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无疑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作为拥有四省地盘和数十万雄兵的第二代“东北王”，他始终扮演着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旋乾转坤、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局的焦点和中心人物。1936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有力地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也改写了中国现代史进程。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奋不顾身，亲自资本家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失去自由，沦为“政治囚徒”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被软禁时间之长竟创下世界纪录。在他身上，完整体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他是中华民族无私无畏的千古功臣。

王海晨、胡玉海所著的《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下)》完整记录张学良戎马一生。

《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下)》简介：张学良，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诞生于辽宁海城县桑树林子詹家窝堡(今属台安市)，2001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在美国夏威夷逝世。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人，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张学良将军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众多历史人物相比，其政治生涯并不长，但他以“东北易帜”、“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三次扭转中国历史走向的功勋，铸成了他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辉煌地位。

王海晨、胡玉海所著的《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下)》真实再现了爱国名将张学良辉煌而悲壮的一生。他作为少帅的成长历程，“西安事变”前后他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后半生充满神秘色彩的幽禁生涯……一路娓娓道来，让你对这个爱国名将更加爱戴和景仰。

序

第一章 “东北王”之子

 1.1 备受宠爱

 1.2 生不逢时

 1.3 怜悯之心

 1.4 忧国忧民意识的萌发

 1.5 封建军阀家族中的“洋务派”

 1.6 “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

 1.7 少帅实际是儒帅

第二章 飞来的权力

 2.1 奉系内的一颗新星

 2.2 老帅新识少帅

 2.3 权力飞来时

 2.4 父子同登讲堂

 2.5 不可相提并论的豪门之子

 2.6 冲杀在战争的前线

 2.7 “是军人，但不愿为军阀”

 2.8 25岁的陆军中将

第三章 两难之间

 3.1 斡旋于派系纷争之中

 3.2 老父穷兵黩武

 3.3 岂能做千秋忤逆

 3.4 连山前线连着奉天城

 3.5 决战巨流河

 3.6 豆萁相煎之后

 3.7 “斩子让贤”

第四章 “试马男儿”

 4.1 不得不保持沉默

 4.2 奉命率军再度入关

 4.3 “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

 4.4 老父称赞的部属向他开枪

 4.5 站在新旧军阀决战的第一线

 4.6 跟着老父高喊“反赤”

 4.7 “同种相残，心中怏快”

 4.8 “试马男儿，与晋阎论说公理”

 4.9 红尘知己

第五章 临危受命

 5.1 向父帅进谏息兵

 5.2 日军趁火打劫

 5.3 惊闻老父被炸，秘密返奉

 5.4 与“老把叔”互让“帅位”

 5.5 受命于危难之间

第六章 结束了一个时代

 6.1 与南京形成共识

 6.2 日本横加干涉

 6.3 易帜前的准备

 6.4 他让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大地升起

第七章 痛苦的抉择

 7.1 杨督办“以父执自居”

 7.2 日本人的离间

 7.3 痛苦的抉择

 7.4 杀死杨、常之后

第八章 外争主权的努力

 8.1 收回中东路的初衷

 8.2 抵抗苏军的交战

 8.3 半途而废的莫斯科会议

第九章 政治巅峰

 9.1 力劝各方息兵

 9.2 中原大战正酣时

 9.3 “九一八”通电轰动了世界

 9.4 显赫京城时，也播下危机种子

第十章 励精图治

 10.1 整顿金融、财政

 10.2 发展教育事业

 10.3 艰难的铁路交涉

 10.4 振兴民族经济

第十一章 洗不掉的污名

 11.1 桂冠之下，烂摊子缠腿

 11.2 讨伐叛逆正中日本人下怀

 11.3 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走向南京

 11.4 用棉花去捂战争的火药桶

 11.5 东北老家，成了日本阴谋家的舞台

 11.6 世纪悲剧揭幕之夜

 11.7 狼来了，他为什么不打

第十二章 虎落平川

 12.1 第一道抗战命令

 12.2 身为副司令，只能暗助义勇军

 12.3 热河抗战：虎头蛇尾

 12.4 被蒙在鼓里

 12.5 “顽症难治心作医”

 12.6 在欧洲感受刺激

第十三章 南辕北辙

 13.1 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

 13.2 “第二次政治蜜月”

 13.3 政治联姻生下的怪胎

 13.4 “杀朋友是最痛苦的”

