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邓拓》由李玲著。1966年5月18日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迅猛发展的时刻，也正是毛泽东发布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第三天，全国人民都是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在或盲从或惊恐或自危中迎接着这场不知后果的革命的到来。但谁也不知道就是在这一天，“三家村”的头号人物邓拓自杀了！即使知道，当时的小将们也一定认为：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死有余辜！

多少年以后，人们对于他自杀的意义仍然处于一个有分歧的认识状态中。其实，只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只要深入了解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不难打开邓拓的心扉，走进他的心灵深处，将一个悖反而复杂的灵魂解剖开来。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思路，李玲为我们显影出了一个在双重力量挤压下的灵魂。其邓拓评传的深度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由李玲著的《书生邓拓》以详细的史料考证和精细的作品解读为基础，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命运和国家意识形态演变的大背景下，探究邓拓作为一类知识分子代表的内在精神气质，探究造成邓拓生命悲剧的时代原因。本书力图从内视点展示历史人物自身的生命逻辑，并且尽量把邓拓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人的选择展开比较，详细探究邓拓思想在当时政治、文化结构中的位置。

序言 何以对将来青史

导言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第一章 猛忆儿时课读虔

 一、第一山房

 二、闽侯小学

 三、中学时代

第二章 得侔前辈追真意

 一、升学抉择

 二、人生信仰

 三、狱中正气

 四、哲学论辩

第三章 独念万众梯航苦

 一、中国历史论辩

 二、《中国救荒史》

 三、“民先”大队长

 四、投笔从戎

第四章 信是毛锥能退敌

 一、民族抗战

 二、国共关系

 三、战地青衫侣

 四、游击办报

第五章 塞外征魂心上血

 一、军民情谊

 二、统一战线

 三、痛悼战友

第六章 青丝依样似旧时

 一、整风被审

 二、《李自成进京》

 三、对领袖的忠诚

第七章 战史编成三千页

 一、张家口办报

 二、意识形态激情

 三、考古兴趣与文人情怀

 四、党报理论

第八章 愿托长庚护月华

 一、主持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

 二、三代同堂

 三、谁领导了五四运动?

 四、《武训传》批判

 五、纠偏

第九章 四时检点听鸡鸣

 一、党的新闻兵

 二、“书生办报”

 三、贯彻“双百”方针

第十章 五更风雨梦如飞

 一、“按兵不动”

 二、“死人办报”

 三、《废弃“庸人政治”》

第十一章 关心最是后争先

 一、反右风暴中

 二、放逐与忠诚

 三、留别战友

第十二章 静听湖波拍岸声

 一、跟上主流

 二、闭上眼睛

第十三章 燕山夜话三家村

 一、尊重知识

 二、反对主观主义

 三、辩证思维

 四、知识小品

 五、维护“双百”方针

第十四章 心爱斯文非爱宝．

 一、艺术实践

 二、《潇湘竹石图》

第十五章 断骨留魂证苦衷

 一、风波初起

 二、围绕《海瑞罢官》的斗争

 三、批判升温加码

 四、“三家村”反党集团

 五、最后的迷惘与抗争

第十六章 往事经年归史传

 一、平反

 二、关于邓拓政治忠诚品格的评价

 三、关于邓拓“书生气”与“政治家”素质的评价

邓拓年谱简编

主要参考文献

 一、著作

 二、论文

后记

一、第一山房

祖国的东南沿海、闽江的下游，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城市——福州。自五代王审知建闽国以来，福州一直为八闽首府。福州东临马尾港，具有面向东海、面向太平洋的开阔视野；同时福州北部鹫峰山脉向东南蜿蜒伸展，又形成天然屏障。“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唐·杜荀鹤《闽中秋思》)唐代诗人杜苟鹤旅居福州时就曾赋诗赞美其风景如画，也感叹入闽道路难行。

