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关键在于谁来使用它，对谁使用它。用以惩治邪恶，它是正义的利剑。用以陷害正义，它是邪恶的凶器，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它，对待它，它所包含的政治智慧，一些忠正之士的立身准则，处世方法，待人技巧，对今人也还是有一定教益和启迪的。正是因此，作者邹纪孟才不避浅陋，不顾非议，编写了《权术》一书，从古代官场云谲波诡、百态纷呈的权术万花筒中，选取一叶一瓣，记述了中国古代官场权术，奉献于读者诸君之前。

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本身并无所谓正与邪。用于正义，它是惩治邪恶的利剑；用于邪恶，它是危害正义的凶器。

《权术》是一部谋权谋事的兵法奇书，是一部安身立命的处世教科书。几千年政坛风云的机谋权变尽收笔底，无数个官场人物的心术手腕皆现书中。

《权术》由邹纪孟编著。

第一章 谋权篇

 一、谋权的方式

 二、谋权的步骤

 三、谋权的计策

第二章 掌权篇

 一、立尊树威

 二、赏赐笼络

 三、严刑重罚

 四、牵制防范

第三章 固权篇

 一、取媚君上

 二、媚事左右

 三、结党营私

 四、排斥异己

 五、自我设防

第四章 丧权篇

 一、君权之丧

 二、臣权之丧

你老子居马上而得天下

面对历史的遗迹，总不免令人产生许多感怀。西晋的阮籍，有一次行经楚汉相争时的旧战场广武，想起五百余年前为了争夺权力而在这一带激烈角逐的前人往事，不由感慨万千地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广武，故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境内，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在这一带相持多年，其间也不知有过多少次血流飘杵的战争，刘邦始终处于劣势，有一次还被项羽一箭直中当胸，几乎丢掉了性命。可是这场角逐的结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失败了，刘邦反而成为胜利者。也许是不平或不解于这种结局，阮籍才发了那么一通感慨。

竖子，是古时对人一种鄙贱的称呼，如同现在所说的“小子”一样，阮籍指的当是刘邦。对于一代的开国之君竟如此称呼，实在是有点大不敬，不过刘邦似乎从来也没有赢得过文人的真正尊敬，他治下的臣属司马迁在给他写传记的时候，用了一种“春秋”的笔法，将他好吹牛皮，说大话，找姘头，搞女人，无信用、三无；情义等无赖相，刻画得相当清晰。后代也曾有人这样描述过他：“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称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这么个人物，称为“竖子”，似乎也不算委屈他。那时，他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龙登九五，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有一次，秦始皇巡视天下，途经他的家乡，他挤在围观的人群之中，面对着秦始皇威严的仪仗，如云的随从，华丽的车马服饰，他不由馋涎欲滴地艳羡道：“大丈夫生当如斯也！”那时，秦始皇也绝不会想到，路旁这一片匍匐在地的平头百姓中，将来会有一个人取他的江山而代之。

说秦末那个大动荡的年代“时无英雄”，其实并不对，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陈胜是英雄，项羽更是英雄，韩信是英雄，其他如彭越、田横等，无不可以称为英雄，那么，是什么使得刘邦这么个“竖子”‘脱颖而出呢？

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有个叫陆贾的大臣劝他读点《诗》、《书》之类的儒家著怍，他破口大骂道：“你老子居马上得天下，读那玩意儿有什么用？”临死之前，他又一次说自己是“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这些话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个著名的论断，表述的是同一个道理。这就是刘邦取得权力的根本原因。

评说

刘邦这话也对，但不全对。当秦失其鹿，群雄逐之的时候，哪一个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的？论武力，刘邦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起事时，追随他的只不过十几名逃避劳役的刑徒，比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陈胜差远了；论三尺剑，他可远不如喑呜叱咤的项羽，锋利，然而最后成就大业的是他，这其间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政策是否得当，决策有无失误，善不善于用人，能不能及时捕捉战机，这些都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他自己在总结成功的原因时，说了三条：“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银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他将“运筹帷幄之中”，放在第一，而将武力放在第三项，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两军相逢勇者胜”，其实也未必，有时候，应当是“两军相逢智者胜”，尤其是当自己处于劣势时。刘邦在争夺天下时，计谋、权术起了重要作用。

他之所以能攻破咸阳，不是由于他的兵力强于秦军，而是由于在关键时刻，张良的收买秦军将领的智谋起了作用。

“鸿门宴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史记》)刘邦危在旦夕，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张良的建议，放下身段，亲自到项羽的大营中，向他谢罪，才算躲过这一关。

