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子厚这人，平素喜欢结交梨园界的朋友，这次自己开办了戏园子，又约来这么多京角，更是投其所好，除了经常长驻后台与他们盘桓之外，还常约这班后台管事的，与刘春喜等人把酒言欢，虽非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但这位牛东家却能变换方法，巧借题目，约大家出来聚餐，一方面是为敷衍这些管事的角儿，藉资联络感情，另一方面说，也是生意发达，赚了钱才有这种特殊的礼遇。
有一次，牛子厚忽然异想天开，从哈尔滨的一个朋友家中，借来了一个专做西餐的厨子。在光绪二十几年的时候，既没什么英法大菜，更没有后来那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西餐，在东北一带，只有所谓俄式大菜，流行于松花江沿岸，供贵族化的人物品尝。至于远自北京来的梨园行中人，不用说见识，可以说连听说过的都很少。这次在牛家客厅里，约请丹桂后台的几位名角参加这个西式宴会，入座之后，当然内中有些个没开过洋荤的，显着那么手足无措，刀叉乱用。唯有叶春善，却能沉着应付，神色自然，他唯一的妙诀，便是偷眼看着，主人怎么办，他就学着怎样做，譬如落座以后，先把玻璃杯里的口布，拿过来铺在胸前，吃面包要用手撕开，再抹牛油或果子酱，第一个汤上来，用汤匙向外舀着喝，喝到快要完了，用左手翘起汤盘的边沿，向外边舀，第二个鱼来了，用什么刀叉，第三个牛扒来了，应用什么刀叉，他完全是唯牛子厚之马首是瞻，决不慌张，搞得刀盘乱响。他只管偷觑着牛子厚，但牛子厚也未尝不注意着这一桌人初尝异味的动作神情，瞩目所及，只有一个叶春善，是形态自若，宛如素习，更感觉这个人聪明机智，异于凡俗了。
在每次牛子厚设宴的时候，叶春善总不俟终席，先行离去。牛子厚若是挽留不放，叶便说：“馆子开戏的时候到了，我这个当管事的，总得在打通儿以前下后台。”说完就匆匆走了，牛子厚因此更器重他有责任感，决非一般流连误事的人可比。经过若干次的考验与试探，才认为这个人，年少老成，妥实可靠，才堪大用，可委重任。到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天，日俄两国为了互争在我国东北的权益，两方面外表上还在折冲樽俎，骨子里已经剑拔弩张，互相备战，眼看着兵燹炮火，一触即发，吉林距离奉天、长春、哈尔滨都不算远，当然一朝有事，也是难免沦为战区，所以丹桂这班京角，也都纷纷请求回去，免得卷入战火，牛子厚也不便挽留，就分批送他们回去。有一天又在家中设宴，给刘春喜与叶春善两个人饯行，在酒筵中，牛子厚就问叶春善，此番回去，预备作什么打算？叶也因为宾主相处年余，彼此感情不错，如今离歌将唱，分别在迩，便叹了一口气说：“蒙东家这一年多的恩待，此次回去，万一嗓音不能复原，也只好就在管事的群中混一口饭罢。”牛子厚说：“你为什么不成个科班，教点学生，也免得你这一身技艺，长此湮没呢？”叶说：“成个科班，谈何容易，我虽有这种心思与精力，但是说到底钱事亦难，哪里找这个财东成全我做这一番的事业呢？”牛子厚笑着说：“只要你肯办，钱是不成问题，我来给你做东家，你到了北京，就放心去办好了，我们两个人，彼此互相信任，也不用订立什么关书合同，今天有刘春喜在座为证，我们是一言为定，我给你开一张二百两银票的兑条，你到了北京，到打磨厂新大同店里，有个源升庆汇划庄，那是我的买卖，见条就兑现银，用完不够，只管来信，我马上就给你继续拨款，你意如何？”
按说叶春善以一个贫困的伶人，遇到这样意外的殊遇，若是换了别人，必然是乐不可支，唯恐求之不得的了。但是他的为人一向是忠诚耿直，不但未动声色，反而推辞着说：“这可使不得，因为拿出钱来办一个科班，与做别的买卖不同，第一是至少要垫办三年两载，才能使这群徒弟出台演戏，纵然难能挑帘红，也得四五年之后，才可以见到了回头的钱，何况东家远居关外，科班设在北京，一切钱财来往支出，都不能当面商酌，很容易发生误会。牛东家平素经营别的商业惯了，这个办科班的买卖恐怕不能够尽如理想吧！”牛子厚听了这话，哈哈一笑说：“春善，你太小量我了，想交给你钱办个科班，并非是为了图利，一则看你这人妥靠忠厚，又有这一身的技艺，免得长此默默无闻。二则也为你造就出一拨梨园子弟来，至于你说的，关里关外彼此在钱财上容易发生误会，我是‘信者不疑，疑者不信’，既然把钱交给了你，一切用人行政，你只管放手去做，是赔是赚，但凭天命，我相信你这个人，你对于我，决不会错了良心。话呢，我已经说到这里，你还有什么可推辞的？”此时刘春喜在旁也帮忙向叶春善一怂恿，叶春善此时只好硬起头皮点头答应一回北京就把这件事办起来。