福州城中自古即遍植榕树。榕树四季常青，枝繁叶茂，树冠如亭亭华盖。榕树枝干粗壮虬劲，向四面八方伸展的枝桠上挂着细细的树根，宛若飘荡的榕须。这榕须触土又向地下生长，一枝榕树枝干就像一棵有独立根系的树；一棵独立的榕树就可成一片茂密的树林。“榕叶满川飞白鹭”(宋·李弥逊《蝶恋花》)，“醉吹横笛坐榕荫”(宋·陆游《渡浮桥至南台》)，“绿荫满城，暑不张盖”，福州又有“榕城”的美称。

福州城内“三山鼎峙，双塔相对”。三山指屏山、于山、乌石山这三座城中之山。双塔指于山上的白塔和乌石山上的乌塔。“晚凉上乌山，置酒天章台。”(元·萨都刺《天章台上晚酌》)乌山即乌石山，位于福州市中心，海拔84米，相传汉代何氏九仙于重阳节登乌石山，引弓射乌，故又称“射乌山”。乌石山林木参天，怪石嶙峋，乌黑的岩石、朱红的摩崖石刻、油绿的榕树与山间亭台相映成趣，著名景观即有36处。宋福州郡守程师孟认为乌石山风景幽美可与道家蓬莱、方丈、瀛洲相比，便改其名曰“道山”。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曾做《道山亭记》，介绍乌石山风景和福州风土人情。乌石山的200多处摩崖石刻，篆、隶、楷、行、草各显其妙，最有名的当属唐朝赵郡(今河北赵县)李阳冰篆书《般若台铭》。《般若台铭》高5米，宽2米，字径0.4米，全文24个篆字：“般若台，大唐大历七年，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造，李阳冰书。”《般若台铭》字圆且有劲气，与浙江处州《新驿记》、缙云的《城隍记》、丽水的《忘归台铭》被古人合称为“天下四绝”，李阳冰与秦朝书法家李斯也被古人合称为篆书界的“大小李”。此外，著名学者程师孟、陈襄、赵汝愚、梁克家、朱熹、李纲、叶向高等都先后在乌石山上留下字迹。乌石山上还有纪念理学大师朱熹的“朱子祠”，纪念著名学者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蔡文才、蔡沈、黄干、真德秀的“九贤祠”，纪念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的“戚俞二公祠”和纪念引进甘薯的“先薯祠”。乌塔则位于乌山东麓，原名“崇妙保圣坚牢塔”，是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闽王王延曦称帝时为祈福而在唐无垢净光塔旧址上兴建的。塔上多浮雕佛像，佛像造型宏伟端庄。

在乌石山东南麓有个被称为“第一山房”的小院，一进院门就可见一块高、宽都在三四米的岩石，一棵大榕树生长在岩石中，把岩石分成两半。这棵古榕生机盎然，虬劲俊挺，一见证着历史的沧桑与生命的繁盛，也为小院中的人造就一片清凉的榕荫。院内一座两层小楼面山而建。楼旁岩石上刻着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所书“第一山”三个字。这“第一山”并不是指称乌石山。福州地势·有“三山藏，三山现”之说。“三山鼎峙”指的是“现？’者。所谓“藏”者，则是指一些较低的冈陵。“第一山”即是乌石山东南麓的一片冈陵，为居民居住地，与乌石山紧挨着，距旧时福州的中心街道南后街并不远。居“第一山房”，日日可享乌石山的岚气与鸟鸣，可听乌塔上的风吹铃动声，还可以陶醉于古代文人墨客的书法艺术和诗词艺术，可谓闹中取静，历来一直为文人佳士的住所。宋朝状元黄朴曾居“第一山房”，并刻诗一首于石：“祖居山下自唐迁，故老相传七百年。若使儿孙能守分，免教沧海变桑田。”清代诗人楚麓材也曾在“第一山房”居住，并于嘉庆戊午年作《偶题》诗刻于院内榕树下的岩石上：“鳞次台高势接天，百年乔木护云烟。休嗟陵谷湮池馆，且喜逢壶近市廛。花鸟结成风月友，诗画留作子孙田。闲来徙倚层峦上，不尽岚光入翠巅。”除黄朴、楚麓材外，元代学者吴海，明代进士魏文煅，清代学者陈轼、叶观国，近代著名报人林白水也曾在“第一山房”住过。

