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是以事实释《春秋》的解经之作，古时被列入《九经》、《十三经》，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书中所记春秋时代的历史文化和人物事迹，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其叙事记言，结构精妙，语言韶美，有很大的文学价值，故今人将之视为一部杰出的编年体史籍和优秀的史传文学作品，乐于讽诵玩味。今时提倡原典阅读，因此将《左传讲读》收入《国学名著讲读系列》，本书由胡晓明主编。

《左传讲读》为胡晓明主编的《国学名著讲读系列》的其中一册。

《左传》是我国一部比较古老的编年体历史书。它以春秋时期鲁国的十二位君主的在位时间作为记事的线索，上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 ，下讫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共记载了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史实，为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尽而系统的史书。它广泛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活动，揭示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和虚伪，表彰了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具有爱国精神的人物，表现了作者褒贬美刺的鲜明态度和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是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的重要文献。读《左传讲读》一书，让我们重温经典。

《国学名著讲读系列》序

导读

 一、《左传》书名的由来

 二、《左传》的作者和成书

 三、《左传》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

讲读

 一、郑伯克段于鄢

 二、卫石碚大义灭亲

 三、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

 四、臧哀伯谏纳郜鼎于大庙

 五、齐侯送姜氏于谨·鲁侯与姜氏如齐

 六、王以诸侯伐郑战于□葛

 七、齐师伐鲁战于长勺

 八、楚灭息人蔡

 九、齐桓公侵蔡伐楚

 十、宫之奇谏虞假道

 十一、晋公子重耳奔狄、及齐、至秦

 十二、晋楚城濮之战

 十三、烛之武退秦师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隐公元年》。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当周平王四十九年，郑庄公二十二年。

《春秋》在这一年记了一条：“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为了阐述这一历史事件，把笔触倒转到三十九年以前，从郑武公娶夫人武姜开始说起，交代了郑庄公和同母弟共叔段的出生，主要着墨于武公死后庄公即位二十二年之间母子兄弟三人发生的一起勾心斗角、跌宕起伏、流传千古的故事。

郑国在当时是个新建的国家，始封之君桓公，姬姓，名友，为周厉王少子，宣王之弟。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封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幽王八年(前774)任之为西周王室司徒。时幽王嬖宠褒姒，政多邪乱，郑桓公预感到局势不稳，大难将至，听从了太史伯的分析劝告，将妻儿家产转移到洛东虢、郐两国间寄存。幽王十一年(前771)犬戎之难，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郑桓公也未能幸免。

桓公子武公助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得以任东周王室卿士(执政大臣)。他既要为百端待举的王事费心，又要为创业立基的国事操劳。等他辅佐周平王坐稳天子宝座，又依靠东徙的郑人，并以王室卿士身份借用王师，先后灭了与王畿毗邻的东虢国和郐国，取得十邑之土，从“蓬、蒿、藜、藿”(《左传·昭公十六年》)之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都，也即新郑，九年多的时间也就过去了。郑武公即位，和周平王即位是在同一年(前770)，到武公十年(前761)，他才娶了申侯的女儿武姜为妻，也算得上是先立业、后成家的典范了。四年后，第一个男婴出生时，头胎加上难产，使初为人母的武姜受到不小的惊吓和巨大的痛苦，她因此而对这个取名寤生的孩子有一种本能的嫌恶。又过了三年，第二个男婴顺利降临人间，取名段，武姜把全部的溺爱都付给了他，自小娇宠纵容，养成他自私、贪婪、肆意妄为种种坏毛病。武姜用尽各种手段想说动武公立段为储君，把寤生从太子的位置上拉下来，武公都不答应，直到二十七年(前744)武公病故，武姜始终未能如愿。

次年(前743)，寤生以父命即位，是为庄公。郑武公因为成婚迟，去世时两个嫡子年纪偏小，庄公位居诸侯，才只有十四岁；段号称京城大叔，最初也只有十一岁。正常情况下，这本应是知书识礼，明白兄爱弟敬的道理，因而更显手足情深的年龄。可是这兄弟俩却互视对方为政治人生中最大的妨碍物，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在生母、亲弟不断争权夺利的巨大压力下学会了冷观其变，暗候其败；一个有母亲偏袒、策划、相助，野心勃勃，只待羽翼丰满时机成熟，取兄位而代之。双方不但没有丝毫嫡亲友爱血浓于水之情，反而充满敌意，因政治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最终不得不诉诸兵戎解决问题。

篇题“郑伯克段于鄢”取自《春秋》记事成句。郑伯，即郑庄公。伯，指郑国的爵位是伯爵。郑伯是生前之称，庄公是死后谥号，用于叙生前事属于追记。春秋时诸侯不论是什么爵位，谥号都通称“公”。举例来说，宋国是公爵，宋公兹甫称宋襄公；齐国为侯爵，齐侯小白称齐桓公；秦国为伯爵，秦伯任好称秦穆公；邾国为子爵，邾子蘧藤称邾文公等。有时单称“公”，为谥号之略称。“克”是一个多义词，《尔雅·释诂》：“胜、肩、戡、刘、杀，克也。”又《释言》：“克，能也。”可见古籍中“克”既可训胜，也可训杀。《左传》取前义。《公羊传》、《穀梁传》都释“郑伯克段”为郑庄公杀了段，《古本竹书纪年》也记“郑庄公杀公子圣”，与《左传》不同。《左传》据史实记载段在鄢地失守后出奔共，并没有被杀，十年以后，郑庄公还深表遗憾地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可证把“克段”理解为“杀段”的几种古代典籍是传闻有误的。《史记·郑世家》叙庄公克段事全据《左传》。

