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岁月沧桑，历经坎坷，作为见证了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的徐立峰先生，希望在这本《一位外经干部的海外琐记》里，反映出创业初期的艰难曲折和后来的逐渐壮大。

徐立峰先生希望在这本《一位外经干部的海外琐记》里，反映出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创业初期的艰难曲折和后来的逐渐壮大。

《一位外经干部的海外琐记》收录了《在边境要塞做客》、《世外桃源班芙》、《房东席玛》、《生活在底特律河边》、《施努药厂和罗先生》、《纸上谈兵》、《接待关岛总督》、《第一次上法庭》等文章。

前言

梦想成真

伊瑞克·威斯特博士

在SNC公司学习

在异国出差

难忘的室友

在温莎租房

托尼一家

说声“阿门”

在上海与托尼重逢

在边境要塞做客

世外桃源班芙

房东席玛

生活在底特律河边

施努药厂和罗先生

纸上谈兵

接待关岛总督

第一次上法庭

海滩摸蟹

经历关岛台风

夹缝中求生存

房市深似海

在关岛考驾照

特拉希先生和上海农场

工地来了“奥夏”官员

三个人的听证会

钢筋班长

泡克先生和派克先生

远亲不如近邻

关岛交警众生相

白蚁进攻以后

出海钓金枪鱼

牙疼不是病

关岛无贼

参观安德森空军基地

营地大厨

热闹的自由市场

漫步旧战场

荒漠甘泉

摩苏尔饭店

考察迪亚来工业总厂

在多瑙河上

啊，朋友再见

翻译卡拉契奇

过匈牙利边境

在巴比伦花园里遇见的老师

教授导游

退休上校

到卡斯宾海去

面对移民局官员

在伊拉克过海关

在迪拜

与皇宫卫兵合影

卖挂件的摩洛哥少年

老城费思 

寻找“天安门”

市场部的普利莫先生是一个态度傲慢的人，我和他话不投机。为了调节气氛，我将那个老掉牙的笑话又拿了出来，那笑话说人生幸福之最就是吃中国菜，娶日本老婆，住美国房子，普利莫先生冷淡地表示他只希望吃法国菜，娶法国老婆，住法国房子。其实我对娶日本或是法国老婆都无经验，对这个笑话也并无多大兴趣，但被他这样一抢白，倒有点尴尬。普利莫先生原应带我到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去出差一次，可因我主动提出取消了。

巴斯卡尔先生是SNC集团电力分部的副总裁，年轻又帅气，为人也谦和，我猜测他的年龄在40岁左右。尽管他整天忙忙碌碌，但仍然坚持要亲自为我进行半天的业务讲课，并在课后通知我第二天随他到美国出差。因为SNC在美国奥尔巴尼市郊区有一个水电站工地，我们就是去那里。

从蒙特利尔市到奥尔巴尼的直线距离就有200英里，而且要越过加美边境，完全是出国旅行，但听巴斯卡尔的口气，仿佛是一次短途旅行，而且打算自己开车去。

第二天一早7点，我和巴斯卡尔先生在公司的停车场碰头，然后出发去接另一位工程师。车很新，看来价格不菲，但车内凌乱不堪，后座的靠背后堆放着几卷图纸，还有一只绒布玩具。对我向他提出的为何不配专职司机而要自己开车的问题，他漫不经心地自我揶揄说是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小土豆”。

汽车开出市区不久，我们在一个看似郊区小镇的街边又捎上了工程师约翰。约翰是一个性格活泼的法裔加拿大人，和他的老板称兄道弟，巴斯卡尔在他的前面没有架子，他们多半的时候用法语交谈。巴斯卡尔先生预先向我打招呼，说他们正在讨论一点工程方面的问题，但我从约翰的表情来看，开始他们一定聊了有关房子的事情，显然他因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穿过加美边境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设在公路上的哨卡显得很松散，唯一有点麻烦的就是我的护照，关卡的官员在电脑上核对了好一阵，但也很快就放行了。过了关卡，我们就在高速公路上放马狂奔了，成片的原始森林被疾驰的汽车抛在身后，偶有蓝色的湖泊和绿草如茵的牧场出现，景色宜人，令人心情舒畅。我在途中挑起关于拿破仑的话题，借以活跃一下气氛，因为我知道巴斯卡尔和约翰都是法国人，而我不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崇拜者，更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但我这番好意并未得到响应，他们似乎对历史无太大的兴趣。