吃完了饭，牛子厚当即开了一张二百两银子的兑条，又另外给源升庆的经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见条即付，万一叶某人有何急需，不必来信请示，仅先垫借等语。信与兑条，当时交付叶春善，三人一面吃茶谈天，又商量到办这个科班用什么招牌，刘春喜说：“牛东家的买卖每个字号都用一个‘升’字，我看这个科班就叫‘连升’吧，取个‘连升三级’吉利语。”牛子厚说：“‘连升’两个字倒还不错，可惜太俗，既然是由你给起的，我就借用你的名字里一个字，不如叫‘喜连升’吧。”刘叶二人都点头称好。牛子厚把这三个字来回地念了几遍又说：“这个‘升’字，总觉有一点俗，而且也不大顺嘴，念出来也不响亮，我看这个科班，与我那些趴的买卖不同，莫若不用这个‘升’字，换个别的字，也无不可。”刘春喜在旁就笑了，说：“既然东家不想用这‘升’字，那么就换个‘成’字吧，因为这个科班的名字里，不要只有我一个人，也应该把他拉上呀。”说到这里，用手向着叶春善一指，牛子厚却听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怔怔地问道：“此话怎么讲呢？”叶春善脸一红说：“刘先生这是开玩笑呢，因为我的乳名叫做‘成儿’，所以他才有这么一个提议。”牛子厚说：“这没有关系，俗语说‘人的名，树的影’，我看就用‘喜连成’，这三个字倒是很好，不必再另想了。”当时大家尽欢而散，次日叶春善便随同刘春喜辞别了牛子厚，一同登车进关，回转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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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连成是旧时代的产物，采用的也是旧的教学方法。在旧社会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京剧人材。连梅兰芳、周信芳这样的大师，也都在富连成受过薰炙。这些都是富连成的丰功伟绩。
——田汉
回想到叶春善老先生创办喜连成的精神与毅力，从小规模做起，一直维持了三十几年，培养出许多各部门不同的人才，成为今天戏剧界的基本骨干，真是值得钦佩、表扬的。
——梅兰芳
我演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去一处都有富连成培养出的演员。富连成培养出了那么多名角，“生产”的艺术家最多，对京剧的发展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可现在很多年轻人却不知道富连成为何物……
——谭元寿
我爱听戏，尤其爱听京剧。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着去，稍长就自己跑戏园子了。因为家住西城平安里，往北是人民剧场，往南是长安戏院、西单剧场，两下里都不远，晚上去听戏是十分方便的。当初，闻名遐迩、妇孺皆知的马连良、谭富英、李盛藻、张君秋、裘盛戎、袁世海、李万春、李少春、赵燕侠、杜近芳等人的戏自不必说，就是老一辈的艺术大师梅兰芳、周信芳(麒麟童)的戏，我也有幸赶上了，各自看过一场。当时年龄还小，对于梅先生的《宇宙锋》好在哪里，尚不能深刻领悟；而周信芳的《宋士杰》，他那神完气足的凛然正气，迄今使人记忆犹新。至于晚一辈的角儿，如孙岳、刘秀荣、杨秋玲、刘长瑜、吴玉璋等人的戏，也都尽览无遗。在同龄人中，我对京剧痴迷的程度，可以说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
到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舞台上只有八出“样板戏”。回首一看，所有老戏都被冠以“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赶下舞台，扫除得一干二净。
20世纪80年代，我调入体改委属下的《中国农村经营报》(后改为《中国经营报》)工作。自此，又恢复起听戏的生活。且因工作需要，不仅听戏，还开始在报刊上聊戏了。一度应游默先生和过士行先生之邀在《戏剧报》、《北京晚报》上撰写了一些剧评。1987年，报社与中央电视台、中国剧协联合发起举办“全国首届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的活动。笔者曾荣任大赛办公室副主任，为剧坛新秀们的崛起搭台起灶，也算是为京剧振兴做过一些实事。
