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莉说，小景哎，你说我长这么大，连红砖房都没住过，怎么一下子就发福了呢？有了自家单独的厨房有了单独的水管连单独的厕所都有了，还住得天一样高，专门有人开电梯一直送我到屋门口，睡觉起来，睁开眼睛，长江水往哪边流都能看到。你说，你说，我是不是一步登天了？我的八字哪一笔转了运？哪天接我妈过来看，我都怕她会欢喜得昏过去。
万小景早习惯了李宝莉的喋喋不休。她笑了起来，说，那是你找了个好男将①，他的八字强，扭转了你的运道。李宝莉忙说，是是是，正是马学武这个狗日的帮我转的运。万小景说，马学武在厂办当主任也有一两个年头了，你跟他说话还是客气点，莫总是一开口一个骂。你得让他有点面子。李宝莉哈哈大笑，笑完说，我骂惯了。万小景说，得改。李宝莉又笑，说，是得改。我得把他当个菩萨供在屋里最抢眼的地方，天天给他作揖。万小景也笑了，说，我劝你还是用点心把他招呼好。李宝莉邪里邪气地望着万小景，说，你晓不晓得，在哪里招呼他，他才会叫好？万小景笑而不答，李宝莉自己抢着说，被窝里！这个王八蛋喜欢什么我清楚得很。万小景打了她一下，说，莫跟我讲这个。邪皮，自己床上的事捂到自己被窝里去发酵。李宝莉说，哎呀，昨天你在电话里还缠我，叫我教你点功夫好去套紧你老公，今天假什么正经？说完李宝莉恐怕万小景打她，忙不迭地朝花坛边跑，果然万小景扬起手，边追边骂着要打她。
两个女人且说且闹地走到街上。满街都响起她们欢快的声音。
这天的晚上，李宝莉早早把儿子弄上床，然后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套上马学武穿破了的旧T恤，凑到老公马学武身边。
马学武正躺在床上看金庸的《鹿鼎记》。马学武是大专毕业，他的文化水平，李宝莉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当初漂亮的李宝莉肯跟其貌不扬的马学武结婚，就因为这个。好朋友万小景百般不解。李宝莉说，找个没有文化的人，生个儿子像个苕，又有什么用？这年头，有板眼才有狠。有文化的人智商高，这东西传宗接代，儿子也不得差。往后儿子有板眼，上大学，当大官，赚大钱，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发愁。反正我的小孩将来又不当鸡做鸭，生张好看的脸模子，还不是浪费！
一番话，说得万小景瞪着她只发傻。李宝莉没读什么书，小学毕业就出来帮家里卖菜挣钱，但她经常能说出一些深刻的人生道理，那些道理令高中毕业的万小景悟一辈子都悟不出。万小景不是很看得起李宝莉，但却从小学就一直跟她是死党，万小景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一回还问李宝莉，李宝莉却有几分得意，说，大概因为你是个笨人，但是我比你还要笨，你在我这里就找到聪明的感觉了。这话说得真是要把万小景噎死。
躺在床上的马学武看了李宝莉一眼，说，买件睡衣穿不行？又不是蛮贵的，又不是没有给你钱。李宝莉说，哎呀，这就可以了。反正你穿破不要了，我接个脚，蛮好。又没得外人看到。马学武说，套件男人的破T恤，要几难看就有几难看。李宝莉就笑，说，衣服难看怕什么？里面的人不难看就行了。马学武淡淡说了一句，天晓得。
李宝莉没听见马学武的话，她笑嘻嘻地朝马学武身上贴，又拉过马学武的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说，今天我拉小景看我们的房子了。小景也说房子好。马学武说，嗯。李宝莉说，你晓不晓得？从我们房间的窗子可以看到长江咧，看得蛮清楚。马学武说，晓得，我特意点的这套。李宝莉说，小景也说这套房子太好了。还说你的八字好，把我的运道也改好了。本来我的八字蛮不好的，小时候算命先生就说过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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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总结2006年小说时说：“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2006年的小说，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而2007年的小说则有所不同，在作为贯穿了2005年与2006年的热门题材“底层叙事”方面，我认为已疑似发生“基因突变”，而代表了这一突变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我个人认为，《万箭穿心》当属2007年最重要的小说之一。
底层虽然往往与苦难同在，但“底层叙事”并不就等同于“苦难叙事”。就文学本身而言，“底层叙事”着眼的是文学的题材，而“苦难叙事”则着眼于文学的主题。如就文本指涉对象的社会学维度而言，“底层叙事”更偏重于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而“苦难叙事”则可以包容整个人类。
其实自2005年开始兴盛于文坛的“底层叙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统一的概念，寄居于这一总称之下的，是多种文学现象以“底层”名义的一次汇聚。其中至少包括以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以左翼文学传统为话语资源的“底层叙事”；以陈应松为代表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以“写实”与“介入”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回归，以及葛水平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叙事……而“底层叙事”在进入了2007年以后，应该说已经有了质的发展，最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向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
