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加缪全集》分为四卷：一卷小说、一卷戏剧、两卷散文，凡两百余万字，由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主编，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权威的七星丛书版为文本依据，邀约丁世中、李玉民、沈志明等法语界精英译者担纲翻译。除了《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以外，还翻译了他的所有剧作，以及包括政论和文论在内的全部散文作品。《加缪全集》称得上是汉语出版界有史以来作品收罗最全、译本也最权威的加缪作品总集。本书是《加缪全集》小说卷，收录有加缪的小说作品《局外人》、《鼠疫》、《流亡与独立王国》、《第一个人》、《堕落》。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中文版《加缪全集》分为四卷：一卷小说、一卷戏剧、两卷散文，凡两百余万字，由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主编，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权威的七星丛书版为文本依据，邀约丁世中、李玉民、沈志明等法语界精英译者担纲翻译。除《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以外，还翻译了他的所有剧作，以及包括政论和文论在内的全部散文作品。《加缪全集》称得上是汉语出版界有史以来作品收罗最全、译本也最权威的加缪作品总集。

本书是《加缪全集》小说卷，收录有加缪的小说作品《局外人》、《鼠疫》、《流亡与独立王国》、《第一个人》等。

局外人(1942年)柳鸣九译

 第一部

 第二部

鼠疫(1947年)刘方译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堕落(1956年)丁世中译

流亡与独立王国(1957年)丁世中译

 不忠的女人

 反叛者(混沌的头脑)

 无声的愤怒

 东道主

 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

 长出来的巨石

第一个人(1960年) 刘华译

 第一部 寻父

 第二部 儿子或第一个人

附录

马松向前一跳。被他打的那个阿拉伯人已经站立起来，退在手里拿刀的家伙身后。我们不敢动了。对方慢慢后撤，仍然紧盯着我们，靠那把刀造成威慑。当他们看到自己已经退得相当远了，扭头飞快就逃，而我们则仍在太阳下原地未动，雷蒙用手按着他流血不止的胳臂。

见此，马松说，正好有一个来这儿过星期天的大夫，就住在高坡上。雷蒙想立即就去找那大夫。但他一张口说话，嘴上的伤口就冒出血泡。我们搀扶着他，很快地回到了木屋。雷蒙说，他只伤着了皮肉，能够走去找医生。在马松的陪同下，他走了。我留下来把打架的经过讲给两位妇女听。马松太太听后吓哭了，玛丽也脸色煞白。给她们讲这桩事真叫我烦，讲着讲着，我就不吭声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

将近一点半钟，雷蒙与马松回来了。他胳臂上缠着绷带，嘴角贴着橡皮膏。大夫说小伤算不了什么，但雷蒙的脸色很阴沉。马松试着逗他笑，他仍然一声不吭。后来，他说要到海滩上去，我就问他要去海滩什么地方。他说只想去透透空气。马松与我都说要陪他去，他听了就发起火来，把我们骂了一通。马松说还是别惹他生气吧。即便如此，我仍陪着他出去了。

我和他在海滩上走了很久。阳光炙热难耐，它照射在沙砾与海面上，金光闪烁。我隐约感到雷蒙知道要奔哪儿去，但这肯定是我的错觉。在海滩远远的尽头，看见有一眼泉水在一块大岩石后面的沙地上流淌。正是在那儿，我们又碰见交过手的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穿着油污的蓝色工装躺在地上。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平静，甚至很高兴。我们的出现并未惊动他们，那个伤了雷蒙的家伙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他。另一个家伙则一边用眼角瞟着我们，一边不停地吹一小截芦苇管，那玩意只能发出三个单音，重复来重复去的。

