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如何从自由流动转向管制，又复归自由流动？

谁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最大推手？

谁是游戏规则真正的制定者？

全球金融市场，谁主沉浮？

《资本规则：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颠覆传统智慧，恢复全球金融近代史的本来面貌！

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

本书是一部讲述国际金融秩序演变的力作。从1914年世界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到20世纪40年代实行资本管制，再到1994年重新回归资本自由流动，原因何在？

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在建立全球自由的金融体系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作者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他对大量的原始档案进行研究，对众多国家及国际机构的相关决策者进行了采访，发现美国政府及其金融机构实际上对资本自由化并不热衷，它们希望建立单边的、专门化的金融全球化，而欧洲尤其是法国却极力推动基于规则的、有管理的金融全球化。在制定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规则中，欧洲的领袖地位、华尔街的谨慎与怀疑、美国财政部态度的模棱两可，这两方的博弈从未结束，而是一直在持续……

前言

第一章 正统理论还是异端邪说

第二章 全球金融规则的成因及结果

第三章 资本管制：嵌入式自由主义与金融监管

第四章 巴黎共识：欧洲一体化和资本自由化

第五章 特权与义务：经合组织及其资本自由化规则

第六章 自由及其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资本账户

第七章 穆迪和标准普尔的双重垄断

第八章 疑虑重生

结论

附录

注释

致谢

第一章 正统理论还是异端邪说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在一个基本观念之上，那就是资本应该在各国之间流动，并且受到最少的限制与监管。资本的自由流动成为新的正统理论。所有相关争论几乎都反对政府监管，而转而支持纪律的提供者——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非正式地促进资本自由化，欧盟以及经合组织也敦促其成员国——世界上最富裕的一批国家——允许资本的所有跨境流动。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金融市场已经构建了一些正式的制度基础，正是这些制度基础维护着全球金融秩序。

但是并不是一直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甚或一两年之前，一些通常由银行家、经理人以及投资者执行的交易，例如买卖外国股票和债券、借入外汇等，在许多国家都是非法的。当然，规避这些限制并非不无可能，但是通常都非常困难而且花费巨大。在20世纪40～50年代之间制定的全球金融秩序从设计上以及所秉持的信条上来说就是限制性的。在那时，全球金融体系成员国对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或者说“热钱”所造成的非稳定性后果，以及成员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保持自主权的必要性持有相同的看法。管制资本在当时来说是主流思想。

于是，当这些规则被自由化改造之后，经理人以及投资者都享受到了相当的自由，各种各样的交易都空前繁荣。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可能是外汇交易。外汇交易对许多跨境资本流动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在1945年的时候外汇交易并不存在。到1973年，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达到150亿美元，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到1998年，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量达到1.5万亿美元。2004年该数额达到1.9万亿美元。

然而，当前的全球金融以及伴随而来的国际资本开放的惯例并非史无前例。在著名的金本位鼎盛时期(约为1870-1914年之间)就已经有相似的自由准则以及实践。决策者们明白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违反了金本位的一些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只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既非正常，也非合法，资本就像过去一样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凯恩斯通过描述一位伦敦投资商的行为对那个时代的悠游惬意和自然的状态进行了描绘，他说该投资商可能一边在“床上品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在全世界进行着“财富冒险”，比如买卖公司股票或者市政债券。对资本管制历史的这个简要描述揭示了一些重要问题：世界如何以及为什么从1914年主张资本自由流动过渡到1944年主张资本管制，而后又在1994年重新回归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相关行为的标准是如何法典化(codify)以及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本书给出了答案，但这些答案显然不同于其他学术文献以及那些有关当前全球化的传统观点。

全球金融新时代的发展及其自由准则的传统解释如此流行，甚至被视为公理，它也成为许多学者以及决策者们的基本前提。尽管我承认某些着重点可能存在差异，但大体的观点如下：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构思出国际资本的自由化，并且推动它不断向前发展。右翼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取消资本管制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在各种各样的“华盛顿共识”的版本中，大量的研究证明资本自由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研究支持资本自由化鼓吹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利益。决策者们也意识到在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以及紧密相连的金融市场面前，资本管制已然“失效”。各国政府在1971年固定汇率体系终止之后仍然能够自由地推行资本自由化。

尽管看似合理，但是这个人尽皆知的故事的每个细节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问题，把它们综合起来也仅仅构成了不完全的描述。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解释，它基于一些在此之前都无法获得的档案，以及对那些主导了这场变革的决策者们的采访。该解释认为，学界和公众对金融全球化的起源以及里面所蕴含的政治角力的认识都应该进行大幅度的修改。  传统理论的最大错误在于它对美国所起的作用存在误解。毋庸置疑，美国通过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代表(政府代表是美国财政部，民间代表是华尔街)在推动资本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单边自由化、双边压力、危机管理、双向的大规模资本流动都使得美国处于全球金融的中心。但是，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都不倾向或者不主动去推动多边和自由的全球金融规则。美国对全球化的立场既不有序，也不规则，而是应变型的就事论事。

欧洲的决策者们设计并且推行了构建全球金融体系主框架的自由规则，而且全球金融最自由的那些规则也是欧洲人制定的，美国人对这些规则的建立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在几乎没受美国的任何影响之下，经合组织制定了在发达国家间所适用的资本自由流动规则，并使它们法典化，这也是欧洲人在金融自由化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规则属于人为设计的另一个例证。与此同时，欧洲人也提出并且推行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宪章中法典化资本自由流动规则的提案。但是美国财政部对此提案漠不关心，华尔街也对此持完全敌意的态度。许多欧洲人对推动资本自由化提案表示支持，特别是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欧盟、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国代表在提案推动过程中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资本自由化观点在欧洲实现了决定性的融合，比如在布鲁塞尔、伦敦、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是在巴黎。欧洲人并不是简单地默许，而是直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如果没有欧盟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开放，即其“开放边界主义”(Open Regionalism)，那么当下的全球金融新时代不可能开启。

