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原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生前发起并主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言的大型学术丛书。由梁绍辉编著的这部《曾国藩评传（上下）》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分上下两篇共十二章，内容包括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及其学术思想。

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曾国藩评传（上下）》的特点在于是其所当是而非其所当非，克服了以往在曾国藩问题上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一刀切倾向。全书主要分人生道路与学术思想两部分，而重点在学术思想，概括较全，论述较深，把握较准，于零散中理其脉络，在批判中寻其旨归，录人所未录而发人所未发，既有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了解，又有助于今日为官为学的借鉴，将曾国藩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曾国藩评传（上下）》由梁绍辉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上篇 曾国藩的人生道路

第一章 举业时期

 一、殷实人家的新希望

 二、十三年的苦教苦学

 三、“同进士”带来的恼恨

 四、拜客敛财二百天

 五、千载一遇的仕途机运

第二章 京官时期

 一、广事交游

 二、进窥理学

 三、兼职两部

 四、迎合新主

 五、回籍守制

第三章 镇压农军前期

 一、太平天国的兴起与曾国藩的家乡自保

 二、滥杀无辜

 三、组建湘军

 四、出走衡州

 五、编练水师

 六、兵败靖港

 七、赏兵部侍郎衔

 八、兄弟并出

第四章 镇压农军后期

 一、再次复出

 二、辗转皖南浙赣之间

1.恢复日记

2.召见营哨官

3.刻苦读书

4.注意调整关系

 三、署两江总督

 四、兵困祁门

1.徽宁之败

2.三路出击

3.高潮再起

4.冒进休宁

5.移营东流

 五、以杀人为业

 六、攻克天京

1.节制四省

2.志在金陵

3.他人不得染指

4.功高缘是挖金得

5.薄命红颜水上来

第五章 高官晚期（上）

 一、初任两江

1.关于裁军

2.关于安民

3.关于文饰

 二、督师山东

 三、再任两江

1.官办洋务的提出

2.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早期运作

3.购买机器与装备铁厂

4.上海之行的意义和影响

5.曾国藩与中国现代工业

第六章 高官晚期（下）

 一、调任直隶总督

1.关于治河

2.关于练兵

3.关于整饬吏治

 二、承办天津教案

1.天津教案的历史背景

2.天津教案前的扬州教案

3.天津教案的起因

4.曾国藩面对天津教案的心态

5.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基本指导思想

6.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失误

 ①回避问题的实质

 ②诬蔑天津士民，向天津士民施加捱力

 ③用天津府县抵罪

 ④极力为教堂辩解

 ⑤以百姓作牺牲

 三、病死南京

   下篇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第七章 曾国藩的义理之学（上）

 一、曾国藩义理之学的特点

1.在源头上承接了儒家道统，加强了义理之学的权威性

2.在内容上融合了宋学与汉学，克服了义理之学的单一性

3.在关系上发展了朱熹举一涵三的思想，明确了义理之学的统摄性

 二、曾国藩的易学思想

1.关于动静

2.关于诚伪

3.关于悔吝

 三、曾国藩的性命之说

 四、曾国藩的理气论

 五、曾国藩的仁义观

1.关于何以有仁义

2.关于仁义差等

六、曾国藩对礼的认识

第八章 曾国藩的义理之学（下）

 一、关于修身

1.严于自责

2.师友夹持

3.深入探索

4.总结提高

 二、关于齐家

1.居家崇尚勤俭

2.终生不忘耕读

3.身体笃行孝友

 三、关于八字、八本诸说

第九章 曾国藩的考据之学

 一、词义考证

 二、名物考证

 三、史实考证

 四、义理考证

1.关于立达

2.关于敬恕

3.关于宥治

4.关于才用

5.关于才德

6.关于功效

7.关于气节与傲

第十章 曾国藩的词章之学

 一、关于词章理论

1.文以载道的思想内容

2.阳刚阴柔的艺术风格

3.气势声调及谋篇布局的艺术手段

 二、关于词章批评

1.群体述评

2.一家专论

 三、关于词章创作

1.诗

2.文（包括部分韵文）

3.杂著

第十一章 曾国藩的经济之学（上）——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一、曾国藩与湘军的关系

1.湘军的缘起

2.湘勇、湘军和曾军的区别及离合

 二、曾国藩的建军思想

1.政治统帅军事的建军原则

2.选兵选将的独特要求

3.书生将兵与官兵互择的组织特点

4.高额奖励与相对优厚的生活待遇

 三、曾国藩的战略战术

1.坚持从整体着眼考虑局部

2.坚持巩固后方以支援前方

3.坚持自筹粮饷以相对独立

4.坚持反客为主

 四、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影响

1.离开国家编制别树一帜，为日后军阀的割据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2.强捐强派，为日后军阀割据就地筹饷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

3.律外施刑与滥杀无辜，是日后军阀草菅人命的罪恶渊源

第十二章 曾国藩的经济之学（下）——曾国藩的人才战略

 一、客观形成的人才需求

 二、主观营造的人才基地

1.罗泽南的学馆

2.曾国藩的幕府

 三、一套搜求与培育人才的原则和方法

1.关于教化

2.关于督责

 四、忮人而不影响用人的心态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有人说曾国藩是富农思想，官至两江总督，仍念念不忘家中种树种竹，养猪养鱼。其实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现代政治意义的富农思想，而是属于经济概念的富农思想，也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以农为本使农民有吃有穿以达到社会安定的思想。以农为本，虽然不像孟子说的代代都能“王”，但却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对稳定，而且将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了发展的顶峰。如不是近代工业的兴起，科学的发达，中国这顶封建帝国的皇冠也许永远不会坠落。曾国藩就是在这个历史的分岔点上拘守于传统而落后于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以致有“富农思想”之讥。