【文学史链接】

(一)《诗经》中三首被《诗序》称为“刺庄公”的诗

《诗·郑风》有三首被《诗序》称为“刺庄公”的诗，涉及本篇所记载的这一段历史。录之如次：

1．《将仲子》

《诗序》：“《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诗序》据东汉末年的郑玄说，是子夏、毛公所作，后人遂奉为经典。但《后汉书·儒林传》明书卫宏(东汉初年人)“作《诗序》”，所以宋代以来多有学者怀疑郑玄之说为非，从而为释《诗》打破了《诗序》的禁锢。

毛传：“将，请也。仲子，祭仲也。”可见用《左传》来解读这首诗，的确从西汉初年就如此了。“岂敢爱之”的“之”，郑玄笺解释为“段”：“段将为害，我岂敢爱之而不诛与？，以父母之故，故不为也。”把诗中的“我”说成是庄公，又把“爱”的对象和“怀”的对象(仲子)割裂为二。硬从一首爱情诗中找出政治的背景和历史的主题，不能不说是很牵强、很穿凿附会的了。

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把“仲子”解释为“男子之字”，而“我”则是“女子自我也”，比较接近了这首诗的本来面目。但他又引“莆田郑氏日：此淫奔者之辞”，则说明了他道学家的立场。

今人高亨《诗经今注》说：“这是一首恋歌，写一个女子劝告她的恋人不要夜里跳墙来和她相会，怕她的父母和哥哥们会指责她，也怕旁人会议论她。”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一首女子拒绝情人的诗。她拒绝情人的原因，是怕家庭反对、舆论指责，可是她内心是极爱他的。这种爱和礼教的矛盾，使她痛苦不安，不得不向情人叮嘱，请他不要再来。诗歌透露了当时婚姻不自由的社会现象。”

2．《叔于田》

《诗序》：“《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悦)而归之。”

叔于田，巷无居人。

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

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

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毛传：“叔，大叔段也。”《诗序》与《毛传》是一致的，都以《左传》说此诗。但《左传》点明在关键时刻“京叛大叔段”，《诗序》却说“国人悦而归之”，诗中又颂扬叔“美且仁”、“美且好”、“美且武”，这又是相矛盾的。

朱熹《诗集传》也说：“叔，庄公弟共叔段也，事见《春秋》。”“段不义而得众，国人爱之，故作此诗。”但同时又说：“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也。”后者是否定《毛传》、《诗序》的说法。

高亨《诗经今注》说：“郑庄公的弟弟太叔段，勇敢有才能，庄公封他于京，他要进攻庄公，夺取统治宝座。庄公发兵讨伐，他战败后逃往别国(事见《左传》隐公元年)。段的拥护者作此诗赞谀他。”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一首赞美猎人的诗。《诗经》中常用伯、仲、叔、季作表字；特别是女子，多半用它称其情人或丈夫。

P13-15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十分浓厚的人文经典意识。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典籍(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对经典的持续研讨和长期诵读传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由于废科举，兴新学，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建立新民族国家需要，也由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动乱不安，这一一传统被迫中断了。但是近年来似乎又有了一点存亡继绝的新机会。其直接的动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提倡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民间社会力量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推动的又一次“传统文化热”，尤其表现在与八十年代坐而论道的文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发的社会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譬如各地开展的少儿诵读经典活动，一些民间学堂的传统文化研习，一些民办学校、农村新兴私塾等，对学习传统经典的恢复，以及一些大学里新体制的建立等。其时代原因，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近十年的经济活力与和平崛起有关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转型社会的道德危机和意义迷失所致社会生活的新问题及其迫切性；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社会的人文精神品质正在迅速流失；在这个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国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由文化激进主义而带来的弊端渐渐显露，中国文化由遭受践踏到重新复苏的自身逻辑以及文化觉醒；以及从经验主义出发，从社会问题出发，实用地融合各种思想文化的资源以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视野等等。总之，一方面是出现了重要的新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机。惟其复杂而多元，我们就不应该停留于旧的二元对立的思路，不应该坚执于概念义理的论争，不应该单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设问题，而应该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根据我们变化了的时代内涵，提炼新的问题意识，回应社会的真正需要，再认传统经典的学习问题。

所以，这套书我是欣然赞成的。在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也是出现前所未有危机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做一点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体现了他们的眼光、见识和魄力。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单位愿意援手传统文化积累培育工作，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有希望的。是为序。

王元化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转受经旨，以授其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传》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刘知幾《史通·载言》

历史间杂神话，良为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传》在许多中外古史中，比较的已算简洁。所记之事，经作者剪裁润色，带几分文学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盖本诸当时史宫之实录。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