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9月始的十年里，叶礼庭定期拜访伯林，同他一起回忆人生，重新经历他在俄国度过的童年、牛津的求学岁月、美国的外交生涯、对苏联的访问，以及不曾远离思想前线的学术生活。这不是一部用文献堆砌而成的人物评述，而是用伯林自己的回忆写成的思想传记。在本书中，你会看到伯林如何经历暴风骤雨的20世纪，度过诚实且负责任的一生，并且从这个世纪的灾难和成就中提炼出他回响至今的原创思想。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1947— ）当今世界具影响力、敏锐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一，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得主。叶礼庭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于2009—2011年间出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此前，他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顾问，提供人权、民主、公共安全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深刻洞见。其文章多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另著有《伯林传》《火与烬》《战士的荣耀》《陌生人的需求》等作品。1987年他的家族回忆录《俄罗斯相册》（The RussianAlbum）获得加拿大文学高荣誉——总督奖。

一 阿尔巴尼
二 里加， 1909—1915
三 彼得格勒， 1916—1920
四 伦敦， 1921—1928
五 牛津， 1928—1932
六 全灵学院
七 兄弟们， 1934—1940
八 以赛亚的战争：纽约， 1940—1941
九 以赛亚的战争：华盛顿， 1942—1945
十 莫斯科， 1945
十一 列宁格勒， 1945
十二 宗族， 1946—1948
十三 冷战， 1949—1953
十四 迟来的觉醒
十五 盛名， 1957—1963
十六 受困的自由主义者， 1963—1971
十七 沃尔夫森， 1966—1975
十八 回首， 1975—1977
十九 后记

中译本序
胡传胜
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以赛亚·伯林可以说是既无做
大师的抱负，也自认没有下过大师的苦功，却在有生之年
成为当之无愧大师的人。对那些寻求以思想改变世界的思
想家来说，伯林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卡尔·马克思
》使他一举成名；50年代关于自由的几次讲演更使他名声
大振；1979年，在他七十寿辰的时候，第一部纪念文集《
自由的观念》编辑出版，内收哈特、泰勒、威廉斯等人的
文章；1991年，第二部纪念文集《以赛亚·伯林：生日庆
典》编辑出版，内收罗蒂、泰勒等人的文章；70年代以后
，他几乎就是在不断的获奖与致辞中度过的。他的许多名
篇竟是答谢词，如作为他一生思想总结的《理想的追求》
。他一生共获英美二十三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获得
文学、道德、人权等方面的国际奖项。
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中，伯林的印记是
明显的。在强调自由高于平等、个性高于群体的冷战式自
由主义转向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一种时代精神；
他是当代多元主义，特别是从价值多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
义的最有力倡导者，而这种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晚近实践哲
学的纲领。特别是在英美，伯林的思想态度与思想方向已
经深深融入潮流。格雷承认，他的思想受惠于伯林之处是
不能尽言的；罗尔斯则承认，《正义论》的基本假定，即
良序社会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
形成共识的社会，之所以是不现实的，就是因为没有认真
考虑伯林的学说。
然而伯林本人出奇地低调，他说自己一直被过誉。越
到晚年，他越有虚度年华的感觉。就像前一世纪的自由主
义大师阿克顿一样，他一直为没有自己的鸿篇巨制而深有
失败感—他一生篇幅最长的著作是他在三十岁时写下的《
卡尔·马克思》，其余的都是文集。这些文集并不是像我
们一般所谓的论文那样“做出来的”的，而是面对广大公
众被激发出来的。在学术分工极端细致的今天，那些写作
书斋式哲学论文的学者们羡慕伯林的才华，羡慕他信手拈
来的妙语和灵光一闪的思想火花，伯林却无疑羡慕他们的
材料功夫和严密论证。
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别人眼里，伯林都不是一个独创
性的思想家。如果独创性意味着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式的发
现世界，或意味着找到一个人类生活的至上原则，然后在
所有的领域发挥这种原则的话；如果独创性意味着像维特
根斯坦和胡塞尔那样，独出机杼发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
哲学语言的话，那么，伯林的确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