每当看到一批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在舞台上生龙活虎地演着一出出精彩的活剧，便常使人产生一种对京剧艺术溯本求源的欲望。例如，一百年前的京剧科班富连成，就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课题。可以说，富连成是京剧艺术的摇篮，是一座传播京剧艺术的大学校，自清光绪三十年(1901)创建之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培养出京剧艺术人才有千人之众。他们像种子一样，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京剧演出团体中，把京剧表演艺术一代代的薪火相传，直至而今，业绩辉煌，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世事颠簸，岁月洗磨，有关富连成的史料档案，随着富连成的倒闭，多已风流云散。存至而今的文字、图片已属凤毛麟角，使人难知晓全貌了。
当初曾听说，70年前唐伯弢先生曾写过一部《富连成三十年史》，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印数不多，行世稀少，很难寻到。20世纪40年代，马连良先生曾用了多年时间才觅得一本，赴港演出时，赠送给了出版家沈苇窗先生。沈先生如获至宝，将其纳入《清末梨园史料》丛书，在台湾出版。彼时，只闻其名，而不知其貌。
90年代，我有一次到和平门内梅氏老宅拜访梅葆玥女士，无意间在沙发上读到一本《大成》杂志。其中，刊有台湾著名剧评家包缉庭先生所写《富连成兴衰四十年》的一篇文章。因为是包氏的亲历亲见，所谈往事，有根有据；娓娓道来，极为生动。使旧曰富连成的人物、故事，跃然纸上。虽说不是正史，但也不失为富连成科班的一部重要资料。所憾，此文颇长，在《大成》杂志上曾连载二十余期，达两年之久。当时我只读得一期，难知全貌，因之，搜求这部“野史”的想法，就一直存在心上。
笔者退休之后，旅居加拿大。温哥华这个地方，居住着许多华人，尽管各自的背景不同，政见不同，但对京剧艺术的喜爱，却像磁石一样把大家吸引到一起。这里有两个大票房，一个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颐社”，另一个是“列治文京剧社”。该社成立于1998年，是由北美名票、中央电视台国际京昆票友大奖赛“金龙奖”获得者、张君秋的弟子章宝明女士及其先生胡可汗主持。社里聚集着一群海内外颇有造诣的京剧爱好者，多为事业有成的人士。如台湾袁行远先生和张训舜先生、“裘派”花脸冯宝义、“马派”老生简承滔、“叶派”小生郭振德、“杨派”老生谢伟良、张公达、“余派”女老生孙美珍；琴师是曾经辅佐过黄桂秋的陈涵清、台湾琴票蒋联云、中国戏校音乐系的高材生吴小妹与何兵伉俪，上海琴票陈林根等，再加上爱唱“麒派”的我，大家聚在一起檀板清歌，或粉墨登场，每次聚会都是一台火炽的京腔大戏。慕名前来的名家也着实不少，如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宋长荣、毕谷云、吴玉璋、沙淑英、杨传英，著名评剧演员王琪等等，都曾在此一展风采，为弘扬中华文化联袂放歌。在远隔万里之遥的异域他乡，这种雅聚也称得上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
蒋联云先生是一位出版家，也是一位图书收藏家。他存有许多的港台出版物，包括上百本的《大成》。我从他那里读得包缉庭回忆富连成的文章十七篇，但依然不全。据蒋先生讲，《大成》及《大成》的前身《大人》在海外华人中极有影响，是部出了名的“一人杂志”。从集稿到刊校、发行，全凭出版家沈苇窗先生一人支撑，二十年间所历艰难可想而知。自其病故，《大成》也就随之谢幕了。原本每期刊印的数目就参差不同，更兼知音日稀，已是明日黄花，要想集齐，实属不易。
