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奇诙谐喜剧学院小说成名作！消解性欲同道德禁忌的荒诞文学戏仿，融乔伊斯和卡夫卡于一体的乖谬叙述！

本书是英国学院派作家戴维·洛奇的第一部幽默小说。研究生亚当和妻子芭芭拉是典型的六十年代初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因为教会教义的限制无法使用避孕用具，多年来一直苦恼不已。某天起床，当亚当发现芭芭拉有可能第四次怀孕时，他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去大英博物馆安心做研究……

本书是英国学院派作家戴维·洛奇的第一部幽默小说。研究生亚当和妻子芭芭拉是典型的六十年代初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因为教会教义的限制无法使用避孕用具，多年来一直苦恼不已。某天起床，当亚当发现芭芭拉有可能第四次怀孕时，他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去大英博物馆安心做研究。作者就将这一天发生的各种滑稽可笑之事逐一道来，并运用了大量文学戏仿和拼贴手法，用喜剧的形式对婚姻家庭这一惯常主题作了意想不到的反思，妙趣横生，字字珠玑。虽然现代家庭早已没有这样的烦恼，但作者表现的男女在理解、安排以及满足自己的性爱时都要经历磨难这一主题，仍然会激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爱坡比家的房门关上后，通向底层的楼梯顿时陷入一片漆黑，因为楼道里唯一一个电灯开关在底楼的电话机旁，而且总是被格林太太置于“关”的位置。亚当在黑灯瞎火中摸索楼梯扶栏，慢慢走下梯级，手里拎的两只帆布袋妨碍了他的速度，其中一只装着书，另一只装着论文；他已经无数次苦恼地发现，但凡他把哪些论文材料留在家里，到了大英博物馆就肯定需要它们，所以他索性每天把所有的论文家当拎来拎去。

下楼一路走得还不算太慢。这时，他小心翼翼迈出去的一只脚踩到一样软绵绵、松沓沓的东西。他吓得倒抽一口冷气，赶快把脚收回。他瞪大眼睛看，可是黑黢黢地什么也看不真切。

“猫咪？”他咕哝了一声。可如果真是格林太太那只猫，它一定睡着了——要么死了。他又把脚往前挪了一点，那件神秘的东西仍然毫无反应。

当然，应该这么做：大步潇洒地跨过去，同时吹一声响亮的口哨。可是不知怎么地，他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他记起以前读过的一本小说，描写一个人被盖世太保囚禁在一片漆黑中，里面还有一样软绵绵、湿漉漉、松沓沓的不祥的东西，那人惊恐万状地想象着各种恐怖的东西，比如看起来像团生肉的一块人肉，其实，后来发现只不过是一块湿布。亚当把手提袋放在身后的梯级上，点燃一根火柴。真的是一团生肉。

“是你吗，爱坡比先生？”格林太太问，此刻亚当没完全压回去的惊叫声还回荡在空中。走廊里的灯亮了。

“这是你的吗？”亚当示意脚边玻璃纸包着的带骨精肉，用冷冷的口气礼貌地问道。格林太太走到楼梯底部向上瞧了瞧。

“是爱坡比太太让我帮她买的。我今天一大早出门买东西。”她瞄了一眼走廊里挂钟的钟面，然后用责怪的目光向亚当扫来一眼。格林太太认为，对于一个养了三个孩子的已婚男人来说，上午过了一半才出门近乎罪过，更别提还没有工作，就知道坐在图书馆里看书了。可是，她的表情不只是在指责他游手好闲。亚当非常清楚格林太太以为他赖在家里干吗，而那些正经人早已起身奔忙了。

格林太太是个寡妇，育有一子。在她看来，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又显然没钱养活他们，这说明亚当性欲无度，而芭芭拉则是无辜的受害者。“喔哟，爱坡比先生是不是太想那个了？”这是她听到芭芭拉焦虑不安地宣布自己第三次怀孕时的第一反应；此后亚当便只好忍受来自房东太太那种半是好奇、半是恐惧的评判，而那些话通常都是用来形容参赛的健壮公牛的。其实，按他计算，大都会伦敦的市区内，像他这样极少享受婚姻权利的已婚男人肯定寥寥无几，所以如此受人误解让他尤为苦恼。可是，要让格林太太明白事情的真相也不太容易。爱德华刚出生不久，她就把芭芭拉叫到一旁，暗示有些东西你们可以用用，还说她听到过传闻，有一些诊所可以给你们那些东西；不是说她自己对此有什么经验，她和可怜的G先生从没这种麻烦，因为他更愿做表面文章，但是她觉得有义务告诉爱坡比太太这些话。芭芭拉谢了她，一边解释说，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允许他们采纳她的建议。格林太太锲而不舍，又去咨询属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非英国国教教派的女亲戚，取回来的建议是，“你们只须抽出来，亲爱的，在最要紧的关头，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只须抽出来。”亚当和芭芭拉容忍这些对他们私生活的侵扰，是因为房子的关系，格林太太自从他们住进来以后，出于对芭芭拉的同情，始终不曾提高租金。