。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如果我们处
在他那种思考环境中，体会他的思考方向，我们也就会原
谅甚至欣赏他对独创性的拒绝。独创性在纯粹理性中也许
是一种美德，在实践理性中却可能是一种邪恶。伯林一生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于审视为什么独创性的、书斋式
的哲学或社会思想，用于改造人类现实时，会导致灾难性
的结果。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后果来检视大观念，暴露出
大观念的残酷本性，揭示人的一种现代境遇，在这方面，
伯林是无与伦比的。伯林不是在人类观念的疆域中向外开
拓的思想家，而是对观念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发展的是
一种关于观念的观念。
鉴于深刻的、试图彻底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那些观念
对人的生活是毁灭性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
论：对观念施以猛烈的压制也许是个好办法。但伯林说，
这是最糟糕的方法。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
压制所有的观念。所有对观念的压制，必然是用某一种绝
对观念压制其他观念，从而让这种观念或者基于这种观念
的某一生活方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在伯林看来，再没有
比这种做法更危险、更有辱人类自由本性的了，因为这意
味着关闭人类所有的选择，只留下一条出路。
观念的冲突是价值的冲突，是人的本性的冲突。我们
，或者说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天生就追求不一致的
目标，有着不可通约的关于人生与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大
观念的起源。对观念的压制，对以观念为媒介的价值和生
活方式的压制，也就是对人性的压制。
通过对观念的检视，通过将观念史与人类史对照，伯
林给了我们不同于启蒙主义，也不同于19世纪主流思想家
的关于人性与社会的想象。他是反启蒙的。在价值、善或
生活方式上，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没有人比他更远
离普遍性。没有确定的人性，人类没有确定的未来，历史
并不是一种走向至善的进程；不存在全部的善都结合在一
起的状态，当我们强调自由的时候，就有可能损害平等，
反之亦然。用他自己的格言来说，“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
存在的，人类注定要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带
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可以说是典型的20世纪思想（与
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大观念或意识形态—社会运
动相对照）。伯林是把这种思想说得最深刻也最雄辩的人
。
在多元论的框架中，自由或解放受到了新的审视。从
启蒙运动到19世纪的社会运动，自由或彻底的解放都意味
着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的境界。如果

以赛亚·伯林有着多重身份和传奇的经历——生于俄国，犹太血统，英国学者。作为20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与各界的许多名人都有交往。
这本根据大量资料和伯林自己口述写成《伯林传》，记述了他如何在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并对自由和多元主义等重要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
传记作者叶礼庭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欣赏伯林的思想，但对其弱点也不加回避。正是伯林身上这种人性的真实让这本书和这个人散发出永久的魅力。

他从来没有写过日记，也不愿意考虑自传的问题。他
觉得专注于自身是一种无聊的行为。他的座右铭是“在我
身后任凭洪水滔天”。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努力把自己的生
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是在1987年作为他的传记作者进入
他的生活的，我的职责是在他回忆往昔的时候对他加以协
助。一开始他保持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只是用老套的办法
讲着那些老故事，几年之后，他才脱离了那些陈腐的习惯
，开始进入他始终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话题。在阿
尔巴尼他的房间里那些漫长的录音过程中，我曾经向他提
出了关于他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一个并没
有体验过生活悲剧的人怎么会如此强调悲剧性选择，又怎
么会对那些深受内在矛盾折磨的人们表现出如此惊人的移
情能力。他的回答十分轻快：“我的生活与我的观点是相