此后，还不得不接受项羽的安排，去到汉中，形同流放。又是张良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消除了项羽的猜忌，重新积聚力量，这才得以再返关中。

项羽唯一的谋士范增，也是采用了陈平的反间计才得以去除。

甚至在垓下之战时，刘邦的兵力明显强于项羽，他还是“四面楚歌”的计谋，扰乱楚军的军心，这才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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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记述中国古代官场权术的书。

官场，这实在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自从人类进入有组织社会以来，它便出现了；从此以后，它便以其坚不可破、牢不可摧的稳定性，盘踞于人类社会之上。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历史兴亡相继，多少个王朝崛起，多少个王朝消失；社会盛衰不定，有过蒸蒸日上的繁华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濒临于灭绝的时刻；国家治乱无常，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鬼蜮横行的黑暗年代，甚至山陵曾崩溃，江河曾断流。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闭幕的人生大舞台，而且，对人类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要想在这百态纷呈的大舞台上立足，真是谈何容易，你必须得练就千目千手、千面千心的本领，能审时，会夺势，善窥探，敢争夺，能应对，精揣摩。在几千年的政治风云的莫测变幻中，经过不计其数的大小官员的摸索与实践，失败与成功，逐渐形成了一种博大精深、完备圆熟的“官场学”，或者叫“官场权术学”。

什么叫权术？以对权术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跻身于先秦思想家前列的韩非对此也没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定义，他说：“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可见，所谓术，不过是官场谋略的外化形式与具体实施。后世的学者给了它一个简明的概括：“术就是手段，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也就是所谓‘人君南面之术’。”(郭沫若《十批判书》)并将术的运用归纳为八个方面。这些解释自然都是对的，但却很不全面。

权术自然是人主所要掌握和运用的，但却绝不限于人主，作为一种政治手腕儿，它实际上是官场中所有成员都要掌握和运用的。

在中国古代，一个置身官场中的人，大致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即上与下的关系，下与上的关系，同僚间的相互关系，而在处理所有这些关系时，即君上如何驾驭臣下，臣下如何服侍君上，同僚之间如何相互应付，以及官场人物如何自处自保，无不需要权术。可见，权术为所有官场人物的必备知识和看家本领。正如一位将军不能不懂兵法，一位商人不能不懂经营一样，一个官场人物，也不能不懂不用权术，否则，你就无法立足、生存，更别提发展和升迁了。因此，可以说，权术就是官场的兵法，是官场的经营学，是官场人物制胜的谋略和手段。

通观一部二十四史，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官场史，一部权术史，在它的每一页上，在它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的经历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权术的影子。权术，像满天永不飘散的乌云，笼罩着几千年的官场，像一团凝固的空气一样，弥漫在官场的每一个角落。官场中的任何人物，谁也休想摆脱它的影响，他们在仕途上的荣辱，宦海中的浮沉，哪一件不与权术有关？他们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谁能不使用权术？

可是，对于这门官场人物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学问，自韩非以后，在我们那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专门的著述却是少得十分可怜，那些被孔夫子“为政以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等思想熏陶出来的官场人物，对权术总是讳莫如深。有些人甚至将权术与邪恶等同起来。

其实，权术作为一种手段，本身并无所谓邪与正。孔孟儒学，也是主张“守经行权”的。孔子对于那种“可与立，未可与权”(杨伯峻先生的译文是“可以同他一道依礼而行事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的人，就不以为然。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经，是原则，可是当嫂子溺水时，伸以援手，是权，如果见死不救，那就是豺狼。而钱钟书先生的解释，“守经”就是坚持原则，“行权”就是灵活运用。所谓“权术”，说白了，无非是政治运作的一种手段罢了，而政治，是一门极其复杂的艺术！在这里，僵死的坚守，顽固的坚持，不知自我保护的赤膊上阵，有啥说啥的坦率，“当面锣、对面鼓”的抗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一条道走到黑的执著，未必都是可取的。政治，在其运作的过程中，迂回、退让、妥协、虚与委蛇，都是不可避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从“投鼠忌器”的按兵不动，到雷霆万钧的闪电一击，将这种权力的艺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关键在于谁来使用它，对谁使用它。用以惩治邪恶，它是正义的利剑。用以陷害正义，它是邪恶的凶器，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它，对待它，它所包含的政治智慧，一些忠正之士的立身准则，处世方法，待人技巧，对今人也还是有一定教益和启迪的。正是因此，写书人才不避浅陋，不顾非议，从古代官场云谲波诡、百态纷呈的权术万花筒中，选取一叶一瓣。奉献于读者诸君之前。

著者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