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认为墨子与孔门弟子子思同期。孙诒让和汪中二人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把司马迁所言“或日并孔子之时”基本上给否定了。在《墨子》一书中，大量记叙了楚惠王在世时的事，楚惠王在位时间是从周敬王三十二年（前488）到周考王九年（前432），孔子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所以墨子活动的年代应该是在孔子之后。孙诒让推算墨子诞生于孔子后百年，梁启超则认为要靠前一些。
梁启超根墨子所曾结交之人来推定墨子的生卒年代，认为，“墨子之生，最晚不能幼于公输般三十岁（公输般之生，最晚亦当在孔子卒前十年）。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于郑缩公被弑之后三年（前390），最晚不能晚于吴起遇难之年（前318）。卒年既大略考定，持以上推其生年，使墨子老寿能如子夏者，则亦可上逮孔子也。”所以，墨子生于周贞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间，前468一前459），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于前479年）。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到二十年之间，前39（卜382），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前372年）。”按公历计，梁启超认为墨子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六三年至前三八五年。
梁启超考证认为，在孟子生前十余年，墨子已经去世。孟子是对墨家进行了最激烈攻击之人，而《墨子》一书中，竟然没有反驳孟子的只言片语。以墨子性格而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梁启超的考证证实了这一点。
众说纷纭的考证，尽管有百年出入，但还是确定了墨子的人生经历是活跃于春秋战国之交。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王孙满对楚庄王说，周天下的历数是“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西周历时二百五十余年，东周历时约四百五十年，周朝历数是传三十世约七百年天下。周朝有东西周之分，以周平王迁都为界。周朝初建都在镐京，即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十二公里处的沣河东岸。周幽王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之后国势衰败，为避强敌西戎，周平王迁都成周，即今河南省洛阳市。成周地理位置在镐京的东边，故后人有“西周”“东周”之分。“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是由《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的起始年代，是从周平王元年（前770）迁都成周时开始，止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灭亡东方六国，统一全国。共历时五百五十年。春秋战国与东周相交。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生产力发展迅猛。马克思对各个经济时期的划分，有一句名言：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和《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变法“尽地力”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破坏，农民个体经济广泛出现。从《墨子》《孟子》《商君书》《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这时中国的个体农民对土地已有使用权和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并有相当独立的经营权。这种个体农民不像奴隶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产条件为主人生产，也不像农奴那样在井田制的份地进行劳动并在“公田”为农奴主服徭役。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增强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个体农民之间存在的竞争，也促使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而拼搏。《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日：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墨子点明了农夫们积极性提高的原因。
鲁国的生产力发生变化的情形虽然书阙有间，但在宣公十五年（前594）却留下了一项在中国经济史上极其重要的纪录，便是“初税亩”。这三个字成为兆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
