篷船，史迹散布的所在，差不多都到过了。

鲁迅的小说，一看就知道是拿绍兴作背景的，《呐喊》和《彷徨》，其中十之六七为他本乡的故事，其他无非鲁镇、未庄、咸亨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则无非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单四嫂子、王九妈、七斤、七斤嫂、鲁八一嫂、闰土、豆腐西施、阿Q、赵太爷、祥林嫂；其事则无非单四嫂子死了儿子而悲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痨病，孔乙己偷书而被打断腿，地方色彩非常浓厚。不过，我们应该接受周启明的说法：鲁迅对于他的故乡一向没有表示过深的怀念，这不但在小说上，就是《朝花夕拾》上也是如此。大抵对于乡下的人士最有反感，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以外，特殊的是师爷和钱店伙计(乡下叫作“钱店倌”)，这两类气味都有点恶劣。但是对于地方气候和风物，也不无留恋之意。如《在酒楼上》，他坐酒楼上望见下边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竞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在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下文吕纬甫说到回乡来迁葬，也说：“这在那边那里能如此呢？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他在这里便在称颂南方的风土，那棵山茶花更明显的是故家书房里的故物，这在每年春天总要开得满树通红，配着旁边的罗汉松和桂花树，更显得院子里满是花和叶，毫无寒冻的气味了。关于乡土的物品，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上也有一节云：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其实，“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吃辣的”也就是一种蛊惑。)

绍兴是水乡，(李慈铭所谓：“橹摇鲁跃际，都是故乡音。”)坐着乌篷船，卧听打桨摇橹声，自有深致。鲁迅以中年人的寥落情怀，对于秋冬间的原野，另有所感受。他那篇以《故乡》为题的，说：“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我躺着，听舱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这都勾画得很真切、很有神的。

(周启明说：《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作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这话正可以说是写给《鲁迅传》的王士菁听的，因为那本传记实在穿凿得太离谱了。)

在陈源(西滢)和鲁迅闹口舌的当儿，西滢写信给徐志摩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启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启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这段讽刺的话中，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认的话，即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

说到绍兴的人物，其实不必远攀舜、禹、严光和孝女曹娥的；(虽说大禹墓在绍兴，也不一定和后来的绍兴人有什么血缘关系的。)最和鲁迅的思想路向相同的，倒该说到东汉末年的王充，他所著的《论衡》，便无视孔、孟、墨、道各家的思想权威，一一剥去它们的外衣，暴露它们的弱点的。《论衡》的尖锐战斗风格，也可以说是开出后来绍兴师爷的先河。绍兴师爷究竟起于何代？我们还不曾确凿考证出来，以我的研寻，盖与蒙古人人主中国有关，因为蒙古人主政，大权都在蒙古人与回人之手，他们都是游牧社会的豪杰，汉化的程度很浅，不懂得推行政务；因此，各级政府的政权，都落在幕僚之手。(主管政务的蒙古人，只是盖印批行就是了。)这种幕僚制度，经过了明清两代，形成了一种特殊阶级，也可说是一种政治集团，成为支配中国政治的幕后力量，迄民国还是存在的。幕僚之中，分刑名、书启、钱谷各专业，刑名主法律，在朝便是法官，在野便是讼师。书启主文牍，便是后来的秘书。钱谷主财政，他们可以说是中下级的政治干部。这样便成为专业，也有江苏的常州、苏州人主其事的，大部分却都是绍兴人。因此，绍兴师爷成为绍兴读书人的谋生大道之一。刑名师爷，可以运用法律，却也可以玩弄法律，深文周纳，人人于罪，玩弄文句，规避刑法，这都是他们的特长。若说绍兴的文风，冷隽尖刻，则明末的徐文长、张宗子(岱)，清代的章实斋、李慈铭，都有着绍兴师爷的刀笔吏的风格的。周启明谈《阿Q正传》，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对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他就是近于融化在那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里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的有净化力的情绪。”这当然是他们接受了西洋文学以后，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就绍兴文士的见地说，他们的确能够跳出世法的圈子对世俗予以冷静的批评的。(绍兴师爷，处于政治的幕后，也正使他们变成了玩世的态度，他们明白所谓政治就是这么一种玩意儿。我们读了《韩非子》，也可以知道法家文字是理智的，比较冷峻的。)

鲁迅兄弟，生长在士大夫心目中的“仕宦之家”，要不是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周福清)出了一点小乱子，因而削官被囚，家境突然破落了，他们的生活，一定还在书香门第中打筋斗的。他们有一时期，也曾有被送去学幕的可能；恰巧他们的本家在南京办洋务，这才为他们开辟了新世界，进入了现代化的思想圈来。不过，他们毕竟还是绍兴人，带着乡土的气息的。P8-11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20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其中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06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