我在前些年写的《(国画)的话语分析》一文中说：“《国画》与《来来往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分别指涉了当今社会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官场、商界、民间。然而作家又不约而同地迷失其间，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两部小说尤其丧失了对商界和民间的反省和批判，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毫无疑问，“底层叙事”也同样存在着迷失于“底层”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和批判能力的问题。在许多“底层叙事”的作品中，“底层”都被过分地美化了，成为贫／富／善／恶二元对立中，有关“善”的想像性存在。由此而生发的爱与同情，亦掺杂了太多的盲目与幼稚。
《万箭穿心》则不同，小说一开头，就对出身“底层”且俗不可耐的女主人公李宝莉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写“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面，笃笃笃的，很有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
这个刚刚脱离了“底层”的女人，竟然马上对“底层”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当她看见那个面带菜色的为业主开电梯的女人时，心里便立即有了种高贵感：“真可怜呀，自己没有高楼住，却还要为住高楼的人开电梯……”
这种反讽是严厉的，比之那些尖刻的以反讽著称的英国作家，亦不遑多让。然而更妙的是，小说并没有就此停留在这种英国式的反讽上，当女主人公李宝莉终因自己的愚昧、粗俗、狭隘和无知，而咎由自取般地重坠社会底层时，作者却又开始展现她身上非常美好的一面——勤劳、坚韧、诚实守信……
以往的所谓“底层叙事”基本上是止于“爱与同情”这一精神境界上的，而“爱与同情”其实更多地是来自人的本能的。但悲悯则不同，悲悯是超越了“爱与同情”这一本能的层次，并上升到了人类理性情感的境界的。悲悯是一种大爱，是一种对人性及其弱点都有着清醒认识的，清醒到可以包容万物的爱。小说《万箭穿心》所给予李宝莉以及“底层”的，正是这种超越了爱与同情的悲悯情怀。
《万箭穿心》是对“底层叙事”在深层结构上的突破，是基因上的变异，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其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悲悯的诗学”。
陈应松在从事“底层”写作的作家中，是相当独特的。我一直认为，与其说他的小说是“底层叙事”，还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来得更加贴切些。
陈应松在2007年里，至少有两个中篇写得很不错，一篇是《像白云一样生活》(《芳草》2007年1期)，另一篇就是入选的这篇《八里荒佚事》(《十月》2007年5期)。其实如果单就文本而言，《像白云一样生活》似乎写得更纯粹一些，但在深层结构上又与他以前的《马嘶岭血案》似曾相识，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而葛水平在2007年的力作《比风来得早》，则干脆打破了“底层”、“官场”、“民间”之类的思维定势，在文本的思想的力度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比风来得早》的前半部分粗看上去并不会觉得精彩，只有在读完后半部分的时候，才会发现前面在铺垫上的精妙。葛水平确实是个很有“水平”的作家，她的作品很“平衡”，既特别的“生活”又特别的“文本”。《比风来得早》在前面就特意打上层俗不可耐的官场底色，让一个乡村基层官僚的官场话语，沿着仕途的逻辑一路前行……而当一切都化为水中月镜中花时，喧闹的官场话语一下子变成了无处安置的生活噪音，而有关人生与人性的深思则如期而至……
自2005年开始兴盛于文坛的“底层叙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统一的概念，寄居于这一总称之下的，是多种文学现象以“底层”名义的一次汇聚。其中至少包括以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以左翼文学传统为话语资源的“底层叙事”；以陈应松为代表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以“写实”与“介入”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回归，以及葛水平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叙事……而“底层叙事”在进入了2007年以后，应该说已经有了质的发展，最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向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
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类似于基因突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本书以年为季，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