 13.5 “绝不能徒事楚囚对泣”

 13.6 徘徊于“两堵墙”之间

第十四章 历史性的转折

 14.1 蒋介石人陕布阵：一箭双雕

 14.2 三个师换来的一针清醒剂

 14.3 在南京：滴血的伤口被撒上了一把盐

 14.4 在上海：“狱中人”指点迷津

 14.5 两位“特使”交叉“搭线”

 14.6 第一次与共产党密谈

 14.7 上海来电：“朋友找到了”

 14.8 肤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起点

第十五章 力量的集聚

 15.1 患难的朋友好交

 15.2 办报，吹响抗日号角

 15.3 办军校，培训抗日军官

 15.4 建学兵队，培训抗日政治骨干

 15.5 成立同志会，建立抗日领导核心

 15.6 争取在“三个鸡蛋间跳舞”的阎锡山

 15.7 密晤苏使，争取国际援助

第十六章 逼上梁山

 16.1 转告毛泽东：我要和红军上山

 16.2 兵谏预演：武装查抄“省党部”

 16.3 西安劝谏，蒋介石闻谏色变

 16.4 洛阳诤谏，蒋介石杀机渐露

 16.5 华清池哭谏，蒋介石最后摊牌

第十七章 摇撼乾坤的一天

 17.1 诺言：“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

 17.2 誓言：“失败了我一个人承担”

 17.3 命令：“要捉活的，不要打死他”

 17.4 通电：“涤已往误国之愆尤”

 17.5 声明：“完全是为民请命”

第十八章 空谷足音

 18.1 南京政敌兴师“讨逆”

 18.2 北方“兄弟”转弯九十度

 18.3 西南传来空谷足音

 18.4 拿笔的文人主张用兵

 18.5 只有保安站在西安一边

 18.6 莫斯科：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第十九章 政治绝笔

 19.1 “领袖人格”的失落与捍卫

 19.2 “铁腕”夫人的“铁嘴柔情”

 19.3 “中国第一洋顾问”架起“三通”桥

 19.4 “顽石”初动

 19.5 关键人物总是在关键时刻出场

 19.6 和平的曙光

 19.7 感情的力量

 19.8 “人格”——政治担保的资本

 19.9 只有历史才能读懂的“政治绝笔”

第二十章 石头城落泪

 20.1 “领袖人格”一路狂跌

 .2 0.2 “宽大”为有期，“赦免”成无期

 20.3 西安和南京互换角色

第二十一章 什么都是永别

 21.1 永别政治舞台

 21.2 永别“三位一体”

 21.3 永别东北军

 21.4 永别亲兄弟

 21.5 永别抗日战场

 21.6 永别夫人于凤至

 21.7 永别大陆

第二十二章 孤岛幽囚

 22.1 有人要劫狱，有人要谋杀

 22.2 “枕上泪难干”

 22.3 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22.4 蒋介石为何不给他自由

 22.5 宁与鬼住，不与人居

 22.6 放下《明史》，捧起《圣经》

 22.7 迟到了34年的婚礼

 22.8 “一甲子”恩怨成句号

第二十三章 英雄复出

 23.1 被逼出来的第一封公开信

 23.2 闭锁的心扉第一次打开

 23.3 英雄回首即神仙

 23.4 中国的哈姆雷特

 23.5 打破沉默引发的“地震”

 23.6 踏出国门

 23.7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23.8 “我无事不可对人言”

第二十四章 大陆梦

 24.1 “您的家究竟在哪？”

 24.2 异国感受故乡情

 24.3 半个世纪的沉思

 24.4 远山对他的呼唤

 24.5 “如说还有事想做”

 24.6 大陆不了情

第二十五章 无奈的选择

 25.1 不回大陆的谜底

 25.2 为何定居夏威夷.