“但愿你没把那块肉踩坏，爱坡比先生，”亚当走到楼道时，格林太太说，“我看你走路一瘸一拐的。”

“没有，没有，那肉没事儿，”亚当回答，“我今天起床后腿一直在疼。我想肯定是肌肉拉伤了。”

“你应该加强锻炼，”格林太太说，并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在户外。一天到晚看书对身体不好。”

“嗯，再不赶紧，今天就看不成什么书了，”他和颜悦色地回答，同时快步走到门口，“再见。”

“噢，爱坡比先生——”

他关门非常及时，因而得以假装没听见格林太太的喊声，但屋门在砰地关闭前一刹那，他听到了她的后半句：

“——有你一封信。”

一封信。亚当一想到门后有封信等着他，精神上顿时感到像有唾液大量分泌那样兴奋。他热爱邮件，尽管他的邮件几乎全是账单、被退回的学术文章以及教会修女发来的募捐信，修女们是从他写给天主教报刊咨询节育事宜的信件中获知他地址的。他心里痒痒，想象格林太太门厅衣帽台上的那封信——他现在可以断言，当他快步冲向屋门时，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封信——不是账单，不是募捐信，不是他自己写好地址的皱巴巴的棕黄色大号信封，而是很厚实的一封信，装在一只厚重、洁白的昂贵信封里，他的名字和地址用一种独特的字体打印在上面，封口处的一个纹章标示着显要的半官方来源，一封带来好运的信：您愿意接受……我们希望委任……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提一下您的条件……

他将不得不承认刚才听到格林太太所说的告别语了，现在只好灰溜溜地回去。最好她已经到厨房忙活去了，至于厨房，什么样的人吃什么样的东西，那里总是散发着煮白菜的味道。亚当在衣袋里摸索钥匙，结果发现把它们落在公寓了。他带着歉意轻轻叩了叩门环。里面没有响动。他加大一点力度，一边蹲下身来把送信人用的活页板推开，好声好气地唤叫：“格林太太！”让他吃惊的是，一只信封从缝隙里飞出来，正好夹在他嘴巴里。

“谢谢你，格林太太。”他把信件吐出来说，并瞪了一眼人行道上正在窃笑的一个小男孩。

P19-22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有两大主题，一个是道德或者宗教的，另一个是文学的。前者涉及罗马天主教关于节育的教义，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我在一九六四年创作这本小说时迫切关心的一个题目。当时我还是一个穷酸的年轻大学讲师，已婚，是两个幼儿的父亲，而且生怕再有第三个。妻子和我那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我们仍是，只不过信仰的方式相对自由放松了一些。但是早在当年，我们深信必须严格遵守教廷禁止采用各种人工手段避孕的官方指令。

在这里，我很难向非天主教徒，甚至向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更加开明和多元化的教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天主教徒，解释那一禁令的威力，尤其是它对妻子和我从小生长其中的盎格鲁一爱尔兰天主教亚文化群的影响力。我们对于天主教会有一种兴许天真但却高尚的认识：教会像个俱乐部，有自己的章程，如果你想享受会员的利益，你就必须遵从它所有的规章，而不是只去遵守那些于己有利的条规。然而，有关反对避孕的规定，的确给天主教徒夫妇造成了太多的苦恼和压力，他们(多数人)在婚前尽力保持贞节，要做到这点着实不易，可是婚后发现那种安全期或者节律避孕法(亦即周期性的性节制，这是教廷允许的唯一节育手段)给他们婚姻中的性生活设下了重重限制。安全期避孕法的主张看来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了。