清末，这“第一山房”的房主易为严氏母女二人。母女二人相依为命，便招开酱园的邓家之子邓仪中为人赘女婿。

P3-5

何以对将来青史

丁帆

1966年5月18日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迅猛发展的时刻，也正是毛泽东发布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第三天，全国人民都是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在或盲从或惊恐或自危中迎接着这场不知后果的革命的到来。当时我早已经忘记了那一天是我14岁的生日，而是随着势不可挡的滚滚革命洪流，去造中学班主任这个“压制”我们两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了。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革命小将欢欣鼓舞的日子就是反革命难受之时。但谁也不知道就是在这一天，“三家村”的头号人物邓拓自杀了！即使知道，当时的小将们也一定认为：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死有余辜！

多少年以后，人们对于他自杀的意义仍然处于一个有分歧的认识状态中。其实，只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只要深入了解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不难打开邓拓的心扉，走进他的心灵深处，将一个悖反而复杂的灵魂解剖开来。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思路，李玲为我们显影出了一个在双重力量挤压下的灵魂。其邓拓评传的深度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围绕着邓拓究竟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问题，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问题是我们能否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去看待这个一直缠绕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自我确认前提下的命题！很有意思的是，李玲在此书中似乎抓住了问题的命脉，她用了一个具有隐喻性的类比——将陈布雷和邓拓的遭遇进行比较。“邓拓由于‘独念万众梯航苦’才选择革命，但是当革命领袖的理念与‘万众’的生存境遇发生冲突的时候，邓拓只能把目光从‘万众’身上移开，而专注革命领袖的理念了。”此言一语中的，道出了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旦做了领袖的幕僚之后，无论他投靠的是什么政党，都很难逃脱旧式忠贞思想的囚笼，而一旦发生冲突，忠贞与道德两者都无法抉择的时候，放逐自我，消灭自身的肉体与思想，便成为这些思想矛盾不可解脱者的选择。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五四”以降，一批饱吸了西方人文思潮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并没有洗尽旧有的封建思想，换句话说，就是根深蒂固的封建道统意识依然强大，“五四”一代人不可能完全成为具有民主科学思想和自由人权意识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这才是鲁迅深感孤立无援的真实缘由所在。

同样是被领导斥责，邓拓不可能像梁漱溟那样拍案而起，即使落得个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虽然梁漱溟还不能算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他只不过是站在传统的儒家道统的立场上来为民请命，但是他没有执政党党性的约束，所以便放纵了自己性格不羁的那一面。其实，性格并不是决定的因素，邓拓的性格深处也具有放浪形骸的血性一面，但是，错把革命领袖个人意志当作最高的党性原则，使得他不能最大程度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倔强地说话。

与储安平相比较，同样是办报，同样是想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发出真理的声音，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们表现出的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邓拓同样是把一个有价值的生命给毁灭了，但是最终他都没有反思自己思想中的领袖崇拜盲点。他在临终时写下的绝笔中四呼万岁，绝对不是黑色幽默的反讽，而是要在冤屈的心境中以死为谏。后人总是以忠贞歌颂士大夫，殊不知，正是这种忠贞阻碍了他们向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化！

显然，邓拓与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尽管他们的文风心性都有近似之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储安平是以站在党派之上的自由知识分子姿态来看待政治问题的，尽管储安平尚未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在那种政治语境当中也不可能产生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五四”以来自由知识分子的最后侧影还是在他的身上显灵了。而邓拓基本上是需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来思考的，因此，他要比储安平多了一层精神的束缚，因为他必须剔除灵魂深处的那一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党的领袖！从他一次次受到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时，不能有丝毫反驳，只有长吁短叹的行状来看，把忠贞等同于党性，是邓拓们失却知识分子本性的要害之处。正如作者所云：“邓拓在备受打击之时审视自己过去的岁月，追问自己的‘后来岁月，还能几许？’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在本质上是能否实现人生价值的焦虑。这种焦虑缘于邓拓济世救国的高远情怀，而不自信则是因为他把党的个别领袖认定为历史的正义的化身，这样，一旦领袖怀疑自己，固有的忠诚意识使得他不会去怀疑党与历史正义的必然联系，而只觉得自己可能要跌出代表历史正义的战车，堕入无边的历史阴影中，使生命失去意义。这样的焦虑，并没有对党的任何怨言，但是表现出对自我人生的强烈关注，因而仍然是一种相当个人化的思想漫游了。”