到达奥尔巴尼市时已是午餐时间，巴斯卡尔先生请客，在市里最好的海鲜饭店定了座。这顿饭价格不菲，味道却难以恭维，但约翰显得特别高兴，对老板今日的破费喜出望外。饭后我们喝着咖啡，消磨时间，等待与公共工程部官员下午的会议。

与公共工程部官员的碰头会只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出发到项目工地。令我大吃一惊的是眼前的所谓水电项目不过是建在一条林间小溪上的小水坝。而此时是旱季，溪里的水很少，大概仅能没过脚面，人工筑起的坝头约有一丈多高，这使我想起在中国农村看到过的小电站。在不远处有一座造纸厂的厂房，这座傍溪而建的小电站就是为解决造纸厂的能源问题，这就是SNC公司为小企业所设计的项目。巴斯卡尔先生考虑得很细致，他认为这样的项目很适合中国的发展需要，让我在实践中取得经验。我对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的副总裁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来解决这么小的项目的现场问题感到十分钦佩。

约翰在这时显示了他的作用，他和巴斯卡尔将放在车后的图纸取出来摊开在地上，然后与业主的监理工程师和工地主任一起展开讨论和研究，还不时地跳下溪滩去测量尺寸。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显出很高兴的样子，监理工程师和SNc的代表互相握手，并祝我们项目顺利。

这一天的行程紧张，在回程途中，约翰不断地打着瞌睡，巴斯卡尔表面上没显出倦意，但从他的沉默中我猜想他也已身心疲惫，我们直到晚上8点过后才回到蒙特利尔。

这次异国出差经历已过去多年，可每当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需要去亲自处理时，就常常会想起巴斯卡尔先生，还有他将自己称作“小土豆”的神情。

在国外生活，特别是第一次出国，吃、住、行都是大事情，尤其是住，简直可说是生活的中心。“居有定所”，可要找定所不易，要找到能合租一套房子的室友更难。“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在加拿大时，常常把它改成“人生得一室友足矣”。

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按世界大学生服务组织(以下简称WUSC)的安排，我们十几个学员住在一起。那是一处公寓式管理的大楼，三人住一套，与我住一起的是老王和小李。老王是北方人，年长我几岁，性格豪爽，也很会讲笑话，那句经常挂在嘴边的歇后语“屎壳郎顺鞭梢——摔在那悠在那”，后来我也常常引用。小李是湖北人，说一口带湖北腔的普通话，比我年轻得多。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在出国前，从未下过厨，这是我最感心虚的地方，但两位室友一开始就表示不会做菜，并推我担当主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瞎做一气。我记得第一次上超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超市)，面对如此丰富的食品，一时忘了预算，放手购物，将大冰箱塞得满满的。我记得自己最常做的菜是土豆烧牛肉、白水煮鸡蛋。土豆切成大块，牛肉也是大块，放在一起炖。我自信牛肉和土豆炖得很烂，味道也不错，这已经是赫鲁晓夫式的共产主义理想生活了。我们三个人大盘吃肉，大碗盛饭，虽然粗了点，但对我说来，也已尽了全力，“黔驴之技，技止此耳”。我并没有觉得每次端上菜时老王的那句口头禅有什么针对性，因为他每次看着我做的菜，都会在下筷前说一句“瞎吃”，然后再动筷，恰如外国人在开饭前说“阿门”。老王这人挺有意思，他有一些独特的用词方法，使你骤然一听，觉得很奇怪，但随后便会觉得妙不可言。譬如吃苹果，他从来不说“削苹果”，而说“杀苹果”。在吃完了我做的土豆烧牛肉后，他常常要“杀”两个苹果。他用一把长刀将两个苹果一切两半，那确实用的是杀的手段，然后“夸拉”一口，就咬下半个来。我们后来一起“杀”苹果，速度果然快。