 25.3 关于两岸统一的情结

 25.4 世纪老人献给新世纪的礼物

 25.5 凄凉的晚秋

第二十六章 巨星陨落

 26.1 百龄华诞

 26.2 握手送妻行

 26.3 在最后的日子里

 26.4 将星西陨九州悲

 26.5 身后谜团

附录

 张学良生平大事记

跋

第一章 “东北王”之子

谁也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一时兴致随便选择人生道路，他必须在自己能够理解的范围内选择正确的道路。

——[法]马利坦

1．1 备受宠爱

张学良将军，于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中国东北奉天省台安县，即今天的辽宁省海城县桑树林子詹家窝堡。

关于张学良的家庭出身，都习惯说他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如果从严格意义讲这是不确切的。1901年，张学良出生时，张作霖仅是一个半明半暗的“保险队”的小头目。但张学良作为“保险队”小头目张作霖的长子，一出生就备受宠爱。

原来，张学良先世几代人，都是穷苦农民。其先世籍贯各书记载歧异，直隶一说者为多。家无恒产，又连年遇自然灾害，后流落到海城。曾祖父张发，生子4人，其三子张有财，即张学良祖父。有财先娶邵氏为妻，未生育，邵氏死后续娶王氏。王氏原嫁李姓，夫死后再嫁有财，王氏共生3子1女，长子作泰(前夫所生早年去世)，次子作孚，三子作霖，作霖即张学良之父。

张作霖家境贫寒，无力就学，又因受其父影响，自幼游手好闲，“年十六即与宵小为伍”。他曾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都未干好，最后对学兽医、相马发生兴趣，也粗得门径。这和他的性格特点有关，也似乎与他后来的马背生涯又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张作霖虽然出身贫寒，个子不高，但却聪颖机警，胆大敢为。13岁时，他经常在一私塾馆窗外偷听杨景镇先生给学生讲书，有时还把纸窗撕破一个小洞向里张望。一次，杨先生发现后说：“外面什么人？进来。，，张毫无惧色地进屋答道：“我叫张霖(后来加“作”字)，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听后，觉得这孩子有求知欲，当即决定免费收张入学，并还给他提供学习用品。就这样，张作霖在杨先生的关怀下，读了3个月私塾。这为他后来粗通文墨、重视文化教育打下了基础。

张作霖会医马、能相马、善骑马，这成为他人生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正在营口游荡的张作霖经人援引，到宋庆标下马队当兵。由于张机警过人，善相马能医马，又精于骑射，深得管带官赏识，很快被擢升为骑兵哨长。战争结束后，毅军调回关内，张作霖携械还乡。当过兵，着一身戎装，又有一枝枪，这成了张作霖招摇故里、抬高身价的资本。

张作霖在肩担货箱、手拿摇鼓出没于各村卖货时，结识很广，也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好感。黑山县赵家庙富户赵占元的二女儿，对张更是一见倾心。一来二去，两人感情渐笃，竟私订了终身。后因赵家坚决反对，张作霖只好怀着深深的痛楚与无奈，离开了初恋的情人。

张作霖两年后返乡，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货郎了，赵家上下对他也刮目相看。张作霖就趁热打铁，托人做媒，送去彩礼。很快与赵姑娘喜结连理，了却了两人的夙愿。这位赵姑娘就是张学良的母亲。

张作霖成家并未立业，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婚后暂居岳父家中，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因无正当职业，张每每到处游荡，如无羁之马，地方上的无赖及草泽英雄，与他多有交往，加之不爱劳动，嗜好赌博等习性，在农民中的名声不佳。一时间，风传张是土匪窝主，张感到压力很大，索性北走广宁，投奔冯德麟，经冯介绍加入董大虎帮伙，充当“兰把子”，此为投身绿林之始。

张作霖不甘寄人篱下，不久即脱离董大虎帮伙，网罗散兵游勇近30人，另起炉灶，也办起个“保险队”。并逐渐把“保险区”扩大到二十几个村庄，自驻北镇县中安堡镇。

当时，在辽西像张作霖这样的半明半暗的武装团伙几乎到处都有，其规模性质不同，有的少到几个人，有的多达几十人、几百人。但能够像张作霖这样由一个“保险队”的小头目，发展成为威震全国的“大元帅”的，却只有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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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20世纪中国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诞生于辽宁海城县桑树林子詹家窝堡(今属台安市)，2001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在美国夏威夷逝世。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人，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张学良将军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众多历史人物相比，其政治生涯并不长，但他以“东北易帜”、“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三次扭转中国历史走向的功勋，铸成了他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辉煌地位。

一、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主要成员，对军阀混战持何种态度？

有人曾提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主要成员，曾多次参与国内军阀间的混战，他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混战持何种态度？

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承父荫20岁便出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22岁时，便以“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的身份，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24岁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出任奉军第三军军长率军出征，是实际上的前线总指挥。25岁晋升为陆军中将。同年担任讨伐郭军的前线总指挥。26岁出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进攻国民军。27岁率军南下，对抗北伐军。