反的……我相信所有的选择都是痛苦的，而不是说选择对
我个人而言是痛苦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作
品所显示的东西就不应当归功于他的生活，而应当归功于
他对他人生活的想象力。
当我问起他平静、神秘的幸福生活时，他镇定而淡然
地回答说，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是一个肤浅的人。“我
的生活方式比别人想象的要浅薄得多。”因此，他想让我
明白，他的生活证明了活得轻松的好处。
他为自己在七十大寿前获得的耶路撒冷奖所写的文章
，结果成了他在广义的学术自传方面所做的唯一一次大胆
尝试，这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拧成他的生活之绳的三条主
线——俄国的、英国的和犹太的——他将这三者融为一体
，形成了他独特的身份。他所热爱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和
屠格涅夫使他对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让他感受到
他们身上那种毫不逊色于自然或是社会制度的征服力量。
同样来自俄国传统的还有对知识分子本质上所具备的劝诫
和道德功能的认识。他从英国方面获得的则是经验主义，
亦即深信世界就是我们的感官认为它所是的那种样子。那
些对英国托管有着痛苦记忆的耶路撒冷听众对此或许会觉
得不高兴一一他同时又将自身政治信仰的全部内容归因于
英国对他的影响：宽容、自由讨论以及对他人意见的尊重
。至于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主线，他对他的耶路撒冷听众
们说，他的自由主义为人类寻求归属的需要提供了如此广
阔的空间，这一点应当归功于犹太教。启蒙哲学家们认为
人们可以按照抽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以
及他称之为“理想但空洞的教条国际主义”来生活的想法
是错误的。他接着说：“对于自然形成的关系的否定在我
看来虽然高贵，却是不正确的。当人们抱怨自己孤独时，
他们的意思是说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理解需要有
着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感受和语言、共同的设想以及进行
亲密交流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就是要具有共同的生活
方式。”他说，做一个犹太人就意味着对这种孤独有着一
种特殊的理解，同时也意味着了解人们是多么深切地需要
属于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归属不仅仅是对于土地和国家
政权的占有；它其实是被人理解这一状态本身。
他对获益于本民族的东西进行了理所应当的颂扬，但
是他知道自己在以色列未必就会比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得
到更真切的理解；甚至他本人未必就能特别理解以色列。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遭遇的
一切让他的心情越来越困惑、愤怒和沮丧。自从1937年的
皮尔委员会成立以来，他就一直相信分治是有利的，到临
终时，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两国制复国主义者，既承担着对
以色列国的责任，又致力于与巴勒斯坦人共享土地。实际
上，这种状况恰恰体现了他本人的哲学观点：相互竞争的
善之间的冲突是道德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在双方具有同等
效力的自决权的冲突中，除了以色列将被占领土的相当大
一部分割让给巴勒斯坦政府以外，他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
法。这种始终如一的信念让他站到了反对贝京和沙米尔政
府一边。在采访中，在写给以色列朋友们的信里，他温和
地表示赞成“目前的平静”，但是采取激烈的公开立场并
非他的天性，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始终相信凡是来自外界
的意见，哪怕是由一个犹太人提出来，也必定会遭到拒绝
。尽管如此，觉得自己并没有明确表示立场的想法仍然让
他觉得问心有愧。
……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音乐是从他过去听过的各种
各样乐曲中选出来的，唱诗班领唱者的挽歌、伊萨克·斯
特恩演奏的一首巴赫的萨拉班德舞曲、选自贝多芬的四重
奏(作品第130号)的行板以及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在寂静
的汉普斯特德犹太教堂演奏的舒伯特B小调奏鸣曲里的中速
行板。钢琴家对这位他曾经希望是自己父亲的人的赞美饱
含着那些爱他的人们在对他的哀悼中无法表达的一切。当
余音袅袅散去，教堂里的人们鱼贯走上北伦敦冬日的大街
时，许多人的心都被一种共同的不祥之感攫住了——没有
以赛亚对他们所作的评价，这样的事件就永远不会变得完
整。我们在离开一个重大场合的时候，第一次享受不到过
去在这类场合结束时必不可少的听到他的耳语声的

叶礼庭奉献了一部思想家传记的典范之作。他在
明晰解释伯林工作的同时，绘出一幅生动传神、活灵
活现的重要人物肖像。
——《纽约时报》
叶礼庭写出了一本有趣而迷人的传记，其主人公
活出了有趣而迷人的一生。
——《洛杉矶时报周日书评》
