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代的包青天，在我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如果说在之后的元代还有一个类似包青天式的历史人物，其人其事恐怕就鲜为人知了。本书向读者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苏天爵。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苏天爵所处的时代已经远远过去，但他留下的东西值得后人借鉴和发扬。把苏天爵其人其事介绍给读者，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历史人物，昭示一种亘古不变的道理——为政之基在于民，为政之德在于廉。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营养，以勤廉兼优的历史人物为榜样，延续苏天爵孜孜不倦、勤奋学习的精神；执法如山、忠于职守的风格；不徇私情、廉洁奉公的态度；心系群众、体恤民情的情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廉洁勤政的模范。

苏天爵（1293—1352年），真定人，他性格直爽，言无顾忌，为官办事认真，能体察百姓疾苦。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期间，到湖北考察断案，不顾道路僻远难行，气候炎热潮湿，每一案件都细心追究，以事实为根据纠正了许多冤案错案。他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刚正不屈，不畏权势，揭露惩治了很多徇私枉法的贪官污吏，被京城人民称为“元代包公”。

苏天爵不仅长于吏治，而且学识渊博，他的文章平易温厚，擅长记叙，风格独特。他收集了碑志、行状百余篇，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十五篇，《国朝文类》七十卷。文中记载了元朝的制度和文物，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著作还有《诗稿》七卷、《滋溪文稿》三十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亭笔记》二卷。苏天爵也是一位图书收藏家，在其家乡真定安丰里建有别墅及亭园。别墅称“滋溪书屋”，藏书很多，园内建有“春风亭”，是文人雅士休闲之处。

引子

第一章 不凡少年志凌云 勤学博览奠慧根

第二章 初试锋芒冠群儒 才登仕途却丁艰

第三章 执法如山铁黑脸 公正判讼雪沉冤

第四章 荐贤用能惩奸贪 政绩卓著万民欢

第五章 宦海沉浮初罢官 舒啸台上常舒啸

第六章 辞官归养再还乡 呕心沥血著华章

第七章 政治腐败红巾起 花甲老臣坐大蜡

第八章 陵墓香火接天际 廉吏英名传千秋

第九章 后世流言损美名 纠偏勘误正视听

附录

 附录一 传记

苏天爵传

 附录二 诗词

国子祭酒苏公画像赞

湖广省参政苏公画像赞

丞相史忠武王画像赞

文丞相画像赞

春露亭辞

祭默庵先生墓文

鹤寿堂诗（并序）

甄处士访山亭辞

送同知任君玉西归

送都元帅述律杰云南开阃

送南宫舍人赵子期出使安南

赋苏伯修滋溪书堂

滋溪书堂诗

苏伯修滋溪书堂

苏伯修右司滋溪书堂

题滋溪书堂

题苏伯修滋溪书堂

滋之水

题伯修春风亭

春风亭歌

题春露亭

苏伯修先生墓

舒啸台怀古（一）

舒啸台怀古（二）

 附录三 散文

燕南乡贡进士题名记

志学斋记

滋溪书堂记

春风亭记

舒啸台记

苏伯修藏书室铭

《河朔访古记》两则

 附录四 考古

新城铺发现苏天爵墓志

苏天爵先人墓碑龟趺座残件

 附录五 评介

元朝著名学者苏天爵

断狱高手苏天爵

跋

第一章 不凡少年志凌云 勤学博览奠慧根

从真定府往北，有一条直达元大都北京的千年驰道（即驿道，俗称官道、大道）。在这条驰道约40华里处，人们会看到一个大邑镇，这个大邑镇就是现在的新城铺村（时称“新市镇”、“伏城驿”、“四卜里铺”、“新城”，为与下义的“新城铺”之名相一致，本书统一用“新城铺”之名）。

越过老磁河后，再北行数里，在高高的南城门雄浑的身影下，一座古老的城镇便会映入人们的眼帘，这座千年古城重镇就是苏天爵的家乡新城铺。

古城南外150米处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河沟，此河沟俗称“葛家沟”，河沟上建有一座汉白玉石桥，跨过石桥，便是巍峨的新城铺南门城楼。

越过石桥和南门，地势渐高，形成一个缓坡，这一片高坡处于村落中央，占尽了天时地利。这条千年驰道径直从新城铺村中穿过，穿村而过的这段驰道，村人习惯叫“大街”。就在这大街西侧的高坡上，坐北朝南兀立着一座偌大宅院，远远望去，高高的错落有致的青砖黛瓦起脊房舍在绿树掩映下，越发显得古朴自然、庄重大方，这就是苏天爵的家（根据各种形迹考证，苏天爵家府第方位当在“大街校”处）。