此时此刻此地，只有阳光与寂静，伴随着泉水的淙淙声与芦苇管的三个单音。雷蒙的手伸进口袋去摸枪，但他那个对头并没有动，他俩一直对视着。我则注意到吹芦苇的那小子的脚趾大大地叉开着。雷蒙紧盯着对手的眼睛，问我：“我要不要把他崩了？”我想如果我说不，他反而会心里恼火，非开枪不可。我只是说，“他还没有向你表示什么，这时向他开枪不妥。”在周围一片静寂与酷热之中，还听得见泉水声与芦苇声。雷蒙说，“那么，我先骂他，他一还口，我就把他崩了。”我说：“就这么办吧，但只要他不掏出刀子，你就不能开枪。”雷蒙开始有点儿发火了。一个阿拉伯人仍在吹芦苇管，他们俩人都紧盯着雷蒙的一举一动。我对雷蒙说：“不行，还是一个对一个，空手对空手，你先把手枪给我，如果他们两个打你一下，或者那个家伙把刀掏出来，我就替你把他崩掉。”

雷蒙把他的枪递给了我。阳光在枪上一闪。不过，双方都原地不动地站着，似乎周围的一切已把人严封密扎了起来。每一方都眼皮不眨，紧盯对手，在这里，大海、沙岸、阳光之间的一切仿佛都凝固不动，泉水声与芦苇声似乎也听不见了。这时，我思忖着，我既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但是，突然间，两个阿拉伯人往后倒退，很快就溜到大岩石后面去了。于是，雷蒙和我也掉头往回撤。他显得高兴了些，还谈起回城去的公共汽车。

我一直陪伴着他回到木屋，他登上木台阶的时候，我却在最低一级的前面站住了。我脑袋已被太阳晒得嗡嗡作响，一想到还要费劲地爬上台阶，然后又要去跟两位妇女周旋，心里就泄气了。但是天气酷热，刺眼的阳光像大雨一样从空中洒落而下，即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也感到很难受。待在原地或者到别处走走，反正都是一样。稍过了一会儿，我转身向海滩走去。

海滩上也是火热的阳光。大海在急速而憋闷地喘息着，层层细浪拍击着沙岸。我漫步走向那片岩石，感到脑袋在太阳照射下膨胀起来了。周围的酷热都聚焦在我的身上，叫我举步维艰。每一阵热风扑面而来，我就要咬紧牙关，攥紧裤口袋里的拳头，全身绷紧，为的是能战胜太阳与它倾泻给我的那种昏昏然的迷幻感。从沙砾上、从白色贝壳上、从玻璃碎片上，投射出来的反光像一道道利剑，刺得我睁不开眼，不得不牙关紧缩。就这样我走了好久。

我从远处看见那一小堆黑色的岩石，阳光与海上的尘雾在它周围笼罩着一层耀眼的光晕。我一心想着岩石后那清冽的泉水。我挺想再听听泉水的潺潺声，挺想逃避太阳的炙烤与步行的劳顿，离木屋里妇女的哭泣远远的，得到一片阴凉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但当我走近时，却发现雷蒙的那个对头又已经回到那里了。

他只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面孔隐在岩石的阴影中，身子露在太阳下。他蓝色的工人装被晒得直冒热气。我颇感意外。对于我来说，刚才打架的事已经了结，我后来就没有把它再放在心上。

