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1900－1972年)，作家、记者，浙江浦江县南乡人，字挺岫。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一生的著作，已出版成书的约七十多种。80年代以来，出版了《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听涛室剧话》等。

本书所收评书论艺忆人之作皆为首次结集出版，原发表于香港等地各种报刊，很具独特的知识性、欣赏性及史料参考价值。

对于一生著述颇丰的曹聚仁来说，笔耕不辍的背后，往往依托的是阅读的广博，与读书的勤勉。作者“看的书很杂”，又“相当的随意”，往往“想起点什么，就写下来”，点滴文字中“又流露出作者对书、对文、对人及对生活的态度和见解，也看得出作者深厚的学术根底”。一篇短短千余字的“书话”，就可牵带出晚年的曹聚仁或是亲身经历过的文坛掌故，或是阅读后写下的笔记心得，或是谈诗论艺时的即兴体会，或是关于文学诸多层面的理论探讨。这些在书内四辑中都各有侧重，同时也兼及学问、书趣、政治立场与人生感悟的发挥。本书所收文章，多系作者晚年在香港卖文为生时期，发表于报刊的专栏，生前未曾结集。今由其家人整理、修订，纳入“曹聚仁书话系列”。相信“今天的读者，即使没看过他谈到的那些书，看了他写的书话”，“也会有一定的收益”。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

第一辑

 书架

 书房的灾难

 “红楼梦一箱子”

 “博古”与“通今”

 “孔夫子的门徒”

 书林扬觯

 太炎先生是吾师

 我不识樊宗师

 《庄子》与《文选》

 岁暮辞

 关于《现代中国通鉴》

 《书林新话》前词

 谈《浮过了生命海》

 未名社

 《大公报》的传统

 有怀《新中华》

 南星书店

 “文星” 的风格

 文摘

 我与文艺

 四十之年

 “假使我明年要死了”

第二辑

 读《史通》杂识

 苏叔党《飓风赋》

 《滕王阁图》

 艾南英

 《舟车所至》

 匡超人论

 曹雪芹《行乐图》

 谈《中国近代史》

 读《九一八事变史述》

 辜鸿铭“狗屁不通”

 《五讲三嘘集》

 “□□□×××”

 伯夷、叔齐与鹿

 “胡适批判”

 胡适与“《水经注》案”

 黄远生《记太炎》

 “林语堂启事”

 《清呓集》

 梁实秋谈写信

 李劫人的《大波》

 谈萧一山

 《北窗夜钞》

 “假石涛像”

 蒋碧薇的败笔

 “某君”

 枝巢《回忆篇》

 罗敦伟的回忆录

 良医的“人情味”

 女人写的文章

 海外梦回

 《香港旧事》

 抄一段笔记

 从《任卓宣评传》说起

 “这中间”

 英雄与英雄谱

 连士升的散文

 “《风萧萧》的作者”

 韩素音的小说

 蔡思果的散文

 《摆江》

 绍兴水乡行

 女作家

 台湾女作家

 《不按牌理出牌》

 百科全书派

 《性史》与《性艺》

 关于《小江平》

 马可孛罗

 《雪莱传》及其他

 《罗素传》

 谈康拉得一

 海伦·凯莱的生平

 《关于短篇小说》

 《冰点》

 新《小学生活》

 《母子之间》

 “上帝是黑人？是白人？”

 《我是神父，我要结婚》

第三辑

 读诗小记

 “病后觉衰”

 卧病

 老境

 王昭君·青冢

 虔州

 沈园

 李延昰的一首诗

 《河北地震诗》

 哥罐诗

 菊花诗

 元日诗

 梁任公的情诗

 林长民白话诗

 冒广生题《晚翠轩诗》

 齐白石的诗

 齐白石的画与诗

 鲁迅诗的本意

 “胡适之体”诗

 “《尝试集》体”诗

 刘半农拟民歌

 俞平伯的新见

 汪静之的情诗

 康白情

 赵元任贺胡适生日诗

 吴雨僧的怪诗

 毛泽东诗词

 “君子之诗淡如水”

 王元君殿的签诗

 诗人之诗

 琼瑶的一首诗

 随园论诗

第四辑

 中国的民歌

 赋诗

 律绝

 巧对

 四六判

 书简

 便条

 数字诗

 黄老

 谈明代文士之陋

 谈乾嘉学派

 掌故与考据

 再谈抒情小品

 再谈武侠小说

 尽与不尽

 谈“不尽以求其达”

 “言外之意”