其实，苏天爵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唐朝宰相苏味道（公元648—706年），苏味道死后葬于唐时赵州栾城西北9公里处，即今之苏丘。

唐末五代时期，天下大乱，苏味道的后裔开始徙居邻邦。迁居在常山郡的这一支，人脉最盛。

宋代苏洵、苏轼、苏辙即苏味道的后世子孙。

金代，作为苏氏家族的一个支脉，苏天爵的先祖们曾一度迁居于河南，金朝灭亡后返至真定。他的先人们曾居住在真定故城（真定故城即真定旧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东垣县改称真定县，治所即今石家庄市北郊东古城村，史称真定故城；隋大业元年[605年]，真定县治所移至滹沱河北岸，即今正定县城，是为真定新城。——编者注）东垣东街，只因先祖们怨恨滹沱水患频仍，交通阻隔，加之对新城铺这座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春秋战国时期鲜虞国首都的无限向往，于是便毅然举家北迁到这座古镇，安家置业，定居在这文物众多、人文荟萃而古色古香的新城铺。

苏天爵就诞生在这个古镇中。乡邻们认识他，还是最先从他的哭声开始的。

天爵出生时，正是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阳春三月，恰逢一场春雨过后，空气清新，草木葱绿，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腾。这时，刚呱呱落地的小生命不管一家人如何喜上眉梢，只顾自己扯着嗓子拉着长音哇哇大哭，这洪亮的哭声传遍了四邻八舍，乡邻们知道——苏家大喜了。

苏家虽是官宦殷富人家，但全无为富不仁之举，苏家对生活困难的邻居乡亲经常扶助和帮衬，与乡邻相处得和睦融洽。对厨师、杂役等雇工也都平等相待，从不歧视。因此，当听说苏家喜添贵子时，乡亲们纷纷带上挂面鸡蛋前往苏府登门道喜，大家都夸这孩子命好福大，将来一定会像其父一样建功立业造福于民。

提起苏天爵的先祖，尤其是他的父亲，那可真是赫赫有名。

苏天爵的曾祖父苏诚（天爵常尊称为“高王父玉诚翁”），青壮年时代曾投身军旅，长期的军营生涯养成了他那耿直豪爽、不畏强暴、敢做敢为的性格。当时，新市镇（新城铺）一带的豪强恶霸、地痞流氓经常扰乱治安，为害百姓，以至于人们一听说恶霸团伙要来时，全家老小赶紧逃往外乡，谁也不敢留在家里。而苏诚不但敢把老小安养在家中，不让其遭受颠簸之苦，还保护四邻八舍乡亲们的安全。豪强们都对苏诚望而生畏，对这个爱打抱不平、除暴安良的铁汉十分惧怕。

苏天爵的祖父苏荣祖（天爵常尊称威如先生），从小拜本乡一位姓贾的先生读书，经史、阴阳、卜筮无所不学，尤其对历算很有研究，是远近闻名的学者。苏荣祖曾一度监理真定税务，不久便辞职了。

天爵的父亲苏志道，字子宁，凭着出众的学问和人品，早就被朝廷委以重任。苏志道每到一地公干，他的政绩都很突出，深受百姓拥戴。

苏志道是以吏起家的，起初，他在真定县衙充任一般官吏，后逐步升至京城。在尚书省任中书掾期间，他忠于职守，对政务认真负责，从不随波逐流。苏志道常年从政，经验丰富，他曾快刀斩乱麻处理过江南著名的白云宗狱案，声誉极高。苏志道虽久居官场，政务繁忙，但他爱好读书，常手不释卷。苏家的滋溪书堂藏书本已十分丰富，但苏志道仍先后购书万余卷，以充实书堂。

当正在外地忙于公务的苏志道得知自己喜得贵子时，他马上日夜兼程赶回新城铺家中。

苏志道端详着襁褓中的爱子，喜不自禁地捋着胡须，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一定要给儿子起个好名字！”

其实，刚一听到喜讯时，他就开始思考起名之事了。几经揣摩后，他决定：儿子名“天爵”，字伯修。“天”即苍天、天穹之意，象征着心胸博大宽广，天无私覆；“爵”即官，“天爵”之意是：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替天行道，护佑黎民，做一个对得起苍天的好官；其字“伯修”，“伯”即“第一”之意（依弟兄排行次序），“修”即品学修养，“伯修”之意是：希望他做一个品学修养名列前茅、出类拔萃的人。