他一看见我，稍稍欠起身来，把手伸进口袋。我呢，自然而然就紧握着衣兜里雷蒙的那把手枪。这时，那人又恢复原状躺下去，但仍把手放在口袋里。我离他还相当远，约有十来米。我隐约看见他的目光不时在细眯的眼皮底下一闪一闪。但更多的时候，我感到他的面孔在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跳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有气无力，比中午的时候更为沉稳。太阳依旧，光焰依旧，一直延伸到跟前的沙滩依旧。已经有两个钟头了，白昼纹丝未动，已经有两个钟头了，白昼在沸腾着的金属海洋中抛下了锚。在天边，有一艘小轮船驶过，在我视野的边缘，我觉得它像是一个黑点，因为我一直正眼紧盯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我只要转身一走，就会万事大吉了。但整个海滩因阳光的暴晒而颤动，在我身后进行挤压。我朝水泉迈了几步，那个阿拉伯人没有反应。不管怎么说，我离他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罩有阴影，看起来他是在笑。我等他作进一步反应。太阳晒得我脸颊发烫，我觉得眉头上己聚满了汗珠。这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的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齐跳动。这种灼热实在叫我受不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意识到这样做很蠢，挪这么一步无助于避开太阳。但我偏偏又向前迈出一步。这一下，那阿拉伯人并未起身，却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对准了我。刀刃闪闪发光，我觉得就像有一把耀眼的长剑直逼脑门。这时聚集在眉头的汗珠，一股脑儿流到眼皮上，给眼睛蒙上了一层温热、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挡下，我的视线一片模糊。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头上，那把刀闪亮的锋芒总是隐隐约约威逼着我。灼热的刀尖刺穿我的睫毛，戳得我的两眼发痛。此时此刻，天旋地转。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气，沉重而炽热。我觉得天门大开，天火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把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这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

P33-36

一个20世纪作家，其名字两次成为世界各国大报头版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新闻，这无疑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他在意的程度，标志着他文学地位的重要性、他存在的显著性。他就是法国人阿尔贝·加缪。

1957年10月中旬，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16日，当加缪得知这个消息时，正与友人在巴黎福赛圣贝尔纳的一家饭店的楼上用餐，他顿时脸色煞白，极为震惊。同样，这个消息也震惊了整个巴黎与欧美文化界。

为什么普遍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固然，他的文学成就是毫无疑义的：其名著《局外人》(1942年)、《西西弗神话》(1943年)、《鼠疫》(1946年)、《反抗者》(1950年)以深沉的精神力量给了人们以隽永的启示，享誉世界而成为了20世纪文学中的经典。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莫里亚克称他为“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福克纳把他视为“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而表示敬意；《纽约时报》的社论评论他“是屈指可数的具有健全和朴素的人道主义外表的文学声音”……

使人震惊的原因是他的获奖大为出乎人们的意料。首先，因为他并不是经过任何重要团体的推荐，而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直接评选出来的，而且他是战胜了法国的九位候选人，特别是超过了其他好几位声名更为显赫、地位更高的大师，如马尔罗、萨特、圣-琼·佩斯以及贝克特等而获此殊荣的。更为主要的是他太年轻，他毕竟只有四十四岁，是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之前，苏利·普吕多姆于1901年获奖时是六十二岁，罗曼·罗兰于1915年是四十九岁，阿纳托尔·法朗士于1921年是七十七岁，亨利·柏格森于1927年是六十八岁，马丁·杜伽尔于1937年是四十四岁，纪德在1947年是七十八岁，莫里亚克在1952年是六十七岁……至于在他之后，萨特于1964年获奖是五十九岁，克洛德·西蒙于1985年则是七十二岁……直到今天，加缪这个名字在世人心目中之所以格外有分量，实与他几乎是在青壮年时期就达到了文学成就的巅峰有关。