我们对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新出现了两种变化。第一，黄体酮避孕药片的发明，似乎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避孕方式，而不会受到传统的天主教以“自然法则”为由予以反对。第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一九五八年以代教皇身份当选的教皇约翰第二十三世，居然号召教廷的现代化，呼吁将其与当代社会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一九六二年，他召集梵蒂冈大公会议，开始此项工作，并于同年设立一个教皇委员会，研究与家庭、人口和节育相关的问题。一九六三年接任他的教皇保罗六世，更指示这一委员会专门研究教廷在节育方面的教义与避孕药片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他最终否决了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在他的教皇通谕《论人生》中，重新确立了教廷的传统教义，此举使后大公会议时代的教廷突然面临权威性和良心的危机。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写于这一事件发生前若干时间，当时很多天主教徒仍寄希望于教廷改变其节育教义，而本书的创作，说穿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个外行对这一场大辩论的略尽绵薄。当然，我十分清楚，我的英国读者们大多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激发他们关注天主教徒夫妇在房事时感到的种种顾忌。解决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以一种喜剧的形式处理这一主题——写一对年轻的天主教徒夫妇，表现他们的种种挫败和焦虑以及他们如何拼命设法调和性欲和宗教信仰，以此展现男性(以及女性)的性欲这一永恒的喜剧主题的方方面面。

性欲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吸引历代作家注意力的缘由，就是它既可以成为悲剧也可以成为喜剧的创作题材。比如说，由于表现方式的差异，私通可以让人捶心泣血(如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也可以让人捧腹大笑(如在费多的滑稽剧里)。避孕尽管在实际生活中通常是个严肃问题，发人怜悯，但还是少了些足以构成一部悲剧作品的宏旨。从最初萌生创作念头开始，我就意识到我的小说会是一出喜剧。

在寻找一个故事人物，或者说一对人物，以及赖以探讨主题的故事氛围时，我一段时间之前在笔记本上信手记下的一些东西为我提供了思路。当时我曾构思创作一部关于一个英国文学研究生的喜剧小说。这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从事研究，而他的生活作派和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像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家了。这就是亚当·爱坡比的雏形。一个年轻、已婚、穷困潦倒的天主教徒研究生，因为妻子可能第四次怀孕而忐忑不安，他将被迫卷入一系列围绕大英博物馆展开的古典式流浪历险，其中每一个情节都通过戏仿、拼贴或者暗示来呼应他正在研究的那些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运用这一手段会导致语气和叙事技法不断发生转换，这些将由主人公易于做白日梦和产生幻想错觉的特点加以协调，使转换显得自然连贯，而主人公的这些性格特征则又是他对自己婚姻状况的长期焦虑造成的。亚当·爱坡比的痛苦处境最本质的暗讽之处在于，他生活中唯一一个原汁原味，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哪个小说家已经“描写”过的要素，恰恰是他焦虑的根源。“学者型神经衰弱的一种特殊形态，”亚当在阅览室讲述一次康拉德式的经历时，他的朋友凯末尔如此评说，“[你现在]再也无法把生活和文学区分开了。”“噢，才不呢，我可以的，”亚当反驳说，“文学大多讲性爱，不怎么讲生孩子的。生活则恰恰相反。”(这点观感，我可以自豪地说，已经被收入《企鹅版现代引语》一书。)

小说在英国的第一家出版商麦克吉朋一基公司制作时，我曾和本书的编辑蒂莫西·奥基菲讨论过有没有必要在书皮的“广告文字”中强调这些戏仿手法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他反对这么做，我也接受了他的意见：毕竟，辨认出这些戏仿手法并非理解本书的关键所在，它只是另添一分阅读的愉悦和兴味而已。但后来我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我觉得读者有权得到一点提示，以便在阅读作品时知道该去寻找什么。小说的第一批评论家中鲜有人充分注意到这些戏仿手段运用之广；更令人惊讶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只字不提；一些人抱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多少是一本没什么创意的二手传承小说，可他们没有领悟到这一效果乃是有意为之，而且贯彻始终。

这些戏仿手段无疑给非英语读者制造了特殊的麻烦，更别提我的译者了。无论他或她处理小说的风格转换技法多么娴熟，对于中文读者而言，除了少数人，要轻易辨识出这些风格源自哪些文学模型，委实不太可能。因而，这篇短评可以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文本中所运用的戏仿段落和文学典故的介绍。

本书的前半部较少用到这些，但随后就开始大量广泛地运用。

在第二章中，亚当·爱坡比在台阶上的尴尬经历，呼应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自由落体》中的一个段落。戈尔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战俘，被盖世太保囚禁在一个黑黢黢的炊具橱里，惊慌失措中，他触摸到一样东西以为是一块人肉，其实只是一块湿布。同一章结尾处，亚当骑着助动车遇到交通堵塞，他一时浮想联翩。这里模仿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风格，万千思绪是议会大厦上的巨型大笨钟宏亮的当当声触发的，而正是这钟声在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标志着时间的流逝。亚当一时幻想，人行道边的那个老太太正是克拉丽莎·达洛卫本人。