“名”和“字”都起好了，小满月的日子也到了。为了答谢众乡邻，苏志道连摆三天喜宴，款待乡亲们，并在家门口搭起戏台，请来真定府著名杂剧戏班，一连唱了五天大戏。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三年。在父母亲精心哺育下，幼年的天爵聪明伶俐，十分讨人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天爵模仿力、记忆力非常惊人，大凡儿歌童谣一教就会，就连《三字经》、 《千字文》、《百家姓》、《名贤集》以及唐诗宋词等，他都脱口成诵。

“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在天爵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烙印。因此，平时每遇到有好吃的，他总是先让着兄弟姐妹们吃。

天爵五岁就开了蒙，六岁时，他便开笔学做诗文了。到了七八岁，其爱好更加广泛，读起书来爱不释手，有时竟废寝忘食。母亲问他为何要这般勤苦，他总是说要赶超三国时的曹植。

相传魏文帝曹丕为与弟弟曹植争权夺势，曹丕借故令曹植必须在迈出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来，否则就要杀掉他。才华横溢的曹植立即吟就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五言诗。（《世说新语·文学》所载本诗为：“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天爵对曹植在其兄限定的七步之内脱口吟就“七步诗”，从而制止了兄弟相残悲剧的才智和义举十分钦佩，并把“煮豆燃豆萁”之诗当做千古绝唱背得滚瓜烂熟。在天爵幼小的心灵中，曹植成了他崇拜的偶像。

一天，吃过早饭，天爵正在庭院中大声朗诵诗文，忽见母亲领着一位身穿长袍大褂的长者来到家中。天爵细看，长者高高的身材，戴着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显得十分老成持重，很像学识渊博的私塾先生。

正愣怔问，就听母亲道：“爵儿，快过来给先生叩头，这是给你请来的安先生。”

天爵一听，果然是尊师来了，马上整整衣冠，像模像样作揖道：“尊师在上，请受学生一拜！”

自此，天爵在安先生指教下，学业更见长进。渐渐地，天爵知道自己的老师就是藁城博学大儒安熙先生，心中更是尊敬有加。

天爵的老师安熙先生，姓安名熙，字敬仲，号默庵，藁城人氏。他一生不屑仕进，居家教学几十年，弟子常至百人，是闻名遐迩的学者。他笃信程朱理学，知识渊博，满腹经纶。苏天爵在这位理卷名儒的训导下，思想上也深深打上了程朱理学思想的烙印。

天爵读书习字的书房其实就是他的卧室，自打安先生来后，所学的课程也日渐增多，除背诵经史外，还逐渐增设礼（古今礼典）、乐（音乐常识）、书（写字技法）、数（算术）、律（律法规则），射（习射弓弩）等学科，斗室显得越来越窄。此时，正好父亲返乡休假，天爵向父母提出修缮先辈们留下的破旧“滋溪书堂”的想法，父母欣然同意，决定马上召集能工巧匠，动工修葺。

滋溪书堂就在僻静宽敞的后院，是苏天爵的曾祖父苏诚给子孙们建造的读书之所。修葺时，对书堂的架构未做任何“增损”，重修完工后的滋溪书堂仍然是“三楹”结构，面阔三问，宽敞明亮，原汁原味，古色古香。所不同的是，在原有藏书的基础上，加上新购的数百卷书籍，直把四周几个书橱摆得满满的。

一天，天爵父母陪同安先生来观看新滋溪书堂。安先生下意识地指着书堂门楣上方“滋溪书堂”匾额，考问天爵“滋溪”二字有何深意。

天爵略加思索，回答老师道：“‘滋’字是积聚之意，就是要持之以恒地、日积月累地增加充实自己的学识；‘溪’原意是千万条涓涓细流，这里代指方方面面的浩如烟海的知识。”天爵接着又分析道：“这‘滋溪’二字还有一层含意，这就是：因t滋溪书堂’坐落在村南的老磁河和村北的新磁河（俗称木刀沟）之间，‘磁河’又称‘滋河’，平时不见水流，系暗溪伏流，我要像这潜伏的小溪一样，默默无闻，埋头读书，深默苦学，积聚才智，以期来日报效国家！”

