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贾植芳先生的散文随笔选集。

全书分为人生漫笔、旧雨新知、温故知新、寒夜热力四个部分，收录了作者的生平自述，人生感情以及为新书写作的序言，题记等。

读其书思其人，透过那浸透着人生体验和人格精神的段段文字，作者的至情至性依稀可见。

贾植芳 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贾植芳创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

人生漫笔

且说说我自己

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遗失的原稿

我的读书记

关于读书

我的称谓忆旧

我的戏剧观

我话老年

曲阜行

由两个小男孩想到的

上海是一个海

怀念丸善书店

旧雨新知

纪念余上沅先生

记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

我的难友邵洵美

萧军印象

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

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

悼念梅志先生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为《路翎文论集》而序

忆覃子豪

纪念老友朱锡侯——《风雨年轮》序

迟到的悼念——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朋友卢扬(克绪)先生

一个普通商人之死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悼念陈仁炳先生

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

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

背影——悼念公木先生

一点记忆，一点感想——悼念巴金先生

回忆王中

我的三个朋友

悼念施昌东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

回归与超越——与俞仪方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

温故知新

温故而知新

从清理重灾区人手

开放与交流

与查志华谈“现代都市小说”

历史的见证——《致胡风书信全编》序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新版题记

《契诃夫手记》新版题记

旧时代的回忆和告别——关于《晨曦的儿子——尼采传》

《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题记

一个跨代诗人的历史命运——《勃留索夫日记钞》中译本前记

《人之子——耶稣传》中译本序

纪德《访苏联归来》新译本序

寒夜热力

《热力》序言

记忆

距离

沉闷期的断想

蛇

掘墓者

魔术班子

窗外

悲哀的玩具

夜间的遭遇

热力

黑夜颂

悼黄浪萍君

在寒冷的上海

在寒冷里

就是这样的

一张照片

给战斗者

《热力》后记

蝎子过河——新寓言

花与鸟

1958年的一天，我在第一看守所里，突然被叫去，公安人员递给我一封信，要我自己看。这信是贾芝写给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的，大致内容如下：“关押你处的胡风分子贾植芳是我的弟弟，现在他的妻子任敏已被批准去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组织上批准，贾植芳今后的生活接济由我负责，以利于他的学习。任敏离开上海时留下50元，现请转给贾植芳。”至此，我才正式获知任敏已经去了青海。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喜忧参半。自从1955年5月15日早上我匆匆上了杨西光的汽车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关于任敏的一点消息。她本来是个家庭妇女，与文学界一点关系也没有，平常所接触的，主要都是我的朋友和学生。按理说她与胡风没有任何联系，我再受审查，总不该牵连她吧。但在我被捕不久，发生了一件使我不安的事。我到了第三看守所，监狱里已经为我安排了黑色的囚衣，我当场就拒绝穿，以后也始终不肯穿这象征耻辱的衣服，但我入狱时衣服很少，只能要求监狱与我家里联系要衣服。一次，公安人员给我送来一包杂乱的衣服，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件任敏的睡衣。我心头一惊，知道情况不对，如果任敏在家里的话，不会把自己的睡衣放入。这以后，我一想到家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在焦虑中常有深深的歉意。一年以后，任敏被公安局放回家，才开始给狱中的我送东西。第一次她托人带进来一包麦乳精，几个橘子。那时看守都比较和气，他还告诉我说，任敏就在门口，有什么事他可以传话。我就提出要任敏给我送上穿的汗衫等衣服。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忽然任敏又不来了。我心里正在犯愁，现在看到我哥的来信，知道任敏已经离开上海了，总算是去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说明没有被剥夺做人的权利。但是她为什么要到青海去呢？到青海什么地方，搞什么工作呢？想到这里，我心中又是茫然不安得很。

