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不仅对所论人物精到准确，而且是举一得三，往往在一个人物论里，就纵横排比，涉及不少人物，这说明他是全局在胸，然后才下笔分别作特写的。

作者把令人眼花缭乱的《红楼梦》里的人物世界，一下就给读者区分出他们的界线来了。

在这里，作者又用更精细的笔墨为读者指出，曹雪芹的笔墨是随人而异的，正是作者在宏观上作了这样细密的观察，所以在作个人的论析评断时，才会鞭辟入里，出人意外，发人深思。

编辑“大家小书”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本册《红楼梦人物论》为该丛书之一。

《红楼梦人物论》由王昆仑编著。

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代序)

花袭人论

晴雯之死

李纨与秦可卿

大观园中的遁世者——妙玉、惜春、紫鹃、芳官

政治风度的探春

平儿与小红

《红楼梦》中三烈女——鸳鸯、司棋、尤三姐

贾府的太太奶奶们

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

刘老老是丑角吗？

王熙凤论

贾府的老爷少爷们

贾府的奴仆们

史湘云论

薛宝钗论

林黛玉的恋爱

黛玉之死

贾宝玉的直感生活

宝玉的逃亡

后记

“侯门一人深如海”，住定下来的妙玉嘹望着大观园的曲折回环的围墙，心里想，这对自己来说，不就像是金鱼的玻璃缸和鹦鹉的金锁架吗？所谓一“出家”原是意味着要求解脱作为一个普通世人的苦恼，也就是说要通过“修行”而获得高出于“凡人”的境界。在庸俗污浊的贾府、香罗艳粉的大观园中，不是明枪暗箭，就是惨绿愁红，比起普通的“凡人”处境，压迫与反抗、享乐与哀愁、诱惑与挣扎，更为尖锐、复杂，而青年的妙玉就被决定到这种环境来接受金鱼缸和鹦鹉架的供养，她所遭遇的考验不是比一般社会的“凡人”还要更严酷十倍百倍吗？

命运的虐待使妙玉感受到大观园中的小姐丫鬟们所无有的矛盾与痛苦。别人生活在现实中，她只能置身于现实之外。她的现实是什么呢？是仅限于古佛、青灯、蒲团、经卷吗？又不是。就在栊翠庵里，她还可以摩弄欣赏自己带来的一些名贵华美的古玩杯盏，她的足迹也还可以“偶出禅关”去和惜春下棋，深夜月明去听湘云黛玉联诗，又还有些意外的“袭击”，例如宝玉忽然走来乞讨红梅，贾母忽然就率领宝玉、黛玉、宝钗以及刘老老等大队人马闯入了她的“净土”。因此她尽管常念诵着“纵有千年铁门槛，难逃一个馒头庵”这样看空一切的诗句，而现实生活中外来的干扰却无法真正杜绝。那么这个少年尼姑低眉打坐在蒲团上的时候，到底是“因色悟空，因空见道”呢，还是苦苦地与自己“人”的感觉搏斗呢？

“妙玉”在贾府是一个不愉快的名字，人家都认为她太孤僻了。作者在《红楼梦》序曲中为她特撰的曲牌叫“世难容”，说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又说“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妙玉果然是很孤僻，然而这真是天生成的吗？不但贾府许多人讨厌她的“好高”“过洁”，连家境贫寒依靠薛宝钗周济的邢岫烟姑娘也“嫌”她是“僧不僧，俗不俗”的。这也许因为她们过去相熟，而能从妙玉外边的冷透视到她内心之热才更反感吧。可是妙玉之外冷内热，是受了非常沉重抑制的结果，甚至使她有些发热，难道这不值得同情吗？

妙玉鄙视庸俗卑劣，几乎对谁都不屑于多所接触。但她除和惜春下棋谈笑外，对黛玉和宝玉并没有表现过厌恶或轻视，而“目无下尘”的黛玉对妙玉也无微词。试看黛玉湘云秋池深夜联诗，妙玉从旁窃听，共感哀凄，把她们延人栊翠庵中休息，自己一挥而就地给她们续作完篇，这不是很热情地与黛玉、湘云共鸣吗？她续作的诗句有“露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扪。犹步萦行沼，还登寂历原。石奇神鬼缚，木怪虎狼蹲”。如果写大观园的具体物景，哪用得着“神鬼”“虎狼”的词句呢？这是写出她们生命历程的既凄凉，又凶险。从妙玉的“气质”与“才华”看来，应当也是属于黛玉一个基本类型的吧！P52-53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我父亲写的《(红楼梦)人物论》终于再一次跟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忍不住心头的喜悦，借《后记》说几句话。

这本书是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父亲一生喜爱文学，但远在40年代之前，早已舍弃个人喜好，从政多年。为什么此时此刻又突然搞起文学研究来呢？直接的原因是我母亲曹孟君主编的杂志《现代妇女》需要一些文艺性的文章。当时的重庆，大雾漫漫，荆棘遍地，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与工作都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能在艰辛之中研究一下《红楼梦》，也是另一种战斗，也算得上是一大快事。于是我父亲在“工余”之时，索性“躲进小楼”，著书于“坚庐”(在重庆时，我们住在七星岗中苏文化协会旁一座木结构的楼上，每逢有人缘梯而上，整幢楼房都像会摇摇晃晃。我父亲却把我家住的三间小屋称之为“坚庐”)。

那时，自然谈不上对曹雪芹的身世、思想等等做科学的研究，我父亲连《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也找不全，单凭手头的程甲本、程乙本。我至今还记得那些陈旧而发黄的书页中夹满了父亲放进去的小字条。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在青木关的一个中学住读，遇到寒暑假才能回家。如果能为父亲笔录一两篇人物论，就会感到分外的高兴。

《(红楼梦)人物论》从重庆写到上海，前前后后一共十九篇，全用“太愚”的笔名在《现代妇女》杂志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父亲的老友韩侍桁老伯喜欢这些文章，于是要了去，在他主持的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仍用“太愚”的笔名，这时已是1948年1月的事了。

解放以后，也曾有出版社想再版——总算是我国《红楼梦》研究的沧海一粟吧，何况它还带着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气息。然而，我父亲坚持要修改，于是一直拖到1962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当时，除了对宝玉、黛玉、宝钗三位主要人物的论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修订之外，其他十四篇统统改好，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

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再版的《(红楼梦)人物论》未曾把原来的“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和“宝玉的逃亡”以及“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等章节全文刊出。日前，北京出版社决定按原貌再版，我十分赞同，能让读者看到六十年前《(红楼梦)人物论》的相貌，这对作者以及读者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

王金陵

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