从张学良从军的经历上看，他是一个军人，同时是奉系军阀中主要成员。但这并不出自于他个人的意愿，他不愿从军，从军后也不愿当军阀，更反对军人干政，反对军阀战争。1924年，他在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说： “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奉系集团的主要将领，他虽有上述主张，却不能阻止奉系穷兵黩武，且还要冲杀在战争的第一线，这使他处于极端矛盾之中。为阻止战争的继续，在对抗北伐期间，他适时把握时机向其父进言罢兵息争，甚至还曾设想通过“兵谏”的方式，迫使其父张作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条件。最后，张作霖终于接受张学良等将领的意见，下令奉军撤回东北。

在这个时期，张学良虽还不能对中国近代社会有很深刻的认识，但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军阀混战是祸国殃民的。因此，他公开表示自己不愿为军阀，更反对军阀混战。

二、如何评价张学良的东北易帜？

关于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评价，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学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人认为“东北易帜有其反动的一面，也有其进步的一面”。认为东北易帜将东北“统一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国民政府，特别是后来发展成为一切听命于蒋介石的极端政策，其反动趋向更为明显”。我们认为这样评价东北易帜是不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北易帜不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又能统一于谁？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时，应以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东北易帜这一问题的评价，我们不能苛求张学良将东北统一到共产党人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去。在当时形势下将东北统一到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正确的选择。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子继父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学良，虽然握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控制东北全境，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一是如何在政治上稳定东北大局和统一内部的问题；二是如何确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三是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日本制造的诸多麻烦和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三方面问题的核心是第二个问题，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它直接影响着东北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也是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础。处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有三条道路可供张学良选择：其一，像南京国民政府所要求的那样，实现无条件的统一；其二，如日本关东军一向主张的那样，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地区；其三，如张宗昌等少数将领所主张的那样，倚靠日本的帮助，继续与南方作战，保住东北原来的政治、军事地位。

张学良坚持坚定的和平统一主张，并顶住各方压力，经过斗争和谈判，终于1928年12月29日，在东北降下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它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统一，尽管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统一，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东路战争是“无故挑衅，无故投降”吗？

中东路战争是由中东路争执引发。按《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东路理事会应在短期内修订《中东路章程》，但由于理事会10人中苏各占半数，议案必须有6人以上同意方能发生效力，而事关两国利益，理事都各护己方，致使任何议案均无法通过。而苏籍局长则利用旧章程赋予的权力，独揽一切，处处侵犯中方权益，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中方提出最低限度的解决办法，苏方仍不肯接受，致使交涉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方当局遵照南京政府“相机进行”的电令，实行武力接管中东路，引发了苏军侵犯中国的中东路战争。

1929年8月13日，苏出动兵舰两艘、陆战队300人、飞机两架，侵入我国东线松花江绥东县境，从此，中苏边界冲突不断发生。8月15日，张学良动员东北军6万人，派王树常为“防俄”第一军军长，任东路总指挥，胡毓坤为“防俄”第二军军长，任西路总指挥。

大规模军事冲突是从东线开始的，从8月13日苏军侵入绥东起，到10月24日海拉尔之战结束，前后共两个半月。最后，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中苏战争，以东北军的惨败而告结束。东北当局抱定在“不割地、不赔款、不损国权”的条件下，忍痛签字。

议定书签订后，中东路恢复原状，苏方撤军。对于此次战争，当时曾有“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的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中仍有持这一观点的。我们认为这样评价缺乏具体分析，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开始推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运动。在这一背景下，东北地方当局为争取中东路权益与苏方交涉是正常的，甚至表示强硬的态度也属正常，但不应采取武力接管的方式。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应该是：“事出有因，处置不当。”我们既要肯定张学良和东北地方当局争取中东路权益和接管中东路的动机，又要批评他们在行为上的盲目性，致使良好的爱国动机，却造成了辱国的结果。