天爵话音刚落，安先生便击掌称妙，高兴地对天爵父母道：“人们都夸天爵这孩子人小志大，果然名不虚传呐！伯修汲汲然至不知饥渴，日后必为国家栋梁！”

听到老师夸奖，天爵腼腆地向老师道：“谢谢老师鼓励，学生这里还为滋溪书堂草拟了一副对联，但只是腹稿而已，请老师指教。”

安先生一看，只见上联为“千湖为墨尚嫌少”，下联为“万竹做笔不觉多”。安先生觉得此联句式工整，对仗严谨，平仄准确，富有韵律，不觉心中窃喜。

安先生和天爵父母满意地相视一笑，没有言声。这惬意的一笑，其实就是对天爵的赞许和褒奖。这时，天爵父亲苏志道又殷切地嘱咐道：“吾儿如饥似渴，广求知识，为父甚是欣慰，只望爵儿永不自满，真正把自己的学识像‘滋溪’一样，默默积聚成知识的海洋。”

自此，天爵一头扎进滋溪书堂，如鱼得水般地遨游在书海里。苏志道见天爵如此爱书嗜学，平时只要有剩余的薪俸，也总是给天爵买回大批书卷，因此滋溪书堂的藏书也日渐丰盈。

一天上午，天爵正在“之乎者也”地高声诵读《论语》，忽见后院角门边怯生生地蹲着一个七八岁的少年。只见他衣衫破旧，蓬头垢面，手中拿着一根小木棍儿正在地上练习写字。天爵放下书卷走出书堂关切地问：“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字？”

少年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答道： “我就在你家西边住，叫颜冬生……”

“你是不是很想读书哇？”天爵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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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宋代的包青天，在我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如果说在之后的元代还有一个类似包青天式的历史人物，其人其事恐怕就鲜为人知了。本书向读者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苏天爵。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正定县新城铺人。苏天爵在元代具有广泛影响，其事迹《二十五史·元史》和有关史料中都有记载。他在24岁的时候就经过极其严格的考试选拔，在就读的国子学公试时“名列第一”，遂开始了其历时34年的从政生涯。元代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全国每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汉族人不过两人，苏天爵能做到脱颖而出，实在是难能可贵。苏天爵入仕后的官职像走马灯似的不断转换和升迁，也几次遭遇到罢官贬黜，先后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二十几个，直到因病死于任上。所幸的是，苏天爵在世时就因为官清廉，秉公执法而被称为“包公第二”、“元代青天”。苏天爵受到世人如此赞誉，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是从官职上看，苏天爵从政生涯中担任过的二十多个职务中，有关行政监察的职务就有8个，负责平反冤狱、监督百官、奏疏上谏，这与宋代包拯主要担任的通判、监察御史等职责大致相当。其二是从作为上看，苏天爵一生昭雪冤情、惩恶肃贪，办理了不少疑难案件，弹劾了很多大小官员，因其处事果断，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断狱如神，得到了官场和百姓的普遍赞誉。有的典型案例记于史册，有的被改编成戏曲，至今还在部分地区民间流传，这与包拯也颇为相似。三是从品性上看，苏天爵不畏权势、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皇亲贵胄他敢碰，贪官污吏他能除，这与包拯又是如出一辙。因此，与包拯类比，称苏天爵为元代的包青天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所谓的“青天”从本质上还应该是封建体制下的官僚。不过，他们用自身良好的德行在政治上为腐败的官场风气吹进了一缕清风，一方面担当了维系江山社稷的大任，一方面承载了黎民百姓的热切希望；一方面形成了冲击旧体制官僚作风的健康力量，一方面树立了社会仿效的道德楷模。对他们的历史功能和历史贡献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无论是对待宋代的包拯、明朝的海瑞、清朝的于成龙，还是元代的苏天爵，都应该是这样。

古往今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对一个好官僚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看他是否忠君报国，一条是看他是否清正廉洁，特别是看他是否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以这样两个标准来衡量，苏天爵是当之无愧的好官。尽管苏天爵在从政生涯中也曾有过被罢黜的历史，但这种罢黜并不是因为与统治阶级离心离德、贪赃枉法、玩忽职守或者能力不逮，而是由于其刚正的态度和藐视权贵的风骨。由于其过于执著地履行职责而得罪了王公贵族，触犯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这正说明了独树一帜的苏天爵是为腐化的官场风气所不容，为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所排斥，而其自身忠君报国、为民请命的政治志向从来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苏天爵一生没有活过60岁，他是在第二次担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在职去世的。当时正是红巾军起义如火如荼的当口，朝廷派他前去弹劾，这使得苏天爵陷入极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是朝廷要员，不能不听从皇帝的指派，领命镇压农民造反起义；一方面，以他的政治阅历和社会经验，他当然十分清楚面对的“敌人”是怎样的一群人，那些他曾经深切关怀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穷苦农民百姓不到穷途末路、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会揭竿而起的！苏天爵就是在职责与道义之间的巨大冲突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元史中对苏天爵的死因作了“忧深病积”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死在与农民起义军作战的一线上，不能不说是苏天爵这样的清官的悲惨结局。