今年，在与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贾娟女士闲谈时，聊起了富连成旧事，得到她的全力支持，她说：富连成历时四十多年，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科学生近千人，是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的一个科班。四十年中，富连成演出剧目近四百出，深受社会欢迎。她认为深入地挖掘、整理富连成的史料，对重新回顾传统文化的源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她的鼓励下，我在票房里发动港台的票友们，再托他们分头发动亲友，去挖掘各自收藏的旧杂志。恰巧，吴玉璋伉俪从美国前来探亲，顺便来家小酌。谈起富连成，他的兴致倍增，说冯耿光先生的孙媳在美国曾赠送他许多旧的戏剧资料，其中就有不少富连成的资料，回美后一定代为搜求。真是得道多助，到了年底，捷报频传。美国和港、台的朋友们或是从家中旧藏，或是从中环旧书店的老板手中购入，这样又集得《大成》有二三十册。整理了一下，包缉庭先生的《富连成兴衰四十年》终于首尾齐全，集成全豹。
只是原杂志所刊照片，多已漫漶，不适使用。笔者在UBC亚洲图书馆管理员王庆祥先生的帮助下，从库中借出了刘绍唐、沈苇窗在1974年根据马连良先生的孤本影印出版的《富连成三十年史》一书，将书中所附的老照片清理出来，择其优者，尽可能地编入书中。又从民国2年至民国13年间中华图书馆陆续出版的老《戏考》(亦称《顾曲指南》)和30年代出版的《立言画刊》等杂志中，把有关富连成艺员的剧照一一选出。比如第17册中的程(陈)连喜，第21册的赵连升、第24册李连贞等人的戏装像，他们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连”字辈佼佼者，只是因为红的时间不长，后渐湮没，他们的剧照未能广泛流传。但作为富连成史料而言，就显得更加珍贵了。此外，笔者还把富连成曾经演出过的老戏楼、老会馆的旧照以及老戏单、老年画等资料，作为背景烘托，编入书中，也算是补入的一些“图史”，使内容更加充实。
总之，在戏剧领域中笔者还是个外行，书中遇有错讹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多多教正。在此，谨向帮助我搜集资料、图片，并为本书出谋划策的师友、同好们，一并致以感谢。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在吴玉璋、孙元毅和孙元坡先生的帮助下，笔者终于与远隔重洋的包缉庭先生的女公子包珈女士取得了联系。包珈女士现住台北，原是台湾中国电视公司著名导播，退休之后，不离本行，仍然担任台湾有线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其夫君系已故的著名国际影人，与李安、徐立功并称影坛“黄金三角”，并主演《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卧虎藏龙》等多部获奖影片的“影帝”——郎雄先生。
据包珈女士告知，包缉庭先生早在25年前因病谢世，享年80。生前著述甚丰，但多已散佚，家人亦收藏无多。对于笔者的收集整理工作，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誉。并应笔者之邀，撰写了包缉庭先生的行记一篇，且又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照片。这样，使得本书更加充实精彩。
整理者李德生
于温哥华
中国京剧科班。1903年由吉林商人牛子厚出资、京剧演员叶春善筹办，于1904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初名喜连升，后改喜连成。牛子厚为班主，叶春善任社长。1912年夏，因业务不振，牛子厚倒让给沈姓接办，改名富连成，沈仁山、沈秀水先后任班主，仍由叶春善掌理。后沈因破产亏累，退出。1935年叶春善去世，由其长子叶龙章继任社长。至1948年，无力延续下去，第八科庆字辈学生刚刚入科，即告停办……
富连成科班，正式称呼的是“富连成社”一九零四年正式成立。原名起初为“喜连升”很快就改成“喜连成”。原来的东家是吉林商人牛子厚（时称“班主”），社工是叶春善。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之际，牛子厚经营商业失败，科班营业很不景气。这些情况大约都与一九零九至一九一二年间慈禧、光绪的“国丧”以及连年闹革命等造成的市成萧条有关。这时，科班面临解散。叶春善极有事业心，想尽办法，最后联系上外馆沈家，请沈昆（字仁山，我的外老祖）接办科班改名“富连社。”后来名声大了，常简称“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