四、怎样评价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

东北易帜，促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统一后，小规模的内战仍不断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因素仍然存在，国家统一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全力制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再次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在评价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这一问题时，有一普遍看法，即在肯定中止战争、减少人民疾苦作用的同时，又认为调停中原大战“是维护了蒋介石的统治”，为“日本侵略东北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两方面的结果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的，甚至还有不利于共产党革命斗争的一面。而我们评价人物和事件，应抓其大节而论之。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如果看不到主要方面，是非曲直也就没有标准了。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内战，这次战争为时半年多，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余万人，死伤将士约30万人，给国家财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这场战争在张学良调停时，双方仍处于势均力敌状态。这场恶战如果继续打下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避免了国家和人民遭受更大的损失和苦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当然我们也看到，1930年9月18日作为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亮点太短；一年后的9月18日又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这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五、 “九一八”东北沦陷，边疆大吏难辞其咎

有关“九一八”东北沦陷，长期以来通行的一种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造成的；最近也有人对此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主要根据是蒋介石没有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是不同的。试图说“九一八”东北沦陷的主要责任人是张学良而不是蒋介石。

我们始终认为东北沦陷的主要原因是“不抵抗主义”，因为当时日军在东北境内各种武装人员只有26882人，而东北军有19万人，去掉非战斗人员，敌我兵力对比是1：6。如果实行抵抗，日本关东军一夜占领沈阳、4个多月占领东北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我们仍然认为不抵抗方针是蒋介石制定的，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忠实地执行了不抵抗方针，才造成了“九一八”东北沦陷的历史悲剧。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确实没有发现蒋介石发出“不抵抗”指示，但这不等于说没有制定“不抵抗”的方针。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实行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在事变发生前后又有“避免冲突”的指示，直到长城抗战前，蒋从未发出任何有关抵抗的指示。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上述作为，不是“不抵抗”方针又能作何解释呢？至于“避免冲突”与“不抵抗”的差异，“不抵抗”与“不抵抗主义”的区别，在字面上是存在的，但在实行“不抵抗”的事实面前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此，蒋介石虽然没有直接发出“不抵抗”指示，但他仍是“不抵抗”的第一责任人。但不能因为有了第一责任人而使张学良的责任有丝毫减轻，是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侵占了东北。

蒋介石为什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是蒋自“四一二”政变以来一直视共产党为主要敌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二是以为日本只是对东北有某些权益要求，对日侵略目的估计不足；三是以为国联能够和有能力主持正义；四是认为西方列强对日独占中国不会袖手旁观。

张学良为什么会实行不抵抗政策？上述蒋介石四点中的后三点张学良都存在，尤其是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形势、目的估计不足，判断错误。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首次公开接受日本NHK采访组采访时，他针对“九一八”说“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由于判断的错误，便在“避免冲突”中步步退让。同时是对东北军自身实力估计不足，他消极地吸取中东路战争的教训，认为没有全国的支持，东北军不足以对抗外敌，他最早提出全国抗战论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另外是他这个时期身体不好也影响了他个人意志的形成。

张学良在事变前执行不抵抗政策是坚定的，事变即18日后对不抵抗政策便逐渐动摇，转而主张抵抗。张学良此时的抵抗是在暗中进行的，表面上仍坚持依靠国联主持正义。由不抵抗转为暗中抵抗，再到公开地坚决抵抗，虽然为时已晚，但对发动全民族抗日运动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都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有自觉实行与被动实行的不同看法，这虽然存在程度不同的判断，而实际上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实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地区的封疆大吏，“九一八”东北沦陷，他是难辞其咎的。

六、张学良之所以是 “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还在打内战的局面，是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转折点。张学良兵谏西安，再次扭转中国历史的走向，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也有另一种观点，有人说“成也张学良，败也张学良”，甚至说他是“千古罪人”。这后者是站在狭隘的集团利益和党派利益的立场，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我们之所以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因为张学良有大功于国家和中华民族。

从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上看。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救亡，而蒋介石却顽固不化地坚持“剿共”内战政策，并要张学良及东北军去执行。张学良经多次力谏无效后，只有选择兵谏这一途径，其目的为了结束内战、实现全民族的共同抗日。

从张学良坚定地实行和平解决事变的行为上看。张学良判断国内政治始终是以对国家、民族、民众有利为标准的。事变前，他由于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达成逼蒋共同抗日的共识。发动事变也是以逼迫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战为目的，事变发生后立即公布“八项主张”，向国人阐明这一政治观点，并约共产党派人到西安共商国是。在形势错综复杂、谈判极其困难的情形下，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协助下，最终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自我牺牲精神上看。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上演了一出“审、判、赦、囚”的政治戏，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被软禁长达近半个世纪。因此有人说张学良对蒋认识不清，政治上不成熟。实际上他对蒋介石将对他采取惩治是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的，他也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但对被软禁半个多世纪是没想到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蒋介石的领袖威信，是为了蒋介石兑现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诺言。蒋介石兑现了诺言，作为“领导”全国抗日战争的“领袖”而“名满天下”。张学良以他个人失去半个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他始终无怨无悔。