他再度引起全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是在1960年。这年开始的1月4日，在法国桑斯城附近的维尔布勒万，加缪遇车祸身亡。这个消息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各国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噩耗，正在闹罢工的法国广播电台，也特别播出了哀乐，悼念他的逝世。当时担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加缪的论敌，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曾与加缪闹翻了的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悼词，这样评论加缪：“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的时代，再次重申反对摒弃道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反对趋炎附势的现实主义，证实道德的存在。”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则在得知加缪逝世的噩耗后，即使吃下已长期停服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而冒着一月份寒冷刺骨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生命的终止并不全然都是生命的终止，1月4日的车祸并没有使加缪悄然离开世界，反倒成为加缪不朽生命力在人们心目中弘扬光大的新起点。世人对加缪有如此隆重的关注、如此揪心的惋痛，又与加缪系早逝于英年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他去得太年轻，毕竟只有四十七岁。要知道，这个时期的他，正处于某种创造力勃发、神采高扬的状态：他的重要小说《第一个人》写作得甚为顺利，基本上已经完成，可能是献给母亲的题词已经写好，而这部作品是被他自己称为“我成熟的小说”；他在戏剧创作与戏剧编导方面，也雄心勃勃，甚至对演电影也兴致很高，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著名小说《琴声如声》由布鲁克执导搬上银幕之前，杜拉斯、布鲁克与女主角让娜·莫罗都一致同意由加缪出演男主角，加缪也已欣然同意，只是因为《第一个人》的写作进度与电影拍摄的档期有矛盾，该片男主角才由赫赫有名的硬派小生贝尔蒙多代替出演；至于他在这一段时期里与一个年轻、健康而美丽的女子相恋，更被后来传记作者视为加缪的第二个青春的标志……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人，一个已经获得了最高文学殊荣而正要翻开新的一页的作家，如此英年早逝，显然给世人留下了对他灿烂前景扼腕长叹的惆怅与无穷无尽的遐想。

年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字眼，特别是在人生攀登的高难领域里更是如此，加缪却两度在高层次的意义上体现着它、代表着它。因此，当人们环视20世纪文学的时候，必然会发现，加缪是一个特别熠熠生辉、别具一番魅力的名字。

面对着加缪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命光辉的不朽者，这样一个在20世纪现实中有声有色、显赫了一个时代的客观存在，这样一个在人类文化史上永远光华照人的精神现象，该如何观照与审视？正如观察天象与星体时显微镜无用武之地一样，我们面对着加缪时，某些时髦的工具如叙述学、符号学、文体论、结构主义批评、语言学理论，就显得过于琐细，而难以得心应手了，观察天象就应该用观察天象的方法与工具，就应该用望远镜与光谱分析、地质分析……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时代的人，作为一个客观存活的个体，加缪身上值得我们首先注意也必须予以注意的是哪些方面的成分与状况？

“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仍是无产者”，这是加缪社会生活状况最主要的一个基点。

这种状况一直可以上溯到加缪家族的上两三代。他的曾祖原是法国的穷人，穷得没有土地，趁法国的殖民征服之际，移民到了阿尔及利亚。他的祖父是个农民，兼做铁匠；他的父亲则因为双亲故去被送进了孤儿院，成年后在家乡当了雇农与酒窖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于1914年身负重伤去世。这时的加缪还不满一岁，母亲带着加缪和他哥哥到了自己阿尔及利亚的娘家，以帮佣为生，勉强维持自己与两个孩子的生活。整个家族几代人都这样处在赤贫的境况之中。赤贫也就是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意味着加缪一生下来就生活在没有书本、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的空白之中。他从零开始，这就是加缪对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视为本家族从原始状态中走出来、走向文明的“第一人”。由此，他给他最后一部小说，亦即本人的精神自传取了《第一个人》这样一个标题。

从不满一岁直到十七岁，加缪是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贫民区长大的。他的家庭生计艰难，幸亏加缪兄弟二人被承认为战争阵亡者的孤儿，每年从政府得到若干抚恤金，得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与上小学念书，但是“每次回到家中，就回到了贫穷、肮脏、令人厌恶的地方”，家里连做作业的桌子也没有。“人人都得干活挣钱”，加缪兄弟也不能例外，只是由于母亲的大力支持与艰苦支撑，加缪才未辍学一直念完了高中，接着又在阿尔及尔大学完成了他的学业，先后于1934年与1935年，获得了文学与哲学两个毕业文凭。同样，不论是在中学期间还是大学期间，加缪始终都被贫穷的阴影笼罩着，他口袋里从来都没有什么零花钱。当中学生的时候，每当暑假他就要去打工挣钱，干过各种临时工的活；而到了大学，则去当家庭教师，辅导准备会考的高中生，也当过汽车零件推销员、船舶经纪人的雇员，等等，以弥补自己拮据的经济。

