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中国19世纪下半叶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他从湖南乡村的普通秀才成长为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晚清“三大重臣之首”。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时至今日。民间还有“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的说法。更有评论者认为,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作用和影响。每天读一点曾国藩谋略,汲取他做人、为官、处世、识人、治军等方面的智慧,能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黎娜主编的《曾国藩全书》就是为满足大家的此目的而编写的。
曾国藩,“晚清第一名臣”,被誉为“官场楷模”、“千古完人”。他倡导西学,开启“同光中兴”,扶晚清王朝六十余年而不倒,被视为朝廷“中流砥柱”。伟人毛泽东云:“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其影响之大。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昂然崛起于湘楚之间,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当代渴望成功者的楷模。研究曾国藩的成功谋略,学习其修身智慧、齐家准则、用人方略、处世技巧、为官之道、治军韬略,在今天仍不乏现实意义。
黎娜主编的《曾国藩全书》以曾国藩的为官历程为经,以其在官场中所遵循的原则和识人、治军的技巧为纬,对曾国藩人生谋略中可借鉴的部分进行深入发掘。全书共分五卷,“生平传略”概述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成功心法——挺经”总结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成功哲学,分析了其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演变;“识人秘要——冰鉴”深入解读曾国藩的识人技巧、用人方略,并介绍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发展;“治家方略——家训”运用曾国藩修身齐家的具体事例,全面解读他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传世箴言——家书”收录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一年到同治元年所写家书中的精品,实为中国家教范本。《曾国藩全书》堪称案头枕边必备的智谋宝典,将为我们人生和事业的成功提供宝贵的经验。
1.寒窗苦读得“早售”之喜
湘乡曾氏,从来未曾出过什么光宗耀祖之人。到了曾星冈这代,青年时好吃懒做,到处游荡,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早岁失学”;到壮年,才好不容易混上了地方士绅的身份,这才以不做学问为羞耻。因此,他喜欢宴请文人雅士,并感到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同时,一年到头督促儿子曾竹亭辛苦读书,以期有所成。然而,偏偏这位曾竹亭天生就比较愚钝,“累困于学政之试”,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已四十三岁,经过十七次考试才中了举,入了县学。所以,长孙宽一凝聚了祖父辈和父辈光大门第的全部希望。“平生因学而困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馀年”的曾竹亭,从儿子八岁起就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无论出门还是睡觉,从早到晚给他讲书,耳提面命,如果他不懂就再讲,颇有耐心。他对儿子说:“我虽愚钝,但对你这样愚钝的人进行训告也不会觉得烦的。”这样的家庭期望,这样的家庭教育,对宽一之后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有深远的影响。
宽一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也就是他五岁的时候就学认字,取学名叫子城,字伯涵。“城”是“成”的谐音,也就是渴望儿子早日成龙。家中聘请陈雁门做子城的启蒙老师,以《千字文》为读本。
曾国藩七岁多时,父亲曾竹亭因参加童子试屡试屡败,便设立私塾,取名字叫“利见斋”,这个名字其实极为俗气,私塾中授徒十多人。子城从这时起跟着父亲学习,学了整整八年。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子城九岁,已经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了,开始学习时文帖括。他练字时,先后临摹了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字帖,同时也学习了黄庭坚帖。十岁时,弟弟国潢出生了,曾竹亭叫子城写篇文章,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以《兄弟怡怡》写篇文章吧!”子城写成作文后,曾竹亭高兴地说:“文中出现了至情至性之言,以后你必能守孝悌之道,继承家业了!”
道光四年(1824年),曾子城随父第一次到长沙府参加童子试。一天,他父亲的朋友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曾家来做客,见到了曾子城所作的试艺,赞不绝口。曾竹亭请欧阳凝祉出个题当面考考子城,欧阳凝祉叫他吟首诗,诗要以“青云共登梯”为主题。诗写成后,欧阳凝祉称赞说:“这种语气分明是金华殿中人才会有!”表示愿为子城说媒。不料却因那些“名门闺秀”嫌曾家地位不够显赫而无人问津。欧阳凝祉深觉不安,便移花接木,让曾子城做了自己的女婿。这位欧阳氏夫人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少子城五岁,她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撒手人寰。
道光六年(1826年),曾子城第二次到府应试,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他非常自傲,认为考官张启庚阅卷不公平,为讽刺考官两目无光,还特地买了副老花镜作礼物送给他。
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子城从衡阳唐氏家塾汪觉庵师处回到自己所在的县后,肄业于湘乡县的涟滨书院。山长刘元堂、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刘蓉、刘长佑等后来都成为了领导湘军的将领。
这年,参加甲午乡试的他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当时,他已二十四岁。曾子城自五岁开始识字读书,读到这时已过了十八九年的光阴,但与他父亲四十三岁始入县学相较,他应该算是“早售”。所以,曾家上下,每个人都欢欣鼓舞,在家里大摆筵席,接待亲朋好友,整整热闹忙碌了好几天。
2.科举不顺,苦于生计
清代的科举考试继承了明朝的考试制度。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明令废止科举制度的时候,其间二百余年,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儒生首先须通过制艺考试,成为可入县学的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秀才。在乡试中登第的秀才,称为举人。通过会试、殿试登第的举人,称为进士。进士中只有进入一甲、二甲者,才可以进到翰林院中。曾子城经过十八年的苦读,于道光十三年始入县学,磨炼了五年之后,才中试进士。他从识字读书到开始踏上仕途,耗尽了二十三年的时光。
曾子城在中试举人后的当年十一月就起身赶往京城。第二年,即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第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
然而,拥有很高期望、进取不止的他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正好,这年赶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是惯例,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中第的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来回路上的花销太大了。曾子城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留在京城一年,等待参加次年的恩科会试。好在有一所“长沙会馆”设在京师,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所需的花费也不是很多。曾子城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渐渐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很快地沉醉于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他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比起那拾古人余唾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实在是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子城再一次与登第无缘。他虽然对此很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还有的是机会,也就将这一时的挫折看得淡然了。
