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中国当代最敢说真话的学者杨继绳先生重磅力作——《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阶层分析”为题的个人专著，后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阶层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作者杨继绳为学者+记者型畅销书作家，他的专著影响力相当大，全球铁杆读者数以千万计。他的调查报告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他的调查报告也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批示。他也是一个最不“听话”的说真话的人，有三届中宣部部长批评过他。他的《邓小平时代》、《三十年河东》、《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国内外影响广泛。

万众瞩目，学界期待，一次真正彻底读懂中国社会为什么是现在这样子！

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继绳先生编著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

第一章　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分层标准

 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的标准

 中国改革前后分层标准的变化

第二章　身份社会——中国改革前的社会分层

“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第三章　决定分层因素的变动

 社会分层和制度密切相关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身份废除

 所有制变化：社会分层的基础重构

 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原有阶层分化和重组

 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松动

 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章　财富地位分层

 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居民主要收入项目分配状况

 对收入差距的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

 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中国的两极：新富和新贫

 当今中国最穷的人

第五章　权力地位分层

 什么是权力

 改革以来权力分层的变动

 权力商品化

 权力网和权力场

第六章　声望地位分层

 什么是声望

 职业声望评价标准的变化

 当前中国职业声望状况

第七章　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

 改革以前的农民

 农民分化的制度基础

 农民的分化

 农民的收入状况

 决定农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分析

 农民负担

 农民与土地

 农民的文化生活

 农民生活在什么样的组织之中

 农村干部

 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增强

 农民问题的症结

第八章　城乡过渡阶层——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的产生

 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的收入和生活

 割不断的乡情

 农民工的贡献和回报不对称

 农民工的子女教育

 对农民工的管理

 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第九章　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

 工人阶层经历的制度变化

 工人阶层的收入状况的新变化

 “主人翁”地位的失落

 国有企业工人承受了改革的阵痛

 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里的工人

 工人阶层与社会和谐

 谁来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十章　历史的回归者——私有企业主

 在锣鼓声中消灭  在争论声中回归

 一个迅速崛起的阶层

 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怎样发财的？

 私有企业主的经营

 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地位

 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关系

 中国私有企业主的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职业分布

 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

 传媒知识分子的尴尬

 科技知识分子的艰辛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第十二章　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

 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廉价政府何处觅？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寻租与犯罪

 迟到的分化

 公务员，职业的官员

 官员阶层的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办

 这个群体的状况

 他们能挣多少钱？

 他们是怎样进入这个群体的？

 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

 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十四章　社会有害群体

 中国有多少罪犯？

 吸毒者

 卖淫者

 有组织犯罪

第十五章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一个综合体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

 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十六章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社会地位的继承和流动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状况

 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社会阶层出现固化现象

第十七章　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中国当代阶层的阶级意识

 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

第十八章　愿各阶层和谐相处

 要确立新的稳定机制

 救助底层，制约上层

 搞好社会再分配，减弱不平等程度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主要靠农业积累，城市的粮食靠农村生产，发展轻工业的原料靠农村提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穿了，就是让农民承受着上述各项沉重的负担，承担着国家工业化的成本。中国本是一个农业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也只能如此。

为了让农业这个“基础”不动摇，就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怎样才能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呢？户籍制度就是一个重要手段。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动，在亲戚家过夜也必须到亲戚所在地的公安局派出所登记。户籍制度和其他手段（农业集体化、凭票供应生活品）构筑了一堵“高墙”，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户籍身份。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以外，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就业优惠，城镇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越性。

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里人”划成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是不通婚的。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身份的人。

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但不能从下一级城市向上一级城市调动。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要乘满5万节火车厢，挤满10万辆公共汽车，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国家一年还要支付23亿元。

由于大城市户口指标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空间，需要人才的单位得不到人才。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对距京仅有200多公里的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新华社记者任贤良1988年采访了一位颇有名气的医生。这位医生刚满48岁，从部队转业到一座繁华的中原城市，连续5年，他把大部分精力和全部积蓄都用在了乡下教书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农转非”户口上。1987年，当他交足了8400元城市户口增容费，给娘四个报上了户口以后，他庄重地对几个孩子说：“我这一辈子给你们留不下别的遗产了，只给你们留下这份特殊的遗产——城市户口……”

这位医生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已经进入了改革年代。在改革以前，交城市增容费也是买不来户口的。在那种情况下，他和他的妻子只能一辈子当“牛郎织女”，他的子女也只能一辈子是“乡下人”。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

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编制。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这两种编制是不能跨越的。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干部和战士的界限也不能逾越，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服役期满，干部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战士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工人和干部的编制由一整套“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来管理。城镇就业者都有一份由他所在组织（单位）保存的档案。档案记载着这个人一生的经历、家庭背景、受过的奖惩、社会关系等。需要指出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的指导下，职工档案中记载的主要不是他们的专业特长、工作业绩，而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等。档案对它的当事人是保密的，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装有什么“定时炸弹”。档案身份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权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干部的发展机会比工人多，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派大批工人进入上层建筑领域从事干部的工作，在不少单位还搞“以工代干”，但最终还是没有突破这个界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工人身份。

什么人才能够进入干部编制呢？上学是主要途径。只有在正式全日制学校毕业的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在按国家计划分配到工作单位以后，才能够取得干部身份。参军提干也是一条途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也是干部编制。