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之后，他又完全过着为生计所迫的智力劳动者的生活。他长期在报馆任职，既是他的兴趣与专长，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谋生手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在左翼文化团体里工作，这与他左倾的政治态度有关，其实也有维持生活出路的性质。即使是在1935年被迫离开共产党后，他仍待在由共产党控制的“文化之家”里，直到1937年底，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居无定所，甚至长时间寄住在友人家里，既与他参加抵抗运动的斗争生活有关，也是他生计艰难窘困所致；他虽然二十九岁发表《局外人》后就一举成名，而在文坛开始崭露头角则为时更早，但他几乎从没有过过富裕阔绰的生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在普罗旺斯的卢马兰村购买了一幢别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来来往往仍然是驾驶他那辆陈旧的黑色雪铁龙车……难怪他成名之后这样说过：“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

从加缪的家庭出身、青少年时期的成长与入世后的生活状况来说，用“平民知识分子”一词来概括他是远远不够的。他几乎完全像世界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那样，是来自社会的底层。不同的是，他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在现代化的教育过程中被培养成为一个全面的知识分子、一个高层次的文化人，而这种长期的清贫与困顿又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土壤以其苦涩的汁水滋育了这样的“第一人”，使他在法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具有自己的特色，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举出以下两点：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加缪诺贝尔奖的评语里这样说：“加缪是准无产阶级出身，因此，发现必须依靠个人的力量，在生活中跋涉向前……”这种跋涉向前的必要，也就成为他奋发向上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的持续作用造就了他英年的才华，贫困严酷的条件使他得到了足够的磨炼，完整的现代化教育造就了他的文化层次与精神高度，在文化精神光亮的照射下，磨炼奔向明确的目标；而渗透着磨炼苦汁的精神层次与文化水准则反倒具有一种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这就造就出了一个务实求真、充满了活力的智者。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作为“无产者”的基本生存状况在加缪身上刻下的另一个主要的印记，就是他的左倾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言而喻，他的生活使他与无产阶级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他与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天然的、必定的。他正是由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是拯救贫苦阶级的理论而走近了它，并且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加缪的这种行为绝非纯理性认识与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悲惨世界中学会”的结果，这个“悲惨的世界”，除了他亲身承受与体验的贫困、所见所闻的苦难外，就是这个世界截然不同于理论与概念的现实复杂性。加缪不仅在自己困顿的现实生活中、现代化的教育过程中，从各种人、各种活动中充分体验到了这种复杂性，而且他是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与成长起来的，这里不同种族、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他精神上对法兰西与对阿尔及利亚的二元归向的矛盾体验与痛苦思索，更使他学会了任何理论学说都无法给予的东西。于是，在共产党学说、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法国—阿尔及利亚出现了一个杜绝了抽象精神、狂热理论、偏激学说的左倾文化人，一个从实际出发，保持了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的左倾文化人，正因为如此，他在1935年参加了共产党后，因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而于1936年又离开了共产党，这定下了他终身作为一个不跟任何主义学说、路线政策随波逐流，不附着于任何实体阵营的自由的左倾思想家的格调。

三

……

四

五

六  七

正如在荒诞的主题上，加缪创作了《局外人》与《卡利古拉》这两部形象性的作品之后，又写了一部理论专著《西西弗神话》来全面阐释他在这个方面的哲理；同样，在反抗的主题上，他创作《鼠疫》与《正义者》这两部形象性的作品之后，也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他的《反抗者》。而他的第二主题以及第二个作品系列，则又明显的是第一主题“荒诞”以及第一个作品系列的延续与发展。正如《西西弗神话》早已宣示的，先是荒诞，接着就是反抗；既然有了荒诞，就必然要进行反抗，也只能进行反抗。

《反抗者》一书酝酿了十年之久，早在1943年就已写了初步的提纲，写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出版于该年10月。这是一部洋洋大观的理论力作，它从对“反抗者”加以界说，到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反抗与历史以及艺术中的反抗进行较系统的考察，最后针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社会政治现实，论述了反抗与革命的区别。全书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等各个领域，视野广阔，内容丰富，是加缪思想的全面展现。

