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所谓“十三太保”，是指“复兴社”的一批骨干成员。复兴社，乃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秘密政治团体。其在1932年成立后曾横行无忌地袭击共产党，逮捕左翼作家，暗杀民主人士：也曾不遗余力地搜集对日作战情报，打击汉奸，因而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警惕。但由于复兴社组织严密，当时的人们根本无从了解这个组织的具体情况，甚至名称，所以很多人以讹传讹，把复兴社称为蓝衣社。日本就曾以《蓝衣社的秘密》为题，在日文报《上海日报》的头版，将贺衷寒、胡宗南、酆悌、康泽、戴笠、郑介民、邓文仪、萧赞育、曾扩情、杜心如、滕杰、潘佑强、桂永清(一说杜心如为刘健群之误)列举出来，并称之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把他们与德国纳粹党的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人同样看待。而后，上海小报《铁报》转载了这个消息，从此，“十三太保”这个称谓开始广为流传。虽也有人认为，梁干乔、葛武綮、周复也应在内，但不管怎样，十三太保是复兴社运行所依靠的一批重要力量，是无可置疑的，也许这一称谓不过是个虚化的概念罢了。
一、复兴社、力行社与蓝衣社的纠葛
“十三太保”因“复兴社”的创立而出现，因而想充分了解“十三太保”，就必须首先了解“复兴社”。那么民国时期的“复兴社”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它为何会被讹传为蓝衣社？它与我们常常听到的力行社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简而言之，力行社与复兴社是同一组织的内外层，力行社为核心组织，复兴社为它的外围组织。实际上，在这两层组织之间还有一层“革命同志会”(包括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各层组织的活动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一，从人事上看，成员对外绝对不可泄漏自己的组织身份。就连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得泄露，否则要受到纪律的制裁。要尽量避免和非系统内的同志来往，以避免、减少泄露身份的机会，因此团体内高级干部的姓名，不是所有同志都知道的。这种保密制度可以维护成员的自身安全，也可维护组织的严密。
第二，从组织上看，高层的核心组织不仅外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就是低层和外围的会员，也不知道。他们将力行社划为最高决策机构，革命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中华复兴社则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机构。而复兴社除干部外，不知有同志会，同志会除干部外不知有力行社。力行社为组织之内层，同志会为第二层，复兴社为第三层，实际只是一个组织。他们经常对内通用的名称就是复兴社。在组织体系之运用上，由中央到基层共分四级：中央为总社、省级为分社、县级为支社、区级为小组。在特殊行业内如学校、邮政等，亦有四级组织。各机关包括各处，全以代号联络，因而外界很少能知道组织内部的信息，这些措施保证了组织运行的严密性。
第三，从活动上看，为了严守秘密，所有活动都得到了适当的掩护。例如，组织需要公开招生，训练干部，就在军委会政治训练处设立各种训练班，以训练政工干部为名，为团体训练所需要的各种干部；组织如要迅速展开全面的情报工作，就打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名义，以政府的情报人员面貌出现，执行他们特定的情报任务。
总之，复兴社是一个极端秘密的组织，从不用其本身名义对外交往，故外界均不知其真实名称，而将其讹传为“蓝衣社”。那么“蓝衣社”的称谓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首先，“蓝衣社”的由来，乃由刘健群而起。当年何应钦做南昌行营主任时，刘是何的机要秘书。刘健群在1932年3月，由南昌到了南京，住在洪武路，蒋介石便叫康泽去考核他。刘健群很能吹，也很善于察言观色。所以通过这次谈话，刘深得康的欣赏。康把情形呈报了蒋介石之后，蒋即加以召见。认为刘是“可用之材”。后来就由康泽和桂永清做介绍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蒋批准后，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宣誓入社。
刘建群入复兴社后不久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认为要使国民党起死回生，需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穿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并要限制党员财产等等。对这本小册子，蒋介石看了后未置可否。同年11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大队，任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扩大法西斯宣传。刘到北平后，大量印发了他的著作。那时，华北方面已风闻蒋有一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道它是“复兴社”，看了刘的小册子，就传说是蓝衣社，并认为刘就是这个社的头目。
其次，当时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德国的褐衫党，震动世界，故模仿者甚众，如爱尔兰有蓝衫党，日本以安达中野为首的“国民同盟”以黑衫为制服。故当时复兴社被称之为“蓝衣社”，易被人接受。
再次，1932年春末夏初之际，上海媒体盛传有法西斯团体运动出现，并称此组织已通过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因此，传者日众。有记者探询此事，蒋委员长于7月10日正式发表谈话，否认此事，以正国人视听。但日本在上海的报纸、通讯社、电通社等则确信有“蓝衣社”组织的存在。并常发布有关消息。在日本特务机关内，甚至有专门收集“蓝衣社”消息的卷宗。
最后，傅胜蓝所著的《蓝衣社的内幕》一书，助长了人们对复兴社误解的传闻。傅胜蓝本为中共党员，1933年经康泽的说服，加入了复兴社下层组织。后来他投靠了汪精卫，抗战时在汪伪政府内任杭州市长。因日本称复兴社为“蓝衣社”，他为了讨好日本人，而采用了“蓝衣社”这个名称。他的《蓝衣社的内幕》一书，在上海军警界被日本当作了教科书，用以训练中国人的能力，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因而此书在上海流传甚广。蓝衣社的称谓也就随之越传越广了。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