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兰修女是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誉为继1952年史怀泽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的一位得奖者，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青少年最崇拜的4位人物之一。她创建的仁爱传教女会有4亿多美金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无偿捐钱给他，她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爱戴。然而，当他去世时，她全部的个人财产，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旧衣服。

本书以丰富细腻的文笔，讲述了她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对于我们每个人体味生命的真谛极富参考价值。作者以其细腻的笔调及充沛的激情，不仅真实还原了德兰修女善与爱的一生，而且为读者带来了许许多多亲切温暖的心灵感动，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社会这个卓越非凡和备受争议的女人有一些全新的了解。

德兰修女是当今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她是人类善良、怜悯和仁慈等优秀品质最完美的化身。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来自东欧一个不知名小地方的纯朴女孩——艾格莉丝·龚莎·包雅舒（Agnes Gonxha Bojaxhiu）成为了一个举世闻名、颇具影响力的国际人物？

这本人物传记里有丰富的插图。传记讲述了她的人生历程——如何从一个在加尔各答大街上照顾病人和垂死之人的意志坚定的年轻修女，变成积极为贫困和弱势群体争取利益的发言人。她的卓越见地让她建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如今这一传教会已经遍布全世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她在教会地位的提高，她的思想、做法以及财产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评论和非议。尽管外面的世界给她带来了重重阻力，尽管她内心的信念也处于黑暗中，她还是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而这一工作触动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的心灵，让他们深受启发。

引言

一　信念的种子

二　谕示

三　照顾穷人

四　肩负使命的修女

五　活圣人

六　战争、饥荒和疾病

七　爱和性

八　地狱天使

九　回家

十　圣洁和名望

加尔各答

两年的见习期结束后，她打包自己所有很少的物品，坐上了开往加尔各答——印度最大城市的火车。胡格利河从加尔各答城中穿过，河面上横跨着一座雄伟的胡格利悬浮大桥。加尔各答是一个生机勃勃、多姿多彩、杂乱无章的城市。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力车夫、有轨电车、公交车、自行车、出租车等，就连牛也走在拥挤的大街上。

宏伟的政府大楼、维多利亚纪念碑的圆屋顶以及大理石宫殿坐落在几英亩见方的公共用地上，其中的一部分似乎是从英国运过来的。在这些殖民地权力象征的建筑物景象背后，许多人挤到这个高密度人口的街道上，却几乎没法过活。

德兰修女的新家位于恩塔利（Entally）一个舒适的复合式修道院里面。恩塔利位于加尔各答城市的东部，是一个破旧不堪的街区，靠近锡亚尔达火车站。修道院里有两个学校，一个学校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大约500名的女学生，另一所学校圣玛丽亚，是为那些家庭情况不太好的女孩子们开办的。

她被派遣到由圣安妮修女会管理的圣玛丽亚学校。这个修女会是由洛雷托修女会创办的一个由孟加利亚姐妹们组成的一个地方宗教团体。她们穿戴着蓝色的纱丽，而不是传统的黑白两色。她先教授历史，后来教授地理。就我们所知的一点信息可以证明，她天生就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老师。她尽力告诉孩子们要时刻关注那些不幸的人的需求。她鼓励孩子们做一些小小的善事和牺牲，比如说少吃一顿野餐或者不吃甜食，或者把钱给那些住在修道院墙外面的莫蒂吉希尔地区的穷人。这个地区也因为里面的一个肮脏的小湖而被称之为“珍珠湖”，那是当地人饮用水的来源。

德兰修女和朱利安·亨利神父——当地的教区牧师掌管的玛丽亚团结会来往密切。这个宗教组织就像她曾经在斯科普里参加的那个组织一样。每个星期天，她都会去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去看望穷人，虽然她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能够给予他们的。她曾经记录过她所去过的一座建筑物的情况：

这里住着十二个家庭；每个家庭只有一间两米长、一米半宽的房间。房间的天花板很矮，人根本无法站直。为了住在这些茅舍里，这些穷人必须支付4卢比的房租。要是不及时交租，他们就会被赶到大街上。我不再因为孩子们对学校的热情感到讶异，也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孩子患有严重的肺结核。

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从来没有抱怨过她的贫穷。我感到很悲伤但是又很幸福，因为我看到我的到来给她带来了欢乐。另一个女人对我说：“噢！下次再来——你的微笑给我们这间屋子带来了阳光。”我在回家的路上想到，上帝啊，给这个地方带来幸福是多么地容易！赐予我力量，让我成为他们的生活之光，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引向你。