从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来看。西安事变使10年内战的局面停止了，使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愿望得以实现，一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是从这里开始得到充分体现。西安事变使国共两大政党结束相互对抗，再次合作，共同领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作用和地位，确定了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历史地位。

同张学良一样生于1901年，并高寿百年的世纪老人很多；但能像张学良那样曾多次影响一个大国的历史走向、又被软禁了近半个世纪具有丰富多彩人生的人，似乎只有他一人。

书稿脱手，作者应该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本书作者非但感觉不到轻松，反而愈发沉重。传主仙逝不出半月，整个华人世界都处于沉痛之中，作为为他写传的两位作者，更难以从沉痛中走出。沉痛之余，还想在这里补叙一点写作的经过和感想。

本书从开始下笔到完稿历时五年，五年中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从1996年到1999年，书名定为《世纪情怀——张学良评传》，写完前25章。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夏威夷逝世的消息传到祖国，何祖敏先生通知我们补写张学良的最后岁月，并建议将书名改为《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我们对何先生的这种敏锐非常敬佩，遂赶写了最后一章。

作者是大学教师，本书是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完成的，多数写作时间是在夜里。作者写完第一稿的最后一个字，是1999年12月12日凌晨5点，这正是63年前震惊世界的捉蒋枪声响起的时刻。这是一种巧合，虽然这种巧合与张学良生命中的神秘数字(“两个01”、“两个四月十七”、“两个‘九一八’”、“两个45年”、“两个36年”、“两个8年”等等)的意义不同，但对于作者来说却有一种非凡的纪念意义。

这是一个现实情感和历史情感对接时发出震颤的令人心动的时刻。

这是一种巧合，虽不是历史的巧合，但它是感情重叠时的纪念。

当然这种对接、心动、巧合、重叠和纪念只有对于读得懂的人才具有意义。

“双十二”，是摇撼20世纪的一天，它以一种永不消逝的声音写进历史，写进人类的记忆，写进这世界上最纯洁的那部分人的心灵！

现实的声音只能穿越空间，然而历史的声音不仅能穿越空间，也能穿越时间。华清池的枪声就属于这种历史的声响。它是20世纪最响的声音之一。它炸响的当时，炸惊了世界，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能听到它的余音。

我们筹划写这部书稿的起点是在西安事变60周年的那一天。我们两位都是大学历史学教师，职业的习惯，经常在一起搜寻历史时空隧道里的亮点，经常在一起比较哪种声音在穿越时空时最为久远。

1996年12月12日，因为对于学历史的人这是个非常容易记住的时间。那天，我们又谈起了亮点与声音的话题，也许那天是西安事变60周年，谈到哪些声音属于历史能记住的声音时，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华清池的捉蒋枪声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然后，我们开始搜寻这声音为什么历史不会忘记，为什么会在穿越空间的同时又能穿越时间的要素：

这是历史能够辨别的一种特别的声音。国民党向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十年枪声不断，但都是一个声音：内战。而唯有华清池的枪声是为了制止中华民族已经早已听烦了的枪声，这声音特别，这声音清脆，唯有特别的声音历史才能记住，才能传之久远。

这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一种特殊声音。随着华清池枪声射出的子弹虽是射向蒋介石卫士的，但它的方向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愿意看到这样的子弹。唯有子弹射向的目标是仇恨的对象，枪声才有内容，惟有有内容的声音历史才能记住，才能传之久远。

这是一种令世界、令世纪、令民族、令心灵震颤的声音。华清池的枪声是中华民族发令枪发出的声音，从此，四万万五千万枝钢枪一致枪口对外，历史从此时开始转弯，20世纪的中国开始转弯。唯有“令枪”、“信号枪”发出的声音，才能令人震惊，声音响后才能有行动，才能影响历史，才能改写历史，也只有影响历史、改写历史的声音历史才能记住，才能传之久远。  顺着这声音，我们萌发了写一部《世纪情怀——张学良评传》的想法。我俩在20世纪80年代各自都写过有关研究张学良的著作，如《张学良外传》、《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等，有些书虽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也拿了许多国内大奖，但现在看来都显得很肤浅。经过多次磋商、讨论、争辩，最后确立了写作的主题思想和风格定位。