很久以后才知道，我被捕那天，公安局马上派了两男两女4人到我家里，先是要任敏交出胡风给我们的信件，接着是搜查，并在家里安插了监视人员。任敏当然意识到问题严重了。这种经验我们过去都有过。果然，不久有一个姓沈的同学来找我，那个同学是个公安部队的创作人员，通过上海作家协会介绍，派到复旦大学来跟我进修，经常来我家里聊天。那天刚一走进来就被盘查，他身上穿着公安制服，忙说明自己的身份，才被放回。可随后材料转到原单位，他被上海警备区关押了多半年，开除了党籍、军籍，戴上了“胡风分子”的帽子。1957年又因为“翻案”罪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他潜心研究佛教的因明学，后来当了哲学教授，并先后出版了两部专著。这大概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拉拢青年学生”的典型。另有一个姓王的学生，已经分配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他不知道我出事了，在单位听到了“反胡风”的风声，星期天就跑来告诉我。他做事有点冒失，一跑进门，也没注意旁边埋伏的公安人员，就对着任敏，指手画脚地说开了。任敏当时已无法说话，只能给他使眼色，他也全然不注意。结果话没讲完，被戴上了“给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的罪名，定性为“胡风影响分子”。1957年又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坎坷了30年。最惨的大约是泥土社老板许史华。他是说好来取稿子的，一走进来就被扣住逮捕。许史华原来也写诗，1947年曾经参加过我和尚丁他们组织的“我们的俱乐部”的进步文化出版活动。他办泥土社，支持了我们一些朋友的写作。他被公安局抓住，一关就是11年。他的太太是个苏州姑娘，人长得很漂亮，手面也很大方，60年代初被迫改嫁给一个山东老革命。许史华1965年出狱后，被分在一个新华书店工作。他先去丈人家找老婆，却给那个山东人骂着赶出来，他老婆在一旁不敢吱声，丈母娘还把他女儿也藏起来不让见。许史华一人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绝望而在住所上吊自杀。许史华与胡风的朋友关系较密切，恐怕也是在劫难逃，但因来我家而被捕，在我们夫妇心头上总对他怀着一份内疚之情。就这样，任敏被公安人员当了一天“守株待兔”的诱饵以后，也关进了专政机关。

先是审讯过几次，大约觉得她身上确实没有什么文章可做，就白白地拘留了一年多，什么结论也没有就把她放了出来，被安排到上海卫生出版社工作。1958年，上海机关开始动员人们离开上海，去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在暗地里流传着当时负责上海工作的柯庆施的一个说法，就是要把上海变成“五无”城市，把有问题的人统统迁离上海。任敏看情况不妙，就主动报名，到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实当时的形势明摆在那儿，我们的友人何满子、罗洛、杨友梅一个一个都被流放到了茫茫大西北。王戎的遭遇更惨，一天突然被专政机关叫去，在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直接送上开往大西北的火车，劳改去了。所以任敏作出这个选择，也算是“识相”，保住个体面离开卜海的样子。

P8-10

第一次读贾植芳先生的书，是那本有名的回忆录《狱里狱外》，读过之后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很少有人会有这样坎坷的人生，每换一个时代，都要受一次牢狱之灾——人生对他来说，真的是一场艰苦的考验和磨炼。然而印象深的还不仅是这些曲折的人生经历，而是那书里弥漫着的并非萧杀与悲情，而是悲悯和思考，是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的，也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更是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的……

读其书，想见其人，于是关于贾先生的各种轶事便自然而然地传到耳里，譬如他悼念朋友的有名挽联：“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虚假招牌。”悲愤、讽嘲、强项，既有鲁迅一脉的骨血，又有着深稔历史的智慧，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

没想到后来到复旦读书，便成了贾府的常客，前前后后，出入贾府14年，竟好像一晃眼便过去了。初次见到的先生，似乎便是心目中的那个样子：瘦、硬、热情、矍铄、强悍，饱经忧患，洞察世情，然而却淳朴、热诚；三教九流，一概热心接待，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架子，虽已至耄耋之年，却仍然极为敏锐，而且渴求新知，看的有些新书，甚至经常是我们这样的小青年都没来得及看的……总而言之，在他身上，似乎全然没有坎坷经历留下的阴霾。只是后来熟了，才留意到，谈话的间隙，先生有时会陷入深思，仰着头，目光看向前面斜上方——是独自的长长的沉思，有时手里的烟卷已燃出很长的烟灰也没注意到……那时的先生，便多了一些彼时还嫌年轻的我们不懂的东西，也凝定为我们心中先生的画像。

要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明白，在先生客厅里的闲谈，是我们并不算丰富的人生里极其珍贵的财富。