1937年，长长的受训期终于结束。她回到大吉岭去最终宣誓——做一名一生都要尽忠守则的修女。加尔各答的大主教斐迪南·贝利耶主持了这一仪式，充分显示了这一仪式的重要性和庄严性。跪在他的面前的德兰修女一身黑衣，戴着白色头巾，身边围绕着其他的姐妹们。她庄严发誓，她将作为这个宗教组织的一员，用自己的佘生虔诚地服侍上帝。可是她只遵守了部分誓言。

五年后，她决定秘密地再次宣誓：永远不拒绝耶稣基督。这个誓言引导她做了许多事。

她的授课能力和领导技巧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她被任命为圣玛丽亚学校的校长和圣安妮修女会的上级——也就是领导（让人好奇的是，她当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她的继任者塞尼卡修女——一位年老毛里求斯人就得到了任命）。

加尔各答这一时期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城市里的人口已经饱和。但是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不但夺去了两百万人的生命，而且成千上万的难民又挤入了原本拥挤不堪的加尔各答寻找食物。一直在酝酿过程中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在1946年8月爆发。爆发日被人称之为“大屠杀日”。骚乱和暴力持续了五天，给加尔各答的街道带来了恐慌，大约5000人在暴力中丧生，1.5万人受伤。

骚乱导致了城市粮食供应的枯竭，圣玛丽亚学校的300名孩子只能挨饿。德兰修女不顾危险离开学校，走到了被鲜血染红的大街上。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阻挡了她的去路，并且要求她立即回校。她拒绝了，向他们解释了孩子们挨饿的状况。士兵们听到后，答应给学校运送几袋大米。这样的冒险助人在她以后的生活中一遍遍地上演。

召唤

1946年9月10日，德兰修女坐上了通往大吉岭的拥挤的火车。整晚的旅程之后，她回到了洛雷托修道院，进行一年一次的静修。无边无际的加尔各答的郊区慢慢消失在视野中，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的风光，她一定很迫切地想要得到祷告和反思的机会。这时她已经36岁了，距离她离开斯科普里接受圣职已经18年了。尽管她在教学的时候很开心，她还是不能忘记修道院外那些日夜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的人们。作为一个洛雷托的修女，她的生活很简朴很节约；可是和那些贫穷的人比起来，她的生活充满了安逸和舒适。她每天都会有三餐，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睡觉的床，也不用担心钱的事情。

火车向着北方蜿蜒前行，前面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顶。她突然想到了什么，这一刻永远改变了她的一生：她感觉到上帝在呼唤她离开修道院，到穷人中去生活。她后来描述过，上帝的这次召唤中还有一个召唤：“这次谕示很清楚地告诉我，离开修道院，住在穷人中间，帮助他们。这是一个命令。我知道我属于哪里，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去那里。”

八天后，她回到了位于恩塔利的修道院，告诉了其他姐妹们火车上发生的这件事。我们不知道她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可是我们可以猜测到至少有一些人并不相信她的经历。

德兰修女的属灵导师是38岁的塞莱斯特·凡·以塞姆神父。他是一位比利时籍的耶稣会信徒，曾经和贝都因人在沙漠里住过一段时间，这时成了印度圣母悲恸会的牧师。她告诉神父自己在车上听到的上帝的声音，并给他看了她在大吉岭静修时做的笔记。他仔细地聆听这一切，并鼓励她就此事向上帝祷告，要是她在1月份还能感到这样的呼唤，他就会告诉贝利耶大主教。

考验

德兰修女感受到和上帝有着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她坚信上帝和她说话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她的新使命。可是她很快就发现天主教在这些事情上很小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一个已经宣誓的修女要离开圣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一年前德兰修女的誓言——献身洛雷托修女会是个一生的承诺。解除这一誓言的约束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授予她神职的贝利耶大主教会和梵蒂冈会对此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1947年1月，凡·以塞姆神父建议她给贝利耶大主教写一封信。在这封热情洋溢的长信中，她说自己在大吉岭的静修期间听到了上帝的召唤，上帝对她说“我需要印度修女”，还有“不要拒绝我”。上帝继续说许多在街道上长大的孩子需要得到拯救，他们现在每天都处于罪恶中；有很多宗教组织的修女故意忽略这些孩子的需求，只愿意对有钱人传教。她为新的圣会“仁爱传教会”或者“仁爱姐妹传教会”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修女们会在贫困中生活，每天祷告，创办免费学校以及照顾病人和垂死之人。