17世纪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儿，曾提出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惟一标志、惟一条件。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是的，既然世界是荒诞的，对人的理想、人的愿望、人的呼喊只有冷漠的沉默与恶意的敌对，那么，人如果没有反抗，又何以为人？又与蠕虫何异？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借用笛卡儿的“散我在”这一“曲调”，填进自己的“歌词”，如像萨特在他1964年出版的《文字生涯》中就提出了“我写作故我在”。同样，处于各种存在状态，选择各种生活方式，从事各种职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各种地位身份的人，都各有其“我××故我在”的自得。但是，哪一个命题像加缪这个命题这样从最基本的意义上，从最高的概括程度上规定了人面对着世界所持有的存在方式？哲学的发展也许将证明，加缪的命题是对笛卡儿思想最富有创造性的发展——两者同为关于人之存在的经典性的哲理命题，而加缪把反抗提到更高的角度，显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反抗问题的哲理体系。

反抗是人所进行反抗。加缪的反抗理论是从对反抗的人加以界定开始的。由此，加缪也就从纯形而上的哲学范围跨进到具体的社会现实范围。他明确的定义是这样的：“什么是反抗者，就是说‘不’的人。但他如果表示‘不’，他绝不是放弃。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甚至从他最初的意念就是如此。”可见，在反抗者身上既有否定、拒绝，也有赞同、追求，这当然不是指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沉默、冷漠，像月球一样的自然界，而是一个充满了现实矛盾的人类社会。于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就发展成为一个说“不”也说堤”的社会人，哲学比喻发展成为社会历史论著，哲学家加缪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

加缪把反抗的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对他反抗的动机、方式、准则、目标、效果加以界定，指出他在这些方面与本能的、纯出于狭隘、低层次、利己目的的愤怒者的本质区别。在他的眼里，反抗者应该是突破了个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会范围里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活力并在反抗的过程中有助于人群的合作与聚集。可见，在加缪心目中，反抗是有理性的，是有价值标准、社会效益，有见解意义的社会行为。它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具有明显的崇高性。

在对反抗的限度作出规定，对反抗与反抗者进行了定位、定格之后，加缪在这部论著中主要就进入了历史回顾与历史考察的领域，涉及面从文学、艺术一直到社会政治。在文学中，他认为把天火盗给了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是最早的反抗者，接下来，他赞赏的还有该隐、希腊诗人、罗马诗人、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呼啸山庄》、《卡利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以及尼采等等；他所贬斥的则有萨德，以及为超现实主义所尊奉的大师洛特雷阿蒙与韩波等。不难看出，加缪所看重的是那些富有思想含量的作品，而不是那些富有技艺成分的作品。就思想而言，他所重视的是古典的人文传统、人道主义传统，而他摒拒的是偏颇失衡的思想形态。显然他对文学的回顾，并非完整的文学史概述，而是他特定反抗史观中的文学图景。但是，应该看到，如果加缪关于反抗与反抗者的论述，止于作哲学的界定，那么，他的反抗论必定会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概约性的哲理而获得普遍的认同，就像《西西弗神话》，相反一旦他进入具体的历史考察领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种主义、各种观点、各种意见纷争的泥沼，他对文学的褒贬意见，首先就遭到超现实主义者的非难。