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井田是因把田地划为井字形方块田而得名。一划为九，八块奴隶使用的份地，围着中间一块奴隶主占有的公田。奴隶除去耕作自己的份地外，共同打理奴隶主的公田。由于土地是天子所赐，决定权在奴隶主，份地要定期轮换耕种。因此，井田制被破坏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各级奴隶主在公田上直接榨取奴隶剩余劳动的制度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定期轮换耕种份地的制度遭到破坏。随着井田制被破坏，出现了按亩征收实物税（租）的制度，这便是“初税亩”的含义，这标志着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殷、周以来的土田都是国有的或王有的公田，虽然在西周末已经有私田出现，但和国家的经济机构毫无关系，也可以说是未经合法承认的私有。因为初出现时不能影响大局，公家一直默认了它。然而时间一经久，私田的亩积便超过公田，私门富庶了，公家便式微了下来。经济构成状况决定着政治权衡走向，因而“礼乐征伐”便逐渐“自大夫出”，更达到“陪臣执国命”的地步。公室为挽救自己的式微，便被逼得把传统的公田制打破，而公开承认私有，对于私田一律课税。这便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呼唤社会制度的改革。
P19－21
墨子的传记太难写。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末附墨子事仅24个字；清代墨学大师孙诒让作《墨子传略》，虽已有两千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但也只能以推断的方式叙述墨子的生平。作家陈为人迎难而进，广泛收罗资料，撰成30余万言的《兼爱者》，别开生面地展现了墨子毕生事略及墨家学说面貌，在现有的墨子传记作品中可谓独树一帜。相信广大读者会喜欢这部新的墨子传。
——文史专家黄留珠
墨子是先秦的重要思想家，但为墨子立传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史籍中关于墨子的记载太少了。作者敢于迎难而上，就在于他找到了聪明的办法，他有效地将思想材料转化为传记材料，妥帖地将历史上关于墨子的论争等材料故事化、情节化，以传记为宗旨，用活了历史材料；不仅比较客观地还原了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形象，而且也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阐释了墨子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文学专家贺绍俊
遗落在历史河岸边的“草鞋”
陈雪良在《墨子答客问》一书的“墨子年表”中，认为墨子卒于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活了九十三岁的高龄。陈雪良的依据是：‘《墨子》一书中记事消失于这一年，墨子之殁，当不过周安王二十六年。”墨子逝世于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墨子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并卒葬于此，现存有墨子隐居遗迹的土掉沟、黑隐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迹供人们瞻仰。墨子阻止鲁阳文君攻郑时已八十多岁高龄，传说墨子此后把墨家事务交托给弟子而自己隐居于当地，不想人打扰而改姓黑，这是黑隐寺的由来。墨家弟子将他的遗体按他生前的意愿“节葬”，从简安葬于狐骀山下的苍松翠柏之中。他的陪葬品极其简单，最有价值的是一部《墨子》的手稿。墨家弟子慨然而呼：“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此话不妨看作是对墨子的最好悼词。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延续生命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留下子孙后嗣，一是留下著述学说。史书典籍中没有关于墨子婚姻子女的记载，但一部博大精深的《墨子》，使墨子一直存活于华夏民族的记忆里。
道教传说，墨子八十二岁那年，跟随黄帝时代的圣人赤松子云游天下。后来，墨子隐居于周狄山，每天沉潜修行。有一次在闭目养神之时，山上的神仙以为墨子睡着了，怕他着凉用被子盖好他的双脚。墨子睁开眼问神仙是否来超度他成仙？神仙说，墨子本来就是仙风道骨聪慧过人，不需拜师修道，便把有关修炼的经书送给墨子。墨子依照经书修炼成仙后留下了《墨子五行记》，道教的变化之术主要也是来源于《墨子五行记》。
魏晋道人葛洪所著《神仙传》中，对墨子成仙的经历有记载（转引于《太平广记·神仙五》）：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象神仙。于是数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诲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违，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
魏晋道人葛洪是最早把墨子归入道家的。葛洪的《枕中书》里，列墨子为“太极仙卿”。南北朝时墨翟也被道家列进仙阶，道教《真灵位业图》列墨子为玉清三元宫第四阶左五十二位神。
南北朝陶弘景在《真诰·稽神枢》中，把墨子写成“服金丹而告终者”。在《抱朴子·金丹》记录有《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于铜器中，火熬之，以铁匕挠之，十日，还为丹，服之，一刀圭，万病去身，长服不死。”