曾国藩的富农思想溯其源由，既来自传统的政教，更来自他祖父曾玉屏的家教。被曾国藩尊称为星冈公的曾玉屏是一个十分彻底的老富农，他坚持以农为本，而将读书做官仅看做一种光大门楣的政治点缀。他似乎看到了做官之类的政治饭碗是靠不住的，所谓“作田为大本”，靠得住的还是种田。道光十八年（1838），28岁的曾国藩考了进士，点了翰林，阖家欢喜，以为一家有了保障，地方有了靠山。曾玉屏当即指出：“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按《年谱》所记略有出入，其文为“公之以翰林归也，亲友踵门而贺，竹亭公治酒款客。比酒罢，星冈公语竹亭公日：‘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勿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曾玉屏这种以农为本不望其他的思想被曾国藩原封不动地继承。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权势达一时之极。就是这种过大的权势使他更加觉得做官的饭碗不可靠。他写信给二弟曾国潢说：“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记得己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而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须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曾国藩是否真以罢官回家为福殊实难说，但不废耕读，却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的信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曾国藩毕竟是进士，且又点翰林，比他祖父曾玉屏到底高出一筹。他之所以重视耕读并非盲目，而是通过对四类家庭比较后作出的结论。比较结果，孝友之家德泽最长，可延续十代，官宦之家最短，通常只有一代，有时甚至一代还不得善终，而耕读之家次之，可以延续五代六代。如果耕读而加孝友，则可十三四代，十四五代，所以曾国藩愿为耕读孝友之家。既想让他的子弟耕读，更希望他们能够孝友，因孝友大多出自耕读。以耕读分别而言，耕是本，衣食所资。读无非是增长知识，领悟道理，扩大眼界。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曾国藩极希望他的弟弟们既能耕又能读，已在上面列举的书信中露出了端倪，但因为他自己读书做官，从未耕作，故不好明说，只在信中暗示：“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术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人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哉？”这里的“他途”，是十分明显地暗示着农耕的祖宗故业。

P415-418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通过前面上下两篇和前后十二章的评述，曾国藩的主要事迹和主要思想表现已经比较清楚了，那么，我们能否对曾国藩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特殊作用的人物作出一个总的评价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却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曾国藩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而且是复杂历史阶段的复杂人物。为了简要起见，笔者将其概括为两句话：从小处看，他是圣人；从大处看，他是小人。

所谓小处，指的是修身齐家的个人家事私事；而所谓大处，则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人民生活安定、人类社会发展等古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曾国藩于小处有余，故谓之圣；于大处不足，故谓之小。其所以说他小，理由有三。

第一，作为处在中国近代史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曾国藩缺乏时代的眼光。他看不到人类历史正在飞速发展的形势，看不到中国已经严重落后的现实，看不到眼前必须急办的要务，而拘于陈法，一切照着老祖宗的磨盘转。他小龚自珍19岁，却无龚自珍的政治觉醒。小魏源13岁，没有魏源关注海外的世界眼光。他对西方一无所知，对外来侵略毫无认识，甚至以“夷人不灭我社稷”为最大恩德。在国家积弱甚深、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然与满清统治者一道做着圣国天朝的美梦。他把一切罪恶归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莠民”，以为只要殄灭了“发逆”、“捻匪”，大清就是圣域，而且勃然“中兴”。他是时代的落伍者，政治的短视者。

第二，作为拜相封侯的兼圻大吏，曾国藩没有大臣的气概。从道光三十年（1850）至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先后上奏折1976件，其中除咸丰登基之初应诏所上的三件算是建议性的疏陈外，其他1973件全是关于镇压农军等日常事务公牍，无一字提及朝政。即使在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国家存亡在于呼吸的紧要关头，曾国藩在奏折里也只有“东望吴越，莫分圣主累岁之忧；北望滦阳，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泪下如雨”等装模作样的应景文字，而无半句对当前或事后有参考价值的“献替”。尤其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表现出的那种无奈、畏缩、犹豫和自私的心态，更充分暴露了他并无国家民族观念、一心只为自己一身一家的俗吏嘴脸。

第三，作为饱读诗书以捍卫名教自居的“儒帅”，曾国藩毫无儒者的风范。儒家从来主张以仁义治天下，仁者爱人，而曾国藩却公开宣称他们兄弟“以杀人为业”。他不仅成千上万地杀害俘虏，而且成千上万地杀害降卒，挖眼剖心，残忍之极。故曾国藩实际上只能是一员嗜杀成性而颇多战绩的将军，并非习孔孟之道爱民扬善的儒者。

此外还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大处，是从历史的高度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具体人、某件具体事出发；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无推动作用着眼，而不是从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眼前利益着眼；是以人本思想的基本理念为衡量，而不是以评论者的个人情绪和爱好来衡量。

我们说曾国藩治国平天下的大处不足，不是说他没有治国平天下，事实上他终生都在治国平天下，问题在于他背着一身一家的沉重包袱和以十分短视的政治眼光在治国平天下。这样，他在开辟“洋务”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就不能不大打折扣，这就是他只向西方人学习技术，而对其政治和思想层面，则采取排斥的态度。

最后，要特别说明，本书对曾氏著作及其他古籍，凡原文较长者，在不伤及文意的前提下，多采取古代学者常用的节引方式。另外，引文中的通假字，多因其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