发榜后,曾子城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回自己的故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借了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实在让他感到爱不释手,一问价钱,要他身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才买得起。曾子城心中暗自盘算: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既然已经买好了船票,沿途也就没什么用钱之处了。而随身所带的一些现在穿不着的冬衣,不如索性当了,就可以把回家的盘费凑齐了。
于是曾子城当了衣物,倾囊买下了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
到家以后,父亲曾竹亭见他花了上百银子,却换回来几箱书;带去的衣箱里也都装满了书,独独不见了衣服。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对儿子加以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他说:“你借钱买书是件很好的事情,我会帮你把欠款还清的。但希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曾子城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清晨起床,半夜休息,埋头攻读,几乎一年都没有出过家门。在他进入翰苑之后,在自订的十二条日课中,“读史”仍是其中的一条,并规定说:“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这“间断不孝”四字,就是因父亲六年前说的那句话而起的。
过了两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是三年大比的日子。曾子城家因为偿还易作梅的借款而没有剩余的钱供子城赴京了,幸亏亲戚帮助,借得三千吊钱,才促成了曾子城的这次出行。曾子城到达京城,剩下的钱就只有三吊了。可喜的是这次参加会试,他在中试的贡士中排第三十八名。四月,中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依据惯例,列三甲者是不能进入翰林院的。曾子城感到非常羞愧,第二天就打算回去,不想参加朝考。同去应试的郭嵩焘千方百计加以劝阻,善化人劳崇光御史又答应为他圆转,他才留下来参加了朝考。朝考入选后,他于五月初二日被引见,之后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子城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这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曾子城在这次中试之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有人说,是由于他的某位老师嫌“子城”二字太过鄙俗,所以他才改的。但另有人说,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子城肄业于湘乡县涟滨书院时,深得山长刘元堂先生的赏识,为其改名国藩,意思是子城乃是国家的屏障和藩篱。不管改名的时间如何,原意是什么,总之,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曾国藩,从此由田舍郎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能不能成为国之屏藩,就全靠他的福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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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注目、广受争议的人物。百年以来,誉之者褒为“一代完人”,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
曾国藩(18ll—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回京后,因受宠于权相穆彰阿,官运亨通,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吏部左侍郎等职。1853年丁忧在籍,奉命操办团练,后编为湘军,参加对太平军作战。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负责镇压太平天国事务,并开创中国洋务运动的先河。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1865年任剿捻钦差大臣,翌年因无功而去职,回两江总督任上。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因屈从洋人而遭舆论谴责。旋回任两江总督,卒于南京,谥文正。
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恶名。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他的门生故吏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而近代许多民主志士则痛骂曾氏“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孙中山甚至怒斥曾国藩“以夷攻汉”的汉奸行为是“廉耻道丧,莫此为甚”。相较而言,章太炎对曾氏的评价或许要公允一些,他称曾氏“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但不论是颂扬曾国藩的人,还是贬抑曾国藩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和言行对于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曾氏一生恪守儒家“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克己复礼,终于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其一生虽无系统论著,但他对自己的文字视之甚重,片言只字都有专人妥为保管,所有奏稿、日记、书信、诗文都留有副本得以流传下来。
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便“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欲刻苦而自援拔”。在西方文化东渐、内忧外患同时袭来、清王朝统治秩序大乱之际,曾国藩以国家的屏藩自居,经常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自勉“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向。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抱负,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古往今来圣贤豪杰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他把自己一生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二字,说:“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竞成。”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更是影响深远。钱穆评及曾国藩家庭教育观时说:“道、成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子弟,此乃一种家庭教育。”台湾学者侯王渝评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言近旨远,意诚词恳,娓娓不倦,尤足振聩发聋,警顽立懦,使人涤瑕荡秽,化恶迁善,于转移风尚,变化气质,所关匪浅”。正因为如此,从清末到民国,从富家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都争相效法曾国藩治家之道,影响至今,实出乎曾国藩本人意料。
本书以曾国藩的为官历程为经,以其在官场中所遵循的原则和识人、治军的技巧为纬,对曾国藩人生谋略中可借鉴的部分进行深入发掘。全书共分五卷,卷一“生平传略”概述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卷二“成功心法——挺经”总结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成功哲学,分析了其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卷三“识人秘要——冰鉴”深入解读曾国藩的识人技巧、用人方略,并介绍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发展;卷四“治家方略一家训”运用曾国藩修身齐家的具体事例,全面解读他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卷五“传世箴言——家书”收录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元年所写家书中的精品,为中国古代家教范本。本书堪称一部案头枕边必备的智谋宝典,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提供宝贵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