在第三章中，亚当设法更换他的阅读证这一经历，非常明显地仿效了弗朗兹·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在官僚主义的迷宫中历经的磨难。(我可以向读者保证，那条长长的走道，管理员摇铃，还有他锁门将申请人关在里边等细节，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尽管如今已在另一座新大楼里实行一种不同的制度。)亚当进入巨大的圆形阅览室那一段描写，戏仿戴·赫·劳伦斯作品中关于性的象征主义和《圣经》式的散文节奏，尤其是他的小说《虹》的开篇部分那几页。

亚当稍后返回他的书桌时，发现一群中国游客正在仔细打量它。这一场景的描写采用了约瑟夫·康拉德的风格，弥漫着浓郁的热带气息和存在主义的内省。下一章才会写到亚当对于中国游客正被引领瞻仰卡尔·马克思用过的书桌如何做出反应：“马克思先生——他已经去世了。”这儿呼应了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名句：“库兹先生——他已经去世了。”

亚当和他的导师布里格斯，还有后者的同事贝恩的会面，是以查·珀·斯诺那种平淡甚至有些沉闷的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的。斯诺非常成功地创作了一组发生在战后年代的系列小说，名为《陌生人和亲兄弟》，对剑桥大学教师之间勾心斗角的描写尤为出色。在我的英语小说中，这一戏仿的线索反映在故事开头一条关于天气的注解：“看上去像要下雪。”

亚当在第五章中幻想自己成为教皇那部分，我借用了弗雷德里克·罗尔夫(“科沃男爵”)创作的一本出色的小说《哈德良七世》(一九○四年)，其中作者想象一个和自己不无相似的卑微的英国人被推选为教皇。不过，这段日记体的描写，取材于罗尔夫不太有名的作品《瑞内托先生》，书中刻画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僧侣。

其他的戏仿内容大多比较容易识别。叙述亚当在大英博物馆内图书馆区的一排排书架间浏览时用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风：格林小说的读者们一定会辨出有关追逐、背叛、良心愧疚和神学等主题——也许还有《布莱顿礁石》和《问题的核心》中的短语和语调变化。在这一段的起首，那扇绿色的厚呢大门隐含着双重线索，既让人想起小说家的名字，又借鉴了他的短篇故事《堕落的偶像》中同样一扇门的戏剧性效果。

第七章开头呼应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异国他乡》(“整个秋天战争一直在继续，但是我们不再参与”)，随后又玩点噱头模仿了他更有名的故事《杀人者》。同一章稍后处，亚当和罗廷迪恩夫人喝茶晤谈一幕，戏仿亨利·詹姆斯创作后期的文风：复杂的句法、延绵的比喻还有优雅的变奏。小说这一部分引用的“埃格伯特·梅利玛许”的片言只语，使人联想到一个以吉·基·切斯特顿和西莱尔·贝洛克为原型的天主教美文作家。

小说的尾声可谓是最明显的戏仿，或者说拼贴。我明白，随着小说接近尾声，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亚当·爱坡比的婚姻问题，那就是他的妻子芭芭拉的视角。可是拖到这会儿才突然切换叙事角度，会不会显得生硬而成为过于随意的拙劣之笔？找到一种可以引达高潮的戏仿，一下子解决这一问题，这正是小说创作中那些神思闪现的快乐时光，唯此方显劳有所值。在哪一部著名的现代小说中，妻子这个角色在倒数第二章以前始终是她丈夫思想和认识的附庸，直到最后一章才在叙事中取得了主体意识，并对丈夫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嘲弄性的、实事求是的女性视角？别无其他，只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小说(我迟迟才意识到)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是用变化纷呈的风格再现一天内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典范。莫利·布鲁姆那段广为人知、不加标点的内心独白，用来实现我的意图，其熨贴简直不可思议。我的小说不妨像乔伊斯的那样结尾：男主人公回家，和配偶团圆，在婚床上入睡，然而难以入梦的妻子，昏昏沉沉地思索着男人的弱点，性爱的悖论，还有他们的恋爱婚姻史。对于莫利的关键词“可以”，我会用更为不确定的“也许”代替。我的创作意图始终是，芭芭拉眼下对自己可能怀孕的焦虑，应该在小说最后一章中得到排解。当我回想到在《尤利西斯》中，莫利·布鲁姆也是在最后一章来例假时，我才明白过来(如果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的话)，的确有作家的运气一说。