为了支持自己的计划，她引用了圣弗兰西斯·泽维尔·卡布里尼的例子。1880年卡布里尼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先后被两个宗教组织拒绝入会，后在一个主教的鼓励下创建一个新的组织——圣心传教姐妹会。她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传教生涯，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医院、孤儿院和学校，成为了第一位被封为圣徒的美国公民。

尽管德兰修女一再请求，一再讲述上帝的谈话，大主教还是不认为让她离开圣职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要是她想在穷人中间工作，她可以和圣安妮修女会一起工作，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新组织呢？而且那时城市里政治和宗教的氛围异常紧张，他很担心一个欧洲修女住在穷人中间会让一些地区产生敌意。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有些人会指控天主教徒利用这个动乱的局势为自己谋取利益。他说他需要一年的时间作决定。这样做很谨慎。他认为如果德兰修女真正感受到上帝呼唤她，让她离开修道院和穷人一起生活，那么一年后她的想法应该也不会发生变化。

德兰修女很失望，有点心灰意冷，但是她还是服从了大主教的命令。如果那是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一切终将发生。

P19-25

并不是每一天你都能够接到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女人打来的电话。1990年，我接到了她的电话。那时我正在位于伦敦法灵顿街旁边的天主教周刊《世界》里工作。议会正在修订1967年颁布的流产法，很有可能流产的时间限制会从原来的28周以内减少到24周。所以，为了给我的主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仁爱传教会的加尔各答总部打电话，请德兰修女谈谈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德兰修女自1948年离开爱尔兰罗雷托修会后，就独身一人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救助穷苦人，而现在这个小个子的阿尔巴尼亚修女已经成了许多人眼中的活圣人（a living saint）。她关心垂死的人，是最早关心艾滋病人的积极分子之一；她去埃塞俄比亚救助饥民；她不顾生命危险来到战火纷飞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拯救孤儿院的孩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称她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女人”。正如《新闻周刊》记者肯尼斯·伍沃德所描述的那样，“主教和红衣主教们因为这个矮个子女人的到来而容光焕发。当她像平常一样走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面前准备拍照时，他就成了照片中那个多余的人”。几乎每一个星期《世界》都会刊登德兰修女的照片，这恰好证明了并不是只有刊登绝世美女的报纸才会大卖。

让我十分惊讶的是，电话那头的印度姐妹记下了我的号码，并说她会传达给德兰修女这一消息。我打电话时并没有抱有太大的热情和希望，但我想还是值得一试。我告诉自己，曾经赢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女人，是不会愿意和一个来自一家影响小的天主教报纸的记者说什么的。

几个小时后，坐在长长新闻桌另一端的同事在空中挥舞着电话筒，兴奋地喊道：“你的电话！”

“谁打来的？”我一边说，一边还在古老的打字机上打字。

“德兰修女！”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如果不是他的脸上那副难以置信的神情，我肯定会把这事当作一个恶作剧了。主教几乎都从来不亲自打电话，更何况德兰修女这样身份尊贵的人了。我还记得，从他手中拿起话筒的那一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把电话放在耳朵上，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用着带有伦敦口音的英语郑重其事地问我需要她做些什么。

我记不住她具体说过什么了，很有可能就像她一直说过的那样，流产是谋杀，会对世界和平造成巨大的威胁。但是我还记得那一周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德兰修女和《世界》对话。

我满怀内疚之心，因为自己那时候并没有觉得德兰修女是如此地具有感染力。她本人正是行动中的信念的完美化身，但是她对于我来说有点过于纯粹，也过于崇高，不像是能和我这种只有摇摆不定的信念的人产生任何关系的人。她对我来说，就像天主教版本的男超人或者女超人，就像从传记中走出来的圣人一样。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她不感兴趣的人。在一个第四频道播出的名为《来自地狱的天使》的英国电视纪录片中，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说她只是在尽力讨好独裁者和诈骗犯，她创建的传教会里收容的病人和垂死之人都遭到了虐待。她成为怜悯的化身这一神话，只是因为媒体的吹捧。事实上，她是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只是帮助梵蒂冈教廷施行对外政策的代言人而已。

1997年，德兰修女因心脏病在加尔各答去世，享年87岁。在她去世前几天，戴安娜王妃也因车祸在巴黎丧生。她们两个都是20世纪后期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神圣的化身，一个是社会名流。几个月前，她们还一起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仁爱传教会走出来，并在那里合影留念。