为一位堪称他那个世纪首屈一指的自由主义哲人
造像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叶礼庭的描写不负使命。文
笔流畅清晰，传记资料的权衡细致审慎。他与伯林合
作十年之久，最终作品既没有吹捧美化的痕迹，也没
有批判观点带来的扭曲变形。
——《波士顿环球报》

阿尔巴尼
阿尔巴尼位于皮卡迪利大道旁一间小小的马车房背后，哈切兹书店和福特南与玛森百货公司的对面。它建于18世纪晚期，是那些在乡间有自己的地产又想在城市里有一个落脚点的有钱人的住处。在通向花园的狭长大厅里有一座拜伦的胸像，1816年他曾经在这里住过。墙上还挂有饰板纪念墨尔本勋爵、埃尔顿大法官和帕默斯顿子爵等维多利亚时期的知名人士。英国所有清一色由男性成员组成的机构—公立学校、牛津和剑桥各学院、伦敦的俱乐部以及律师学院—都有一种家族相似性，阿尔巴尼也属于这个家族：高高的走廊简朴肃穆，带着冷冰冰的味道；脚下是闪烁的嵌花瓷砖；墙上高挂着磨光的墙板，开列着上至1799年的历任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名单。
沿着在花园中蜿蜒而过、为枝叶所掩蔽的木板小径走到尽头，就来到了伯林的房间。透过窗框，在层层窗帘之间，可以看见绅士们在客厅中喝茶。伯林终其一生都是在类似这样的地方度过的—在带有英国机构特权痕迹的高墙拱卫的花园中，以及有着高高落地窗的房间里。
给我开门的是伯林本人。他没有拒绝我用俄国人的方式吻他：两边脸颊各一下，然后再来一下。这算是对我们共同的俄国血统的声明，我每次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会很郑重地这么做。他永远穿着那件朴素的深色外套，里头是扣上纽扣的背心，再配上一条翻边的裤子。衣服样式保守，料子却是上好的精纺毛料。他的黑色系带皮鞋擦得很仔细，由于年深日久而有了细微的裂纹。他一般总扎着一条带黑便士邮票图案的领带。他的背心口袋上挂着一根链子，链上吊着一副长柄眼镜般的玳瑁放大镜，用来加在眼镜外面阅读小字体的文章。
他把我领进了一间舒适的屋子，从这里能看见外面的小径，墙上挂着一套精致的18世纪法国铜版画。壁炉架上摆着一排凸印着姓名的精美请柬。他慢慢地在壁炉旁边一张破旧的白色安乐椅里坐下。电话在他的肘边不时响起。每当电话响时，他都会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先是咕哝着：“好的，好的，请稍等。”然后把电话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从背心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把眼镜推到眉毛上面，把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翻着记事本，稍加考虑，然后说：“星期三下午三点。”在记事本上潦草地划几笔，重新把本子放进口袋，放下电话，这才眨眨眼对我说：“我们说到哪儿了？”他的社交网远至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既有同龄人，也不乏忘年交，包括学术、出版、政治和艺术等各界人士。现在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与他的社交圈中的阴谋、戏剧、争吵与和解保持同步。
他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溜盛有盐腌杏仁和一种芬兰式脆面包的罐头，他在出席晚宴的时候就把它们装在衣服口袋里兴高采烈地带去。在离他的椅子最近的书柜上堆着一大堆巧克力。他嗜吃零食，坐着的时候身子前倾，右手在那堆罐头里翻来找去，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把坚果和巧克力往嘴里扔。他的左臂则弯曲着，挨近身体。
在罐头的旁边总有一本刚出版的书，一般是某个以前的学生的作品，（他叹着气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读了。”）还有他自己的一大堆手稿，经过他的编辑亨利·哈代的修订，正等着他做出反应。（“我连自己写的东西都读不下去，更别提其他人的了。”）不过，每天早上他都会如饥似渴地细读《泰晤士报》。讣告栏里，一张张面孔仿佛还在注视着人们—某位上议院司法议员的夫人，物理学教授，还有一次是他爱过的一个女人。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流连：“她虚伪至极。虚伪至极。可是又可爱至极。”然后摇头道：“到我这样的年龄，所做的一切好像就是参加葬礼。”我用揶揄的口气告诉他，在巴黎，人们说：“Mais Berlin est mort，n'est－cepas？”（法语：“可是伯林不是已经死了吗？”）他微笑着回答：“可能是吧。”
在30年代的照片里，漫步于马格达伦花园或是站在全灵学院方庭中，为一道斜斜的光线所照亮的伯林，身材微胖，肩膀不宽，穿着三件套，一头黑色的鬈发，黑眼睛，戴着厚厚的眼镜，右手托着左肘。他总是不正面面对镜头，或是摆出假装严肃的姿势。和他相识最早的老朋友们说他几乎没有变。斯蒂芬·斯彭德对我说：“一头小象，始终是同一头小象。”在1910年里加一位上流社会摄影师为他拍下的最早的照片里，年仅一岁的他已经有了一双惹人注目的眼睛—又大又黑，顽皮而聪明，总有一种愉快的表情。身为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中受宠的独子，他始终保持着这种与生俱来的信心。八十七年后注视着世界的仍然是同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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