《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载《墨子五行书》，把墨子描绘成这样的形象：“墨子能变形易貌，坐在立亡。蹙面则成老人，含笑则成女子，踞地则成小儿”。在《遐览》辑录的《墨子枕中五行记》中，对墨子也有大同小异的描述：“其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则把墨子学说概括为：“禁避忌，导引法，行气法，服日月芒法，守一法，饵药法，断谷常饵法，长生服饵大法，服油法，服臣胜法，服云母法，消玉法，服雄黄法，服雌黄法，合仙药祭法，服药禁忌法，仙人养生延年服五灵芝方，采松柏法，皆养生接命术。”墨家学说竟然成为“炼金丹”“炼气功”的秘籍。
关于墨子的记载，在道教典籍中连篇累牍屡见不鲜牵强附会以讹传讹。明《正统道藏》洞神部方法类“临”字号中收载墨子之书，太清部“沛”字号有《墨子》十五卷，注“墨翟”著书七十一篇。正乙部“群”字号有《枕中经》，注，“言身中三部八景万神罗布其中，护卫身形，保安元命”。太玄部《云笈七签》第五十九卷“职”字号有《墨子闭气行气法》等等。散见于其他古籍中与“墨子”有关的道书有：《墨子隐形法》（见《神仙传》卷十）、《紫度炎光内视图中经》（见《紫阳真人周君内传》）、《墨子枕中五行要记》一卷（见梁阮孝绪《七录》）、《五行变化墨子》五卷（见《七录》）、《墨子五行秘要》（见《陈子昂集》）、《白虎七变法》（同上）、《墨子枕中记钞》（见《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七）、《灵奇墨子术经》（见《通志·艺文略》道家类）、《墨子枕中记》二卷（《通志·艺文略》符篆部）等等。道家典籍中关于墨子的记载，虽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客观地说却是阴错阳差地为后人保存下墨子的著作。
葛洪《神仙传》中还有这样的文字：“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清孙诒让在《墨子问诂·墨子传略》中指讹，认为葛洪所说“著书十篇”是错误的，其实葛洪所说十篇是指《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是墨子的主要学说，出于战国中期，至于每篇又分上、中、下，乃是墨子弟子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的记述。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绪闻》中进一步指谬：“墨子法夏宗禹，与黄老不同术。晋宋以后，神仙家妄撰墨子为地仙之说，于是墨与道乃合为一。”指出把墨子列为道家是荒诞无稽的。
墨家原本是一个怀抱救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学派，却被超然洒脱追求“出世”的道家纳入其体系，这个看似荒诞无稽荒谬绝伦的现象，其实正深刻反映了墨子学说本身的自相矛盾之处。阮孝绪《七录》中说：“明鬼之论忽变为服食练形，而七十一篇之外又增金丹变化之书，斯皆展转依托，不可究诘。”种种关于墨子的神仙化以及墨子具有神通广大的道术的传说，都与墨子学说中“自相矛盾”的倾向有关联。墨子关于“天志”“明鬼”等说，宗教色彩浓厚，横看成岭侧成峰，为后人的诠释留下了模糊地带。富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人遭遇人力所不可逆转的残酷现实的打击，是很容易因绝望而沦入颓废。“入世”与“出世’，之间，原本只是“一步之遥”。
鲁迅的《故事新编·非攻》里，这样塑造了墨子形象：
……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
……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
……只赶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
走呀走呀走呀走，“墨席无暖”“墨突不黔”，墨子一生都在奔波行走中。走呀走呀走呀走，走过了时代的风云，走过了岁月的河流，一个“摩顶跛矫”“百舍重茧”的墨子，穿着草鞋向我们走来，又穿着草鞋走进历史的深处。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墨子老家的山东滕州火车站前，为墨子耸立起雕像，塑造的也是一个穿着草鞋的沧桑老者。
“草鞋”成为一个象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云人物。乱石崩云，惊涛裂岸，草鞋遗落湮灭在了历史长河的岸边。
日本电影《人证》有《草帽歌》：
妈妈哟，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飘向浓雾的山坳；
哎哟哟，妈妈那顶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它就像你的心儿／我再也得不到；
忽然间狂风呼啸／夺去了我的草帽，咦耶／高高的卷走了草帽啊／飘向那天外云霄；
噢哟哟，妈妈／只有那草帽／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失去了找不到；
忽然间狂风呼啸／夺去了我的草帽，咦耶／高高的卷走了草帽啊／飘向那天外云霄；
哦哟哟，妈妈／只有那草帽／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失去了找不到……
日本大和民族在寻找他们失去的“草帽”。 中国华夏民族丢失的“草鞋”，寻寻觅觅“上穷碧落下黄泉”又向何处去找？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那些历史上的先贤圣哲们，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为后人“备份”下三维画面的全息影像。我们沿着那双草鞋踏留的足迹，去搜寻那个挑战庙堂的草根，那个曾经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墨翟。
两千多年中形成的叠影画面，穿着那双熟悉的草鞋又向我们走近。
2013年8月蒙特利尔初稿
2014年4月上海二稿
2015年3月太原三稿
子千万声我呼唤着你