1998年，我来到了巴格达，受到迦勒底教会和伊拉克政府的邀请来看看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如何让伊拉克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危机。我不是一个喜欢开会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德兰修女是一致的。可是通过这次开会，我可以好好了解这个据说是最封闭最压抑的国家之一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比起坐在十层高的巴比伦酒店的会议室里，我更愿意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四处逛逛看看。会议中只是充斥着教会官员、救援人员以及伊拉克政治家善意的长篇大论而已。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一个人走在黑暗、崎岖不平的街上，走到卡拉达后我停下了脚步。这是一个高级住宅区，两边是底格里斯河。这座城市一半的基督徒都住在这里。

经过大街的商店和咖啡馆，走进一条小巷，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物，门上有个牌子写着“仁爱传教会”。德兰修女在海湾战争后来到了伊拉克，郑重其事地告诉萨达姆·侯赛因，她想在巴格达开办一所传教会。被西方政府描绘成恶魔的那个男人答应了她的请求，不久之后，传教会的姐妹们就来到这里，开办了一所孤儿院。

我摁了摁门铃，一个面带微笑的年轻的印度姐妹给我打开了门。她穿着仁爱传教会的标志性的带有蓝边的白色纱丽，披着白色的围巾。我告诉她我是参加和平会议的一名记者。德兰修女的姐妹们都不愿意和媒体打交道，但当我告诉她我来是为了了解联合国制裁下的伊拉克的真实状况，并且我是来自隶属于天主教的一家报社后，她邀请我进去了。

她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了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大约有二十五个孩子。他们看起来不是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就是心理遭受了极大的创伤，而且有的孩子身体、心理状况都不好。看着这些无辜的孩子，我的心都碎了。一些孩子在简易的小床上坐着；一些在地上互相追逐或者和传教会里的姐妹玩耍。我突然看到有一些孩子被绑在了小床的铁条上。我不知道那个给我开门的姐妹是否注意到我脸上惊慌的表情，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递给我一杯水，然后向孩子们介绍我来自伦敦。一些孩子对我很感兴趣，就围绕在我的身边，用力拉我的手，用阿拉伯语问我问题。

那个姐妹和我一起来到一个小房间坐下后，告诉我有一些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抛弃了；还有一些孩子的父母消失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海湾战争夺取了孩子们父亲或者母亲的生命。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八年战争中，大约四十万伊拉克人失去生命。不仅如此，日常生活因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变得更加困难，缺乏食物、药品和其他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而且每天都会停电。我问她，姐妹们是怎么样照顾这些身体上、精神上都有残疾的孩子的，她坦白地告诉我这并不容易，尤其是有些孩子还有多动症。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一些孩子短时间内被绑在小床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他们伤害自己。她对我说话时，原先的欢快的神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忧心忡忡和极度疲惫的神色。这个传教会里只有她和另外四个姐妹，她们都是印度人。过了一会儿，她的笑容又回到了脸上。这时我仿佛听见了德兰修女说过的话：要能微笑地面对磨难，坚信耶稣。在我离开之前，孩子们给我唱了一首英文歌。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2003年我又回到了巴格达。那是在美国坦克开进市区，乔治·布什宣布伊拉克解放了两个星期以后。我再次拜访了传教会的姐妹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这一次看到有些孩子被绑在小床上时，我不再惊讶。不久之后，我了解到，因为城市里炸弹爆炸，人体炸弹和绑架事件频频发生，孤儿院搬到了伊拉克的北部，那里更安全一些。

尽管巴格达的姐妹们的献身精神让我倍受感动，但我还是没有觉得德兰修女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

我的观点在2007年转变了。加拿大仁爱传教会的布赖恩·克罗迪舒克神父申请封她为圣徒时，决定出版她的一部分日记和她写给她的属灵导师的信件。其中的一些内容原先已经出版过，可是我一直都不愿读。这次我坐下来认真读了。这些日记和信件就是启示录。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德兰修女与上帝有通话热线时，她却在与自己内心深处的空虚感、祷告的空虚感以及认为自己被上帝抛弃后的黑暗作斗争。她一直都在讲上帝的爱，尤其是向穷苦的人民传达上帝对他的子民的热爱，可是私底下，她常常想到的却是“黑暗”。正如2007年教皇班尼迪克十六世在意大利洛雷托守夜祷告时，在问答环节告诉那群年轻人的那样，“尽管德兰修女很具仁爱精神，也很坚定自己的信仰，她还是因为上帝的沉默而备受折磨”。

尽管已经有很多关于德兰修女的传记已经出版，可是以前的传记作家手头并没有这些私人信件。我希望我的书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社会这个卓越非凡和备受争议的女人有一些全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