 谈修辞上的问题

后记

曹聚仁书话系列编后语

四十多年前，那时，我只有二十多岁，在上海盐商吴怀琛先生家中教书。那时，上海职业教育社邀请章太炎师公开讲演《国学概论》，每周讲演一回，共十二回。社方聘请的记录员，以及上海各报在场的记者，都没法把章师的讲稿记下来，只有我所记这份讲稿，在邵力子先生主编的《觉悟》(《民国日报》附刊)连载，为章师所称许(见日译本《国学概论》题词)，这是让我成为他的弟子的因由之一。其后三年，章师入室弟子钱玄同先生他的长嫂单氏，乃是我的单师不庵的大姊，钱氏乃转告单师，要我到章师处去拜门，所以“太炎先生是吾师”，乃是实事，并非“出卖野人头”，借章师以自重的。

上一代学人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乃是梁启超、胡适和钱玄同诸先生；周氏兄弟之中，和我交谊较深的是鲁迅，但在文艺观点上，我和知堂老人最接近，所以我对太炎师也不必谬托知己。章师弟子之中，黄季刚(侃)有颜渊之称，我却最看不起季刚，不仅是做人，而是连及做学问。季刚的文章，众许为得章师的真传，但在我心目中，写骈文，要推重汪东；至于写散文，鲁迅才算得升堂入室。论文如论人，我的话只能与知者言的。(章师晚年久居苏州，也有那一时期的弟_了，他们列叙章门弟了，曾有一张名单，却没有周氏兄弟，其孤陋寡闻，可想而知。)中年以来，我在治学写文上，慢慢受了章师的影响，觉得章师治学严谨，自非梁任公所能及的。我对胡适先生的爱好，也转到冯友兰先生方面去了，这也可以说是我中年以后的进境。

有一回，我从杭州趁轮船到桐庐去，跟两位余杭客人同坐在房舱中；他们大谈章太炎师的文章。(章师浙江余杭人，梁任公说他是余姚人，一字之误。)一位说：“我们余杭有位章太炎先生，他的文章仿佛唐代的韩退之韩文公。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我当时年轻，不知道幽默，冷观静听，不禁哈哈大笑，他们给我这个土老儿笑乐了！他们呆呆看了我一会儿，问我笑什么？我就把手中的《国故论衡》给他们看，“你们看！这段话说得真有趣！”那是章师《论式》中的话：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今法六代者下视唐宋，慕唐宋者亦以六代为靡。夫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权德舆、吕温及宋司马光辈，略能推论成败而已。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佞人之戋戋者。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于气矜，游豮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为错牾，古之人无有也。……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如魏晋。

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

那两位余杭客，还看不懂章师的文章。我先把章师所引述《礼记》中的话“君子比德于玉焉”、“孚尹旁达，信也”这二句文义说给他们听。再告诉他们：“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八代，包括魏晋六朝在内。章师却认为魏晋文章最高，六朝次之，唐宋文章便很差了。至于韩愈、欧阳修、曾巩、苏氏父子的古文，那就差得多。你们说章太炎文章跟韩退之一样，岂不他自己骂了自己？”给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呆住了。

章师的文章颇近顾炎武(亭林)，鲁迅则远追王充，知堂则抗衡颜之推，师徒三人，各有所长，自成一家言；今之作者，可以与之比并的实在太少了！

章太炎在上海讲演《国学概论》，那是1922年的事，那时五四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白话诗。我的老师，如刘大白、朱自清诸师，都是写白话诗的，还有沈玄庐、刘延陵诸先生，也是写白话诗健将。朱师在杭州一师教书，提倡新诗，几位年轻诗人：汪静之、冯雪峰、张维琪、陈乃棠、应修人等组织了“湖畔社”，朱师便是他们的导师。朱师的名作《踪迹》便是那一时期的作品，我们也跟着大写白话诗。可是，章师谈及中国文学的派别，加意嘲讽了白话诗一番。他说：“诗至清末，穷极矣，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坠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这便是章师的诗歌风格)，所谓向下坠落，就是现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提倡白话诗的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称了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了一首樱桃诗：

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

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调，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罢！一笑！”

章师的讲演，自有他的卓见，值得我钦佩；只有冷嘲白话诗这段话，激起了我的反感，当时我在《觉悟》上发表了《新诗管见》，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我对章师诗观点的反诘。我说：太炎先生他先确定了“有韵为诗，白话诗没有韵，便不是诗”的论点，这是不必争辩的。他承认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篇是诗，也不必争辩的。(他说：“世系可诵，宜如急就篇，道姓名，次为韵语，亦诗之流也。”他主张“诗只问体裁，不必问形式”的。)但他说白话诗是向下坠落，既没有客观的证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证明他自己的话，又有些矛盾，这是应该商榷的。