撰写《墨子传》很有难度。
大秦帝国一头一尾的两把大火，几乎烧毁了秦之前的华夏炎黄文化。秦初，秦始皇为了一统舆论，巩固专制统治，烧起了那把震撼后世的“焚书坑儒”之火，春秋战国时期曾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付之一炬；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火烧阿房宫”烧毁了劫后余生的宫廷“洁本”。“城头变幻大王旗”却是殊途同归，两把火直烧得百花凋零，“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先秦诸子的典籍多是由汉朝人整理流传后世。但在汉代的诸多典籍中，已经很少能见到墨家的踪影。从西汉初年的贾谊、晁错，到西汉末年的刘向、东汉的王充，在大量著述和典籍里，可以看到儒家、道家、法家等连篇累牍的记载，但对墨家却或是置若罔闻地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汉初司马谈在论述先秦诸子的《论六家要旨》里，只是对墨家学派作了简单分析介绍，同时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史纲，记述了自黄帝始到汉武帝止，三千多年来帝王的十二本纪、贵族的三十世家，还有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人物的七十列传。一向被看作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张仪苏秦吕不韦都有列传，甚至连孔门弟子也多有列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偏偏只在《太史公自叙》中提到一下墨家，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捎带着写了墨子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有学者考证，认为司马迁《史记》中原本是有墨子传的，只是在后代失传。像墨子这样的思想巨人，在《史记》中竟然没有专门立传，应非司马迁的本意。不管这一说法是否成立，既成事实已然向后人透出不同寻常的历史信息：对于墨子学说，舅舅不亲，姥姥不爱。执政当权者视如寇仇，文人士大夫讳莫如深。
墨学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中有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也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创立墨家学派后，经数百年发展，用吕不韦的话说是“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墨家曾有过辉煌鼎盛的时期。先秦时代，墨子与孔子齐名，墨学与儒学并称，其影响力远在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之上。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墨家是能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另一座高峰。
韩非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向执政者点明了儒、墨学说从文武两端对统治的危害。秦始皇以法家为师，“焚书坑儒”并非只是针对儒学一家，而是把百家之言统一为一种声音。暴秦之后，“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国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在政治上各种封建制度日趋完善，学术的自由空间急剧遭到挤压，曾经“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学术之途只剩两条路可走，要么“学成文武术，货卖帝王家”，为巩固专制集权出谋划策利益共享，如儒家；要么躲避进“桃花源”，悠悠南山采菊东篱不问时事空谈玄理。
自汉武帝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寻找到了一条与统治者契合的轨道。尽管历代君王的专制统治术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阴法阳儒”的策略，但儒学终究一枝独秀成为此后几千年的“主流话语”。而出身底层的墨子与其他诸子相比，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流派，而且是一种准军事组织，准政治组织，是民间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把关于墨子的讲座定名为《墨子——挑战帝国的剑侠》，可见墨子为何两千多年来不会得到任何一个专制帝国的接纳和容忍。可以说墨家学派的亡失，是专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
墨家不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顺应时世而变化。于是，曾经名赫一时的“显学”无可奈何花落去，墨子的许多历史记载被刻意遮蔽和无情湮灭，墨子的生平和学说留下许多空白和谜团，甚至连墨子姓甚名谁生卒年月出身籍贯可配妻室有无子女，也成为一桩历史谜案。陈独秀曾遗憾地这样评说墨子：“假若墨学不绝，汉以来的历史绝不会如此。”
在当权者与儒法的上下合力围剿下，墨家濒临绝境，数百年间无人敢于问津。直到西晋时，鲁胜才大胆站出来，作《墨辩注》。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指出：“惟鲁胜治墨学于举世不治之日。”鲁胜对墨学的研究具有兴绝学的开创性。但是，鲁胜的《墨辩注》一书在其后的战乱中遗失，仅留存序篇于《晋书·隐逸传》中，使我们只能“窥一斑揣度全豹”。