当然，人们对清官的推崇更多地来自于对他们道德操守的敬重。大凡清官，他们在官场上往往是孤独的，朝廷所谓的“重用”，也往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然而，清官的独特魅力在于，他们的人格已然臻于完美，道德近于完善，行为超凡脱俗，俨然成为特立独行的美好与正义的化身。在关于苏天爵事迹的历史资料中，我们虽然看不到更多的溢美之词，但是从他履行职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办事为政的宵衣旰食、夙兴夜寐，惩治腐败的坚决果断、毫不留情，为民请命的侠骨柔肠、体恤怜悯，仍然能够窥见得他宽广丰富的情感世界、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正直善良的人文关怀、质朴高尚的个人操守。清官的道德境界与行为方式已经超然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所以能够得到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普遍敬仰。这样的历史人物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能使人们心中油然而生敬佩与感动。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苏天爵不仅仅是一个为政清廉的好官，也是在历史上很有名望的学问家、思想家。他自幼博览群书，博学强记，史学、文学的功底十分深厚。在国子学读书时，即以“力学善文”知名，步入政界后仍然“嗜学不厌”。在苏天爵中年时期，元代著名学者马祖常曾经预言，苏天爵将在10年后担当起弘扬“斯文”的大任，果然被他说中。元朝末年，“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苏天爵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史学上，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国朝文类》等著作，参与过元朝很多文献史籍的整理、修改、编纂。他对史学编纂著述的态度十分严谨，尊重史实，决不以主观好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或粉饰、或歪曲、或褒扬、或诋毁。在文学上，苏天爵也有显赫的成就，他著有《滋溪文稿》一书，至今还在印行。该书共收各体诗文325篇，文笔简洁，文风厚重，其中记述的人物和事例，不少具有史学的参考价值。从这一点上也可以反映出苏天爵在政治上的建树与治学上的严谨、处事上的风范是高度一致的。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当历史的脚步匆匆走过，来到万物勃发、欣欣向荣的今天时，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古人熠熠生辉的形象。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构建和完善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框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任务更加繁重。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明确，凸显了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元代包公苏天爵》一书的出版，无疑为反腐倡廉文化建设做出了一点努力和奉献。应当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苏天爵所处的时代已经远远过去，但他留下的东西值得后人借鉴和发扬。把苏天爵其人其事介绍给读者，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历史人物，昭示一种亘古不变的道理——为政之基在于民，为政之德在于廉。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营养，以勤廉兼优的历史人物为榜样，延续苏天爵孜孜不倦、勤奋学习的精神；执法如山、忠于职守的风格；不徇私情、廉洁奉公的态度；心系群众、体恤民情的情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廉洁勤政的模范。

是为序。

中央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组长

朱保成

2008年10月

很早以前就想编撰一部歌颂清官和反对腐败的书，更希望这本书能像一员反腐败斗士一样，积极投身于全国日益深入的反腐倡廉大潮中。

今天，在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精神指引下，为落实“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元代包公苏天爵》一书终于应运而生了。

《元代包公苏天爵》定稿之时，恰巧是“国家预防腐败局”揭牌成立之日，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此书的问世，上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反腐倡廉战略部署，下顺全国各族人民的反腐呼声和强烈愿望，同时也圆了作者为反腐败斗争尽点力的夙愿。

《元代包公苏天爵》一书的出版发行还有“两得益”，即：一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日益深化的反腐败战略方针和决策；二得益于中央纪委、监察部、预防腐败局等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谨向对《元代包公苏天爵》一书出版发行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央纪委、监察部、预防腐败局等部门领导表示衷心感谢！

对为本书作序、题词、赐写书名的各位领导和书法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书中难免疏漏和差错，还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点迷津，批评斧正。

让我们上下同心、携手并肩，共同创造出一个青天湛湛、日月朗照、官清民顺、和谐安康的美好大家园！

作者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