P2-4

本书探究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制度基础。本书旨在理解有助于建立当前全球化并发展它的那些观点。写作本书，既是为了我的学生，也是为了我自己。

在2000年冬季我执教的第一年里，学生和我讨论起1997～1998年间席卷亚洲的那场极具破坏性的金融危机。1998年9月，与其邻邦不同，马来西亚政府限制资本外逃，并以此作为应对当时危机的部分措施。国际金融界对马来西亚资本管制措施的反应迅速而严厉。有些学生对此深表赞同，他们把这种管制措施视为“非正统理论”，甚至视为“异端邪说”。马来西亚违背了全球化的规则，尽管有些规则尚未成文。虽然欧洲联盟(EU，以下简称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都放弃了它们对资本进行管制的权利，但不属于这两个组织的马来西亚并没有放弃这种权利。限制资本外逃的措施在1998年时通常被当成异端邪说，但是正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由恰当的政策实践规范以及市场参与者的共同期望所决定。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正统金融理论的内容发生过多次显著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资本管制被视为宏观经济管理措施中完全正统的工具。但是40年之前，即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资本管制却是异端邪说。这就留给我的学生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为什么资本管制在20世纪初是异端邪说，但在中期成为正统理论，而到20世纪末又变成了异端邪说？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却无法为我的学生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在随后几年里，我越发认为该问题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十分重要。

就我所知，尽管以前很少以上述方式提出该问题，但有关金融全球化的学术著作以及大众读物所提供的答案构成了一种逐渐成形的传统观点。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在建立全球金融秩序方面发挥了作用；乐观主义者庆祝美国的自由主义政策，而怀疑论者却悲叹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美国财政部的利益合谋。人们推测，正是如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这样的美国和欧洲右翼势力的兴起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这个“新”字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有效市场理论最热切的支持者认为，那些已被证实具有优势的资本自由化的知识推动着它向国际资本市场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固定汇率体系瓦解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不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前提下放任资本流动的好时机。除此之外，决策者和学者们常常宣称资本管制“不起作用”这样的陈词滥调。因此，政府当然也推行了资本自由化。

传统观点的不言自明性以及理所当然性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本人来说也一样。最初，其中许多著作指引着我从思想、法律和政治的角度来尝试写作金融全球化的历史。那时的我当然没想过要完全颠覆传统论述，我本来试图综合这些理论，但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有关对全球金融的起源与制度基础的主流认识存在很大问题，其中一些主要的叙述甚至完全是错误的。

通过查看档案记录以及采访那些亲自参与辩论并且在过去25年里为国际金融结构带来最根本变革的一些决策者和私人金融部门的从业人员，我开始着手恢复全球金融近代史的本来面貌。我起先认为，我能发现有关美国的领导地位、华尔街的澎湃激情、美国财政部的指导、右翼政客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的充分证据。但是，我并没有找到诸如此类的证据。

相反，在制定全球金融的自由规则时，我发现了欧洲的领导地位、华尔街的谨慎与怀疑、美国财政部的模棱两可、幻想破灭但重获生机的左翼政客，以及进行制度建设的官僚体系。档案记录和个人访谈揭示出来的真相和我起先的猜想是如此不同，我不得不努力解释那些在我看来是相悖甚至矛盾的东西。聊以自慰的是，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话来说，本书有着“宏大的主题”、引人入胜的问题以及发人深省的结论。然而，理解该结论恐怕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最后，在我看来，美国和欧洲对全球化的认识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对这两种认识的争论仍在继续。私人金融部门和美国财政部都认为美国的金融全球化是应变型的(ad hoc)，就是单边制定规则以及进行双边谈判。应变型的全球化指的是在美国的企业和决策者的治理之下实现全球化。和美国一样，欧洲，尤其是法国，认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自由的，但欧洲人认为自由的金融架构也应该接受国际机构的管理，每个机构应有强大的工具、广泛的指令以及对成员国政府适当的管辖权。欧洲人试图授权给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以及经合组织秘书处与相关委员会来管理全球金融。而美国的决策者和投资者选择由他们自己来管理全球金融，或者授权穆迪与标准普尔这样的美国公司来进行管理。全球化究竟应该是应变型的，还是有组织的，这样的争论今天仍在继续。而且，这有助于解释在建立一种自由机制以治理全球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悖论。

本书的贡献在于，作者依据大量的原始档案、对相关主要决策者以及国际机构的采访等一手资料，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下重新审视金融全球化，并得出了与主流观点迥然不同的结论。这为正确理解20世纪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全球化时代，本书对国际金融秩序构建过程所作的分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治理作出了卓越贡献。

——帕斯卡尔·拉米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本书是跨领域研究的典范之作。作者修正了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着重探讨了一系列此前虽有记载但并无详细说明的偶发事件和未曾记载的最意想不到的那些人所发挥的作用。

——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资本管制曾是各国控制经济的有力手段，然而现在各国却逐渐放弃了这一措施。本书描述了国际经济管理方式的这一重大变化，并阐释了各国为何会如此以及它们是如何做到的。作者并没有采用标准化的解释，相反，作者更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规则的构建以及传导。本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堪称政治经济学经典之作。

——苏珊·伯杰(Suzanne Berger) MIT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