在《书生邓拓》中，李玲抱着对历史叙述的客观态度将邓拓的生平进行了描摹，其中的文学细节的丰富想象自不必说，就是对每一细节的调查也从不放过，好在她是福建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这对理解传主的性格和思想的成长大有裨益。然而，此书的最大看点却是缘于作者自身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所洋溢出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她在此书的总结中是这样阐释的：

邓拓是一个具有高度生命敏感的人，所以，投身革命事业，他始终没有消磨去关注自我生命价值这一内心敏感，尽管这种内心敏感他只在非常私人化的夫妻关系、挚友关系中才有所表露。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自觉意识，恰恰是他投身革命、忠诚于革命的根本动力。其中的内在逻辑是，邓拓认为个体生命要超越时空的局限性，就必须与历史理性挂上钩，而他认为只有马列主义才是代表历史必然规律的唯一真理。

尽管对自我生命的自觉是邓拓投身革命的内在动力，但是革命的大一统原则又与个体生命的个人性特质之间存在着必然性的矛盾。邓拓一方面具有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高度自觉，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让个体生命的自觉走向对历史理性法则、意识形态法则的质问。

邓拓的悲剧是忠诚者的悲剧。这一悲剧烛照出意识形态原则的残酷性，也烛照出把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化，并且把意识形态组织、意识形态领袖绝对悬置于个体独立性之上这一观点自身的内在缺憾。

的确，“邓拓的悲剧是忠诚者的悲剧”！正是这样的定位，才使得此书在梳理传主的生平时有了一个准确的价值判断。无疑，作者是力图站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的，而不为其他因素所困扰。正是忠君意识遏制住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士大夫向公共知识分子蜕变的可能性。

1966年5月18日的我正在和千千万万的人民响应着毛主席的号召，欢庆人类历史上的那场文化浩劫的到来，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三家村”中的头号“三反分子”。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滚进了21世纪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去反思那场文化浩劫所存在的问题呢？难道这些思考一定得甩给历史学家吗？倘若我们真的无视那场文化浩劫所存在的问题，就会如邓拓当年在痛悼王若飞和叶挺时质问国民党说的那样：“何以对将来青史”！

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不能蝉蜕，我们既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未来，连邓拓也对不起了。

李玲是一个十分勤奋的学者，这些年尤其在现代思想史领域里有所思考，并有所建树。因此，当初我们在构想现代文化名人精神丛书时就想到了她。果然，她出手不凡，此书不仅对邓拓个案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为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资的方法与价值理念。我期待着她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不断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最初，爱好文学是因为它的超然，因而总是更喜欢那类专注于自我玄思或内心激情的作品，不大注意那些直接感应现实复杂性的文字，在文体上也总是喜欢诗歌远甚于承载了丰富生活细节的小说。文学在我，一直是“自己的园地”。当然，我并非如知堂老人那样已经体味了生之沉重无奈之后寻找安然品鉴苦茶之地，不过是未经世事，便渴望借文学的荫蔽能始终优游于社会机制之外。

然而，一头扎进20世纪的中国文学，却总是随处碰到“当文学遭遇政治”的问题。从个体经历方面来说，我自己的命运似乎与时代风云瓜葛不大，但求学生涯中的多位师长都有被政治牵掣的无奈遭遇。我的中学老师便是一群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发配到山区的大学生，博士导师范伯群教授也有干校劳动的经历。人总免不了要关注周围人的命运，为之而感慨唏嘘，这样，时代风云，在我想竭力敬而远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以另一种形式悄然芥蒂于我心了。