本书第一辑，题曰“人生漫笔”，选录贾植芳先生的生平自述和人生随感。贾先生的名言：“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品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步入晚年时，贾先生曾为《新民晚报》的《读书乐》栏目荐书，举出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歌德的《浮士德》、吴承恩的《西游记》5部书，说是“百读不厌，越读越觉得如嚼橄榄，其味无穷”。细心的读者，不难从这5部书中发现共同的人生考验和生命实践的主题，这一主题，其实也贯彻在先生的人生实践之中。本辑收录的文章，正是这一人生实践的一鳞半爪，然而管中窥豹，却也可见出贾先生生平与人格的大端。贾夫人任敏女士，与贾先生一生患难相守，先生写师母的文章《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也一并收入此辑。

贾先生早年学的是社会学，后来成为作家、翻译家和编辑，建国后成为文学专业的大学教授，此后虽然经受了二十余年的波折，“文革”后还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恢复重建筚路蓝缕。在坎坷而丰富的人生中，贾先生习学多门，从业亦多方，但不管是当学生，还是当作家、翻译家、编辑、教授，以他热情、豪爽、质朴的性格，身边最不缺的，就是朋友。这些朋友中，学生时代的同学，当作家时的同好，做教授时的同事，甚至吃官司时的同狱，从鼎鼎大名的名人到名不见经传的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林林种种，每个人都有一段自己的人生传奇，他们的生命既与他有一段交集，便都平等地走到了晚年的先生笔下，化为一段回忆，一段野史。这些暮年忆人的文章，选录入第二辑“旧雨新知”，读者从里面可以看出的，不仅是贾先生个人的交游史，更是民国及共和国几段历史的注脚，其中的生动细节与生命情感，或可为正史补充一点活人的气息。

贾先生曾一再引用梁漱溟《自述》中的自我评价：“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上的人”，并说：“其实这句话更适合于我。”然而，贾先生一生，蹲监狱之外的时光，主要做的工作，便是读书、写书、译书、讲书、编书，怎么说，都与学问脱不了干系。他也确实爱书，学生时代买书读书的热情不说，晚年坐拥书城，学生和客人借书，先生为人慷慨，一概帮忙，但却不忘备一笔记本，由客人自行一一登记在册，其宝惜之心，可见一斑。然而，先生读书，确乎与一般仅生活于书斋中的文人学者有所区别，涉及的时间空间，自然古今中外都有，涉及的领域，本业的文学之外，尤重历史、社会。阅世既丰，洞察世情，眼光自然也老辣，但不大做摇头晃脑之语，异于一般文人的酸腐，偶尔发为文章，也是直截爽快，却以丰厚做底，因有读书阅世的历练。这些文章，多半是借为各种著译作序的机会写出，晚年的贾先生自嘲为“写序专业户”，笑说进入暮年，为后辈作序，“以广招徕”，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本书选入的篇目，因多涉及中外历史、社会，题日“温故知新”，其实也是晚年贾先生读书作文的基本心态。

1948年深秋，改朝换代的前夕，贾先生第三次牢狱之灾也正在前面(被国民党特务以支持学生运动之名“捉将官里去”)，但此时的他当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而因友人之邀，把以前所写的类似于鲁迅《野草》的文字，收集起来，出了一本《热力》的小册子。这次一并收入第四辑“寒夜热力”中(并加入“文革”之后贾先生复出时写的两篇类似文字)，不仅仅是纪念的意思，也因其正是贾先生步入人生中途时的风姿：此前是漫长的坎坷与苦难，此后是一个新时代，“时间开始了”的欢乐、更大的历史的考验以及终于挨将过来的复活的喜悦，都在等着他去走过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路历程”，而194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贾植芳，把自己唯一的散文诗集题名《热力》，是在无边寒夜之中呼唤一点慰藉呢，还是出于对生命的信念？——联系他所私淑的鲁迅的《野草》题辞，一切不言自明。

2008年是多事之年。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的辞世，无疑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在时隔近一年后应东方出版中心之约编选这本先生的散文随笔选集，自然是因为这些文章仍有其继续存在和流布的意义，但在我们，也是借机表达对于我们有机会亲炙的一种精神和一种人格的感恩、敬意和纪念。那些燃烧自己的生命通过考验的人们，不仅照亮了自己，也一直在给予着他们后面的人们以光和热。

刘志荣 王光东

2009年3月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