文学论争只不过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有大碍的领域，而真正麻烦且令人伤神的是时政性的论战。《反抗者》出版后，加缪不仅遭到超现实主义从文学上的批驳，而且更遭到了思想界左派在政治上的围攻，既包括法共的理论工作者与报刊杂志，也包括像萨特这一类的法共的同路人，特别是萨特及其主编的《现代》杂志在这场大批判中更是特别突出，形成了法国20世纪思想界的一桩大事。在《反抗者》出版后不久，《现代》杂志就发表了该刊编辑法朗西斯·尚松的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措辞激烈，带有恶意，甚至不惜进行歪曲与杜撰。加缪不得不回应，写了一封致《现代》杂志主编萨特的公开信，进行自我辩护，这封公开信又引发出萨特的一大篇批判文章《答加缪书》，其严厉与刻薄亦不下于尚松文，批评加缪“是个资产者”，“抛弃了历史”，“变得恐怖与粗暴”，《反抗者》的出版是一场反革命的“热月政变”等等。这场论战标志着加缪与萨特的多年友谊毁于一旦，大批判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加缪此后的精神与生活，直到加缪1960年逝世，萨特才写了一篇带有感情的悼念文章，总算给他与加缪的残破友谊画上了一个句号。

不言而喻，这次批判与论战是由于《反抗者》中一系列对反抗与社会革命的本质区别的论述，以及对现代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某些现实的论述而引起的。加缪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政治史学家，他在《反抗者》中关于现代历史及其过程中的社会革命的论述，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但他论述中所涉及的社会革命中暴力的过度滥用，的确是现代史上赫然存在、不可辩驳的事实。加缪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思潮发展史的研究者，何况这部历史本身就复杂纷繁，像一个难以理清的线团。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同组成部分的评论，也许至今还会遭到怒视与愤怒反击，但他论述中所涉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存在，即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个人神化与集中营的存在的确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加缪不是一个政治家、社会学家，更不是为政者，他不可能提出一个为所有人认同的人类社会的改良方案，但他召唤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地中海思想”以及合理、和谐、和平、自由、民主的人道主义传统进入现代社会，仍不失为一种非常美好的社会理想。不过，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与他的论述，在当时实在是太尖锐、太敏感、太复杂了，触及到国别的利益、阵营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学派的利益以及那些以阵营性为一生安身立命之基石或一时只习惯于左倾惯性的思想家、批评家的利益，因此，加缪的被围攻也就是必然的了。

人们是否可以设想加缪当时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以免于自讨苦吃呢？应该看到，对于加缪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一步，水到渠成的一步。要知道，加缪不是一个书斋中的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学会了思考的思想家；不只是一个靠思维与笔介入社会政治的作家，还是一个身体力行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锤炼的斗士。他本人经历过无产者的穷困、反抗者的磨难，亲眼见证了民族的纷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痛苦、德国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里的影响——他正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与历史过程中酝酿自己的《反抗者》的。这部作品是加缪长期感受、长期体验、长期思考的结果，是他不可能不写的一本书，是他不吐不快的一本书，是他作为一个斗士介入社会现实的又一个前进的脚印，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自我完成，是他要把他想走的路走到底的明证，而不是如很多人曾讥讽的，是一个“倒退”，更不是萨特所蔑称的“热月政变”。而且，在那个时代环境中，加缪此举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内幕与血的历史，使得西欧知识界开始对社会主义苏联有了清醒的意识，抛弃了某些不切实际的浪漫想像，西欧知识界30年代中期以来的那种左倾，从这时起有了愈来愈明显的退潮，及至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苏联坦克彻底碾碎了西欧知识分子的左倾情结与苏维埃理想，在那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或其周围，已经没有什么知识界代表人物在站岗放哨了，这是20世纪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加缪的《反抗者》只不过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突出事件而已。

《反抗者》出版至今已经有了整整半个世纪，世界愈来愈厌弃暴力与集中营，愈来愈向往和平、自由、协调、和谐、符合人道的境界，并一步步缓慢而坚定地向这个目标前进。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围绕《反抗者》的那场论战作了无情的检验，也证实了这本书的勇气与意义。

从《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到《鼠疫》、《正义者》、《反抗者》，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最基本的加缪，是鲜明突出的加缪，是给诺贝尔奖的殿堂添光增彩的加缪，是最有生命力的、将传世不朽的加缪！

柳鸣九

2001年4月6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