戴维·洛奇

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二十九岁的我携内人玛丽，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带上五只手提箱以及希望能成为我发表的第三部小说的第一章手稿，在南安普敦登上“玛丽女皇”号邮轮驶往纽约。当时我在伯明翰大学担任英国文学讲师，获得了哈克尼斯联邦奖金，开始为期一年的休假，前往美国。这个了不起的基金会允许有幸获得此项奖金的人随意到美国任何地方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唯一的要求是，受惠人必须花上至少三个月的时间周游美国，为此还给他们提供了一辆租来的汽车。我们先是在位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的布朗大学安顿下来，我在那里研究美国文学，直到一九六五年三月，我们驾驶着崭新的雪佛兰轿车，开始了悠长自在的旅程，一路向西，最终到达旧金山。我们动身前，我已经完成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而且已有出版商同意出版。

这绝对是我在最短时间内写成的一部小说，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不用承担教学任务，兼之美国之行总体上发挥了激发神思和摆脱羁绊的作用。但是这次创作相对较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确信我抓住了一个大家相当感兴趣和关注的热门题目，尤其是(但不只是)对罗马天主教徒而言；而且据我所知，这个题目还没有其他小说家详尽探讨过——而我准备采用的喜剧处理手法肯定没人用过。这个主题就是罗马教廷有关节育的教义对天主教徒夫妇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教廷内部新近对这些教义发出的质疑。我希望小说可以在这个话题仍然广受关注的时候面世，并赶在任何别的作家还没有想要就此著书立说之前。

对于前者，我无需过于担心：罗马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之前都不打算对这个问题一锤定音，教皇保罗六世在他那一年的教皇通谕(即《论人生》)中，重申了教廷禁止采用人工手段避孕的传统教义，结果引发了不仅对性爱，也对威权和良心等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展开的激辩，并一直持续至今。尽管我在较近的一部小说《你能走多远》(一九八。年)中也探讨了这一主题，但那是从更长远开阔的视角审视天主教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的发展变化的一种尝试，所以我想提醒读者，此次重印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首印于一九六五年，三年后教皇通谕才发布。不考虑这一事实，就很难理解两部小说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亚当和芭芭拉·爱坡比不是我本人和我妻子的化身，我们婚姻生活的境遇，我有幸这样说，和他们决无太多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佯称无关是徒劳的，还是得实事求是地说，倘若不是我们在婚姻生活的早期发现(跟我们已婚的天主教徒朋友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教廷允准的唯一节育方法，亦即被称之为节律或安全期避孕法的那一套，实行起来既无节律可言又不安全，徒增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也不会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在《你能走多远》中，当若干人物在小酒馆聚会时，他们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来坚持不懈地遵循那种令人沮丧、不便、无效、制造焦虑和紧张的规则”时，答案五花八门：有的说习惯成自然；有的说是神职人员的权力压迫；有的说是性爱的负罪感；有的说是对地狱的恐惧。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理由，《你能走多远》对此也许讲得不够透彻。那一代人中，但凡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坚持到教堂做礼拜，而且资质聪颖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天主教徒，都已立下某种生存契约：为了获得天主教玄学体系所提供的慰藉和恒定感，你就得接受随之而来的道德律令，即使它们实行起来有时是非人地困难和苛严。这一体系的强大恰恰在于它的巨细无遗、无所不包和绝不妥协的特征，所以在这一体系中被抚养成人者都认为，质疑其中一点就等于质疑它的全部，而在其道德律令中挑三拣四，公然藐视那些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难以执行的条规，就是不折不扣的虚伪。这种对大一统的苛求可能在英、美天主教中尤为典型——欧陆文化对于原则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更加宽容一些；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天主教徒“聚居区”中则更为明显。奥伯伦·沃先生在对《你能走多远》的一篇充斥罕见敌意的评论中，在论及天主教对于性爱的传统教义时声称：“无疑，少数严肃看待这个问题的天主教徒觉得这些教义压抑不堪；而大多数抗命的天主教徒活得潇洒自在。”不错，从库姆·弗洛里宅邸和唐赛得学校的视角看上去或许如此，但是我可以向沃先生保证，在全国各地的普通教区中生活的“大多数”天主教徒可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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