用治史的方法写人物，通过人物写历史，写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的刻痕，通过刻痕写历史的规律，写历史的波澜，写历史的震荡；写人生的规律，写人类的规律；写世界的波澜，写世纪的波澜；写空间的震荡，写时间的震荡。

用哲学的思辨写传主的人生轨迹，通过传主的轨迹，写历史的轨迹，写民族的轨迹，写人所共有和传主所特有的心灵轨迹。写历史的主线，也写副线；写民族的奋起，也写民族的苦难；写传主的人生亮点，也不回避传主的人生污点。

借用文学的笔法复原历史，给读者一个可以用眼睛看，可以用耳朵听，可以用手去触摸，可以用心去碰撞，可以和传主去对话，可以和时人去对话，也可以和世人去对话的立体的真实。写传主的人格、品格、性格；写传主的感情、热情、激情；写传主的政治风流与情感风流；写传主的最爱与最恨；写传主的悲和壮；写传主的人生辉煌与滑落；写传主的心态和世态炎凉。

期盼读者能从书中看到传主硬的风骨和动的血脉；期盼能有几位读者看到传主在书中站起来，走出来；期盼读者翻开此书能走进去，走进历史的时空，走进世纪的情怀，听到传主的心跳；合上书能和传主携手走出来……

当然，这只能是作者的梦，是作者的狂想，但确是作者的初衷。由于作者的能力有限，自知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如能有那么几位读者在听到传主心跳的同时能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也就足矣！

本书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我们的付出不足言表，应该感谢的人却很多很多。最要感谢的是张学良的亲属、部旧，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最新资料，才使本书得以写到传主的最后岁月，给读者一个基本完整的人生；感谢史学界研究张学良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尤其是张学良研究会的各位专家发表了那么多研究成果，有了他们的成果，才使本书得以顺利杀青，由于本书所引用的成果都在页下一一注明，故不一一致谢。最后要感谢的是书中见不到名字的朋友们。一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室主任何祖敏先生和所有参与本书的编校人员，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作者永志不忘。虽然作者在初稿完成后请辽宁“校对冠军”张露力女士对本书大部分书稿校了一次，由于作者原稿写得较粗和作者催要紧迫，仍存在大量技术性错误，这给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增加了诸多困难，作者在这里表示歉意。二要感谢汕头大学出版社吴二持先生，是他对学术著作的热切追求和真诚的敬业精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和作者撞出了火花，才使这本原想在北方出版的书，通过他的搭桥推荐得以在南国问世。三要感谢北京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老朋友。20多年来，每次作者遇到什么困难都是他鼎力相助，2000年，本书稿在南方遇到意外，乔先生日夜兼程通读了书稿副本，给予很高评价，向社内选题领导小组作了推荐，并通过了选题论证，同意纳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计划，令作者感动不已的是人民社将该书作为特稿急稿，要在三个月内推向市场。可后来作者这方面发生了变化，这给乔先生带来的麻烦是可想而知的，每每想来，一种歉疚之情萦绕在心。  回想起本书的出版历程真是一波三折：1998年，先是和“辽宁人民”“私订终身”，有人说“这是近亲繁殖”，于是，1999年和南国的汕头大学出版社“一见钟情”，并签了合同，可后来客观条件的变化，结果是“棒打鸳鸯散”。不知所措时，“老朋友”拉了一把，遂于2000年投入“北京人民”怀抱，什么都谈妥了，汕头大学出版社急电告之已将书稿转给“广东人民”，这样，2001年就和“广东人民”“结合”了。虽然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直到现在也没和出版社的任何人见过面。但通过电话频繁接触，感觉“广东人民”确实很棒，诚实可信，办事认真，机警智慧，和“广东人民”合作真是幸运！如果不是“广东人民”何祖敏先生果断拍板，增加最后一章，本书不能称其为全传，也成不了张学良逝世后的第一本“全传”。作为传记，没写全整个人生，不管对读者还是作者，总是遗憾。

《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此时作者的心情很难平静。此书虽是辽宁省教育厅2000年社科重点项目，但为张学良这样的人物作传，作者实在感到能力不足，粗疏和错误定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第1—10章由胡玉海先生执笔，第11—26章由王海晨先生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