据《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一书原有七十一篇，但在各种典籍中已然是“黄鹤知何去”，只留下了一个篇目。值得庆幸的是东晋时葛洪创立神仙道教理论体系，推崇墨子。在《神仙传》中尊墨子为“地仙”。此后，道经在唐汇集成“藏”，于宋刊印《万寿道藏》，阴差阳错地在《道藏》里保留下博大精深的墨家学说。只可惜墨学的内容已经从原来的七十一篇缩减到了五十三篇。正是这珍贵的五十三篇，成为后人了解墨子的唯一历史资料。
撰写《墨子传》又很有价值。
……
墨学沉寂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正好是中国君主集权专制的两千多年。历史证明，墨学的道义所反映出的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的，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君主集权制的衰亡。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墨学两千多年来几经沉浮祸福相依的历史，机缘偶得地为我们形成历史的叠影，有了可供研究的厚度。我们正是从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回眸墨子的人生。
我们不应狭隘地把中华文化传统理解为儒家文化，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完全忽视了当年与儒学作为并峙双峰的墨学。当年，“世之显学，儒墨二家”，是有着它深刻的历史逻辑。儒学独显，墨学隐而不彰，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缺陷。不论是“儒墨对立”抑或“儒墨互补”，各种思想的既针锋相对又兼容并包的格局，才能优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还原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场景，墨子墨学无疑是一个很具典型性的历史折射点。写出一个真实的墨子，写出当年墨子与周围先秦诸子的“同异和殊”，也就写出了镌刻于人物身上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进而言之，对“先秦诸子”的再认识，说白了也是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话题。如人之十月怀胎，在母体里就已然形成了人的五官四肢轮廓，以后只是在一定环境中的生长发育。我们当今知识分子的诸多思潮及“作派”，在先秦诸子身上无不能找到父辈母体的“遗传基因”。从这一意义上说，写出墨子也就写出了他借以施展与活动的舞台，写出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
两干多年来，兴盛一时的墨学，像庞培古城，像楼兰古城，被掩埋在了幽幽的历史深处。然而，犹如曾有生命的植物掩埋于地层深处转化为煤藏，终究要重见天日发出光热。如唐代诗人韩翊笔底的诗句“轻烟散入五侯家”，墨家精神已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被吸收到先秦诸子的各门各派中。后人不难看出《礼记·礼运》的“大同”说，源起于墨子的《尚同》；《韩非子》对“法、术、势”之论述，也处处可见墨学《法仪》的痕迹；名家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辩术与惠施“合同异”的论战中，也镌刻着墨子逻辑学的锋芒；《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均有关于墨子的记载及对墨子的或褒或贬，在这些典籍里，无时无处不闪现着作为当年“显学”的墨家留存的印痕……
撰写《墨子传》，本身即是对汪洋恣肆博大精深斑驳陆离良莠并存的墨学思想的再认识过程。墨子的思想核心有十大命题：“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从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主张中，展现的是墨子系统思想体系的形成逻辑及这些思想“存在即合理”的时代特征。一个思想家实践家的人生经历，必然是在其思想发展的轨迹中展开。
代表了“草根立场”的思想家墨子的湮灭，是他个人的一曲挽歌，更是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时代挽歌。
米兰·昆德拉说得好：“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不能让“主流话语”淹没一个为底层呼喊的斗土的声音。
打捞中国思想史科技史上的“湮灭者”“失踪者”，其本身意义即是投向封建专制的匕首和枪矛。“复活”中国古代文化一位举足轻重的思想家，成为撰写《墨子传》的意在笔先。
千万声，千万声我呼唤着你——墨子！
陈为人编著的这本《兼爱者（墨子传）》汇集广泛学术资料，别开生面地展现了墨子的毕生事略及墨家学说原貌，较为完整和全面地展示了墨子学说的内涵和特征，在现有的墨子传记中可谓独树一帜。
为墨子立传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史籍中关于墨子的记载太少了。《兼爱者（墨子传）》作者陈为人敢于迎难而上，有效地将思想材料转化为传记材料，妥帖地将历史上关于墨子的论争等材料故事化、情节化，以传记为宗旨，用活了历史材料；不仅比较客观地还原了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形象，而且也以通读易懂的文字阐释了墨子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