这样的日子终于起了变化，一天，老王决心由他来做顿晚饭，小李也自告奋勇做下手。老王切了一盘土豆丝，仅凭他的刀功，我就知道来者不善。老王又炒了一盘白菜丝，他的手法，完全是饭店厨师的水平，引得小李拍手称赞。我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是我们即将离开这个集训地的前一天发生的事，尽管我在他们面前露了丑，但分别在即，我仍依依不舍。我知道以后的日子，得自己一个人去生活了。P14-17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亲，如果人身后有知，这会是给他们最大的宽慰。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普通外经干部的海外生活和工作随笔，有我的经历和见闻，无特别的波澜壮阔和奇人异事。但我知道，我的母亲一定会为我自豪的，因为儿子能到世界上去闯荡，去见这样大的世面，这实在是非她所能梦想的。尽管在旁人，甚至我自己看来，这些都是极普通、极平凡的事。

我又因此想起我的父亲。他是我求知的启蒙老师，唯有英语，他甚至不能完整地教会我26个英文字母，当然我指的也包括标准的读音。但我最初的英语兴趣是父亲培养的。父亲生前认为，一个男子汉应该掌握三样本事：一是学会游泳。因为人生在世，难免有落水的时候，学会游泳，等于有了逃生的机会；二是必须学点武术。这是因为他自己书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希望儿子能有所补逮；三是必须学好英语。在这一点上父亲是很有超前意识的，因为当时没有几个人看得出英语会有什么用处，特别是对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父亲很有点冷幽默，他判断我将来很适合做外交。当时我在一家无线电厂的电镀车间里做学徒，师傅们冒着政治风险，破格提拔我这个“可教育好子女”做电镀某一工序的上手师傅。我具体负责的是一只2米见方的高温盐酸缸，那些生满铁锈的构件要放在溶液里腐蚀清洗，这和外交工作南辕北辙，天壤之别。岂知世事难料，我最后竟成了一名外经干部，外经虽非外交，但都有一个“外”字，大概也就差不多了，这点是我现在最想让父亲知道的。

1983年的元月，我揣着大学毕业后的分配通知，到位于上海福州路53号的上海市对外经济联络局报到，那年我34岁，女儿7岁。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年代！

大学好像是一道分水岭，将我的人生分成了两半，前半生是个工人，后半生将要开始一种全新的外经生活。当时负责分配的指导员说，上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事单位，需要一个很优秀的同学去。我心中一阵狂喜，认为非我莫属，这倒并非自以为是，而是我认为他给了一个明白无误的暗示。但当我走上这座暗沉沉的大楼时，一度狂喜的心情慢慢地低落了下去。后来，当我得知要成立新的中国外经公司，心里重新燃起希望，尽管新公司坐落在上海西区乌鲁木齐北路的一条狭窄弄堂的居民楼里。公司开初，只有28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岁月沧桑，历经坎坷，作为见证了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的我，希望在这本书里，反映出创业初期的艰难曲折和后来的逐渐壮大。

可以说，当年的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是上海企业走向世界唯一的窗口，从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窗口虽不大，但当时国内的工业局、商业局、水产局已通过这一渠道初涉重洋，扬帆海外，或合资建厂，或输出劳务队伍，或承包工程。后来，为适应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全国有外经经营权的企业从不足百家很快就突破千家，继而成千上万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去拓展自己的事业。外经业务也从最初的劳务分包发展成总承包，从单纯的总承包发展成EPC、EPC+F、BOT、BOOT和PPP项目运作模式。如今，外经一枝独秀、万方来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进步的必然进程，我仅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而已，也是外经事业开拓的直接参与者。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倘若我将自己的这些文字仅作为个人人生轨迹的雪泥鸿爪的话，那只有在我叶落归根时自娱自乐的一点意义。但是，如果把我个人的经历放在一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这才会有出版的价值。

我愿本书能引起人们怀念那些不平凡的日子。

我想说，老兵淡出，永不消失。

最后，我想衷心地感谢我的同窗好友蔡康非先生，他帮助我整理了本书全部的照片和说明，这给本书增加了许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徐立峰

2011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