20世纪9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受业于丁帆师，进人到一个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语境中，我才恍觉自己也是一介有安身立命问题需要思考的有一点知识的人。这一时期，我做的课题是性别意识研究，虽并不超然于人生，但也与时代风云关系不那么密切，然而，关于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讨论显然去除了我心中的许多“畏”，使我能够无所顾忌地去说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道理。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政治的关联遂也成为我和一些师长之间长久的话题。

除丁帆师外，这一时期诲我最多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甘竞存教授。甘先生大学时代参加地下党，20世纪50年代又弃政去读文学专业研究生，其人生选择正是徘徊于社会历史洪流与个人自由天地之间。甘先生示我以他刚刚写就的系列知识分子研究文章，其中一篇便是《书生从政，如临深渊——陈布雷、邓拓死因剖析》。这些文章，和丁帆师的《江南悲歌》、董健师的《跬步斋读思录》、许纪霖先生的《智者的尊严》等著作，激发了我思索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状态的兴趣。

探讨知识分子问题，实际上是与读者自我的人格建构需求密切相关，所以，我和许多人一样，首先关注的是那些特立独行、不党不群的自由者；思考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大家首先关注的大约是意识形态组织的权力核心是如何运作的。但最终我和甘竞存师、丁帆师都有一个共识：了解左翼知识分子是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毕竟，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心怀崇高的历史使命才投身革命、结为党派的，但是“文革”十年他们往往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走进一个悲剧的命运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体制之内是如何演变发展的，他们在哪些地方张扬了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又在哪些地方出现了思想的盲点；他们在哪些地方坚持了操守，又在哪些地方做出了妥协，显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

丁帆师嘱我作邓拓传，已是2003年的事了。这时我已到北京。近不惑之年，我似乎逐渐正视了生命之独立逍遥与历史正义之追问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互相依存、难以割舍的两面。逍遥独立是疏离大一统话语的一种有效途径，对历史正义的反思也是保护逍遥独立空间的一个必要条件。

邓拓是我的福建同乡。年长的乡亲，哪怕没有多少文化，也大都熟悉他的名字，却只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之初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都不知所以然地跟着喊过“打倒三家村”的口号。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最初熟悉邓拓的名字是中学时代在父亲的书架上见过他的《燕山夜话》。这回，我希望尽量能从内视点来阐释邓拓的精神世界。往事已经尘封为历史，追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并探索其思想成因比单纯地赞美或者批评之更为重要。

客居京城，尽管差不多是足不出校园，但二十世纪社会思想史上的风风雨雨却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追问逝去的历史，关怀的其实是人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美好这类切近当下与将来的普遍命题。

远在南三环潘家园的顾骧先生、居于附近皂君庙的舒芜先生(已于2009年仙逝)，还有天津的范亦豪先生是我经常请教的师长。2005年随晋察冀日报史研讨会赴河北重走邓拓抗战时期游击办报之路，我又有幸得到了炎黄春秋杂志社杜导正先生、人民日报社钱江先生的诸多指教。

特别要感谢的应该是邓拓的子女邓小岚女士和邓壮先生。他们为我订正了许多史实、提供了丰富的照片。邓家子女诚挚温和的生活态度，更让我对四十多年前那一段历史的残酷感慨痛惜。给我直接帮助的还有第一本邓拓传的作者王必胜先生，南京师范大学的丁亚芳女士、高朝俊先生，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徐庆全先生，湖南《湘声报》的向继东先生，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的席云舒先生，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袁喜生先生，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先生，台湾的蔡登山先生、邵亢虎先生，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庞呖女士，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汤源生先生、江华女士，本书特约编辑陈平先生。

唯愿历史是进化的，不要有可怖的“重来”。

李玲

2013年11月于北京五道口

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对“左”的倾向从来是针锋相对，坚持斗争的。他在《燕山夜话》中所谈的，正是大多数人心中所想而又不敢直言的话。

——顾行、刘孟洪

邓拓并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不是不懂政治的文人，相反，自投身于革命的那天起，他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在同时代的革命者中，他称得上一个具有很高理论修养和政治敏感的人。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