与此相关的是，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级别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分配工作时一般是“一次分配定终身”。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有的工人一家几口、祖宗三代都在一个工厂工作。他的生、老、病、死全由单位负责。而单位又是小而全的“社会”，除了工作部门以外，还有食堂、医院、托儿所、理发室等一整套体系，为工作人员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那时候的人是“单位人”。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高。各个单位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都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过去企业分为局级企业、处级企业、科级企业，这种划分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为依据。实际上，这种单位行政级别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也是对资源控制多少的表现。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名气大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在20世纪50年代，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有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游行中，连老太太也穿上漂亮的衣服组成了秧歌队。在那个时代，沾了私有经济的边，在政治上就要受到歧视，自己也感到很不光彩。那时候人们都认为，“一大二公”在政治上是最光荣的，在生活上是最有保障的。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经没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二轻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当时认为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的层次最高，“大集体”次之，街办企业更低一个层次。

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低级形式。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生产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两种公有制，与之相适应，在劳动人民中就存在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是因为，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全民所有制，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工业中，集体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个等级。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职工，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谁也不会调到集体企业去工作的。

如果进不了国营企业，就得进二轻系统的集体企业，尽可能不去街道工厂。在人们的印象中，街道工厂是老大娘和刑满释放人员工作的地方。

那时，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P20-23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此，“和谐社会”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时期的社会主调，也成了各类媒体上出现最多的词汇。

然而，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也带来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原来的各个社会群体都进行了激烈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如果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好，会使社会不和谐。

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

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研究他们的诉求，研究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研究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更要研究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

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阶层分析不是激化阶层矛盾和挑起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各阶层和谐相处、保证社会稳定的途径。

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劳动者都被称为农民阶级，城市里的职工都被称为工人阶级。当时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沿用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初期又把知识分子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中国就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了。这种概括既不能反映改革以前的现实情况，更不能反映改革以后的现实情况。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几十年，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最近几年，有的学者以职业的不同，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职业和阶层是密切相关的，但职业毕竟不等于阶层。所以，此论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对阶层的关注释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不仅仅是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社会整合方式也由行政整合逐渐向契约整合转变。中国不仅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也在转型。谁都不会否认，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30多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众所周知，制度变革、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一定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这本书就是在制度变革、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的宏大背景下，一一分析和介绍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

承认社会分层就是承认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可能真正平等。但是，社会分层要研究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不平等，人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改变造成不平等的制度。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千百年不渝的理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社会问题却更加令人忧虑，这是在80年代初没有预料到的。进入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这里说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各阶层间的和谐问题。这正是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深层背景。

社会是否公正是决定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在一定道德体系下社会成员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称。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占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少负担，应当是均衡的。

经过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更显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社会不公的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如，私有企业主的兴起，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收入差距。对这一点人们是能够容忍的。社会不公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是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方面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忧虑。

中国的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这种路径是阻力最小、风险最小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得长时期内保持着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流动的过程。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也就是说，原来体制下“大锅饭”的掌勺者，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有可能给自己和亲近的人的碗里多捞。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

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或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正。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还表现在不公平交易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市场准入的平等。既然市场参与者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只要他们具备条件，都应当有自主决策进入行业市场的平等机会，如果人为限制某些企业可以进入，或某些所有制经济成分可以进入，而另一些则不能进入，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市场准入不平等有国家政策造成的，有地区封锁造成的。在国家政策上，如果政府人为地制造行业垄断、市场垄断，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

第二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平等。企业经营必须有各种社会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经营权力、上市资格等等，企业应当以平等的身份，以同等的机会，通过公平交易和平等竞争得到这些资源。如果政府垄断这些资源，然后用行政权力进行分配，在分配中向某一些市场主体倾斜，这就造成企业间的机会不均等。

要落实这两个方面的平等，在项目上，必须有公开的、透明的招、投标；在银行贷款上，必须一视同仁；在土地方面必须公开招标。而今天的项目招、投标和土地招标，很多是有名无实。名为招标，实际是暗箱操作、幕后交易。有很多地方土地还是行政划拨，连招标的形式也没有。

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税赋。政府的税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一视同仁，税赋平等。前几年这个问题较为严重，今年有所改善。但还有不少不公正之处。如，各种非税费用太多、太杂，并且弹性很大，人为因素相当严重；减免税项目多，而且能否减免、减免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容易为执法者所用。

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环境。这包括公平的法律和公正的执法两个方面。当前，政策多于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的情况较为普遍。还有-一些法律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当前执法不公是公平的法律环境的主要障碍之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比较严重。

在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上述四个方面的要求，出现了很多不公平交易和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L987年）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最集中的还是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公正问题突显以后，就可以看到邓小平这些话的现实意义。但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被搁置起来了。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强调“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政治报告中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且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但是，在实际推进上和上述承诺差距很大。人们期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找到通向社会公正之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因势利导，要积极地、稳步地前进。

社会阶层的研究应当属于社会学领域。我国当代的社会学家如袁方、陆学艺、李培林、李路路、李强、孙立平、朱光磊、戴建中，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中国社会分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写这本书时吸取了他们的智慧。但是，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也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改革前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阐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现状。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课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1998年年底，我出版了《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是从时间的纵轴上来分析改革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现在献给读者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试图从各个阶层的横断面上来剖析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各个阶层的状况还不能说已经最后确定，这本书对各个社会群体的描述也是动态的。作为新闻记者，我尽可能用在采访中的经历和采访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当然，我还尽可能广泛采用了有关部门和学者的社会调查数据。

杨继绳

2010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