首先，我就指出他所说“白话诗全是无韵的”这句话，并不合乎事实。即以当时流传很广，那首康白情的《草几》诗：

草儿在前，鞭儿在后。那喘吁吁的耕牛，正担着犁鸢，聒着白眼，带水拖泥，在那里“一东二冬”地走着。

“牛”、“后”便是同韵的韵脚。至丁胡适《尝试集》、俞平伯《冬夜集》中的白话诗，大半都是有韵的，而且是旧诗人常用的韵目，何以说新诗是无韵的，算不得是诗呢？这是我向章师质问的第一点。

接着，我从章师所讲古诗流变中，找到一些重要的意见：

一、语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发于真性情的：古诗全从真性情中流出，所以“民无得而称焉”。

二、陶渊明描摹风景自然有风致；小谢的诗，也是如此。那大谢和颜延之的诗，稍有雕琢及生硬的毛病，便不能及了。

三、隋诗习南北朝遗风，爱用典故，注目在三句好处；扬素不染，这种习气所以能高出人上。

四、元、白诗说几句民情，随便下笔，毫无拘牵，所以还能得人的同情。

五、宋诗爱对仗，崇典故，杂考据，中病已深，所以便愈趋愈下。

六、自然的风度愈消失，诗的品格便愈低下，后世的诗篇，矫揉造作愈甚，所以不能望古人项背。

七、妇人的天然美，不必借重于脂粉，正唯天然不美，才借重于脂粉。

这些话，正和我们提倡白话诗的说法完全相同，何以要说白话诗是向下坠落的呢？这是我提出来讨论的第二点。

章师在讲演中，引用了《沧浪诗话》中的话：“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我说：“下面还可以续上一句：诗有别妙，非关韵也。”我又引用了章实斋《陈东浦方伯诗序》中的话：

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笔琢句炼字一切六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为通俗语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者。苟去是数者，而枵然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  这位章师所最推重的史学家章实斋的话，更和新文学运动的路向相合了。我对章师所说“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说，作进一步推究。我说：“诗文虽同出于人类的表达作用，但表达每含智、情、意三种作用，诗文所以殊途，即在于此。情意作用强烈时，就写诗，理智作用切要时，就写散文，所以散文有着解释申述的意味，而诗歌则长言咏叹，有着诱导的意味。古今诗人，诗才愈高，情意愈激扬，他的诗也就更感动人，这就是章师要诗人走魏晋路子的本意。”这是我提出来讨论的第三点。

P18-23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上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06年11月2日

在曹聚仁留下的未成集散稿中，最多的恐怕就是谈文话书的了。他生前在香港曾自编过一本《书林新话》(80年代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再版)，后来，又在报刊上写了大量书话类专栏文章，这些专栏题目有《书房一角》、《书林漫步》、《书林又话》等等。所以，当我把他留下的散稿整理编辑起来时，很自然地想以《书林又话》为名，再出一本他的“书话”，也可以与《书林新话》和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曹聚仁书话》区别一下，因为内容、篇目本来就不怎么重复的。

作者看的书很杂，加上当年香港那种“卖文为生”的境遇，不可能很系统地作一些书评或研究；大多是随看一本书，或想起点什么，就写下来，相当的随意。但这随意中，又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书、对文、对人及对生活的态度和见解，也看得出作者深厚的学术根底。今天的读者，即使没看过他谈到的那些书，看了他写的书话，相信也会有一定的收益，也会长一些见识。我在整理这些书稿时，就深有这样的体会；几位帮助我誊写书稿的年轻朋友，也有同感。

书中有一部分，是作者生前以《新文心》为专栏题，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的，其中谈了对散文、诗、小说、戏剧的创作的意见。虽不是很完整，但很能代表作者对文学创作的观点。严格说来，属文学理论的探讨，却与“书”不无关系，也就一并收入。其中有《人物与故事》、《写实与理想》、《<少年歌德之创造>及其他》、《读红小记——大观园的轮廓》、《读红小记——大观园中的人物》、《史事与历史小说》、《传记文学》、《演史的一例——西太后的故事》、《曼依帕》诸篇，已被作者自己收入《书林新话》，在这个集子里就不重复辑入了。

至于最后一部分《阿涛叔父——一个教书匠的童年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最早写的自传，讲述他自己童年的故事。50年代在香港的文艺刊物上连载。这个故事的末尾，就该接上他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了。现把它收在这本书里，也可以使读者从一个侧面对作者有进一步的了解。

出版过程中，幸得上海辞书出版社杨柏伟先生的帮助，在编排、校订上多方出力。还要感谢赵荔红、解永健、曹勇庆、郑利平、宋岚等先生，将作者篇篇手稿抄写誊清校对一过。这是十分辛苦的工作，有时，比自己写文章还要吃力，却又十分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本书的出版是不会这么顺利的。

曹雷于1998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