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已故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龚育之先生的自传本。

这本自述共收录了龚育之同志的十一篇文章，从少年发蒙求学到考入清华大学，从中宣部到毛编办，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到中央党校，从青年时的春游故事到“文革”中的干校经历，片片段段，长长短短，虽非全面和系统，按他的生平时序排列起来，却也勾勒出这位大家一生的大致轮廓，追述了个人往事，又折射出党和国家的这段历史。

书中还收入了七篇序跋，因为其中的某些内容也涉及作者的经历，有的还揭示了作者对某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心路历程，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了解作者。

乡情和往事

旧游琐忆

我在清华的三年

我与自然辩证法不解的缘

回忆中宣部科学处

我与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题纲》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汇报提纲》的前前后后

干校探亲琐忆

忆往：读毛和编毛

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

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

《科学的力量》跋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订本)》作者的话

《龚育之论中共党史》后记

《党史札记》书后缀语

《党史札记二集》后记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增订新版后记

《“阎王殿”旧事》自序

摆在我面前的是宁乡县委书记的一部书稿，要我作序。我对县域发展没有研究。但提到宁乡，就引起一些回忆，一缕乡思，因为宁乡是我度过童年和少年大部分时光的地方。我就写一点乡情和往事，权代一篇序言吧。

我的母亲生于宁乡，在我很小的时候逝世，归葬于宁乡。父亲是长沙人，籍贯从父，但我过去填的是湘潭，因为我出生在湘潭。一九二九年我父母在上海怀的我(所以我的学名叫“振沪”)，那时父亲在党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母亲“住机关”作掩护，秋天父亲被中央派遣跟邓小平同志一起去广西，策划百色起义，就把我母亲送到湘潭姨母家中去分娩。百色起义的日子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半个月后，我就出生了。以后，母亲又随父亲奔波在外，病死于长春。我在长春上的小学。后来又到天津，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带着我逃亡。因为日军侵占，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已不通车，只能乘船绕道青岛，转胶济铁路到济南，再转津浦铁路到徐州，转陇海铁路到郑州。在郑州遭到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轰炸。又转平汉铁路到汉口，再转粤汉铁路到长沙，这才逃回了湖南。父亲把我送回姨母家中寄养，自己继续辗转在外，为党做地下工作。

姨母家在湘潭乡下，离战火稍远。我在那里继续上小学，叫双塘巷小学，离姨母家只有两里路，却在宁乡境内。这是一所简陋的初级小学，在不大的徐氏宗祠里占了一角。四个年级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一个老师讲四个年级的课。先上这一行，是一年级，再上第二行，是二年级……这位女老师也就小学毕业吧，却教会我们掌握了扎实的初等文化知识。

初小毕业了，到哪里去上高小呢？最近的是宁乡花明楼的高小，叫靳江小学，是靳水四乡(麟峰乡、高露乡、石潭乡、芳储乡)合办的，离姨母家有三十里路，我只能住校了。学校很大，有一座西式的三层大楼，那时在农村还是罕见的，显出了洋学堂的气派。在花明楼念了一年半，学校停办了，因为上面要求每个乡都办一个完全的(包括初小和高小)的中心小学。我就转到从湘潭城里迁来的自得小学，“宁乡大屋石家湾，三排九栋一百间”，这所逃难的小学也只占周氏宗祠这座大屋的一角，在这里念完了高小。这时，在靳江小学的原址又办起了初中，叫靳江中学，开始招生。我考进了靳江中学，继续在花明楼读书。不过，虽然招了生，开了学，学校还没有办完立案手续，招来的学生没有学籍。立了案，这些在立案前招来的学生怎么办？学校帮我们假造了转学证书，谎称是立案以后招的转学生，报了上去。这对上也许算是“欺骗”，对我们学生应该说还是很负责任的。上面对这一大批“转学生”都批准了，可是单挑出来几份，说这几份证书是假的，其中就有我。这样，学校只好在下一年又帮我假造了一份转学证书，再报上去。老师说：既然上一次给打了回来，这一次报，就得改个名字了。这样，我就改成了现在用的这个名字。

在宁乡，读小学，读初中，一共七年。这是艰苦抗战的七年。当然，宁乡在后方，有个相对平静的乡居环境，过着四围是田野的校园生活，师生情谊和同学情谊是温馨的，许多回忆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战火烽烟的时代。我们作文比赛的题目是《写给前方将士的一封信》，我们在课堂里作时论，题目是《莫斯科外围战的臆测》，我在游艺会上演唱《流亡三部曲》不用化装，我们歌咏队练的是《黄河大合唱》和《吕梁山大合唱》。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我们遥望着长沙文夕焦土抗战的火光和烟尘而叹息，我们为湘北多次敌骑压境而恐慌，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国民党政府军队湘桂大溃退，宁乡沦于敌手。我至今还记得走得最晚的几个同学离校时的冷清、仓皇和凄楚，还记得我们的一位同学被长驱直人的敌寇掳去而死于屠刀之下。

我逃离了宁乡，逃到蓝田去上明德高中。抗战胜利了，明德迁回长沙，高中毕业后我到北平上清华大学。那时由于内战，平汉和津浦铁路还不能通车，还是经海路绕道北上。从此离开湖南，多年在外，没有回过家乡。

第一次重到宁乡，是在一九八八年，离别四十年之后！故乡的山河依旧，世事则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战事早成历史，人民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在和平建设中，全国和家乡都取得很多成就，也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我特别关心我念过书的学校，拜访了双塘巷小学。那里学生多了，老师多了，规模也大了不少，校舍都是另建的，但杂乱无章，不成格局。原来的祠堂已经不见了。可是，仔细一看，前边那一面斑驳残破的旧墙是什么？竟然还是从前那所祠堂大门门墙的遗物，站立在那里让人惆怅！我也拜访了花明楼，这里现在是宁乡四中，现任的校长出来，让我参观了新的教学楼，这楼倒是在原来那座当时显眼的西式大楼旧址上重盖的，比那座旧楼设计合理多了。我说要参观一下学生和教员的宿舍，校长表示为难。后来才说明：宿舍还有一些危房，房梁给白蚁蛀了，雨下大了有塌的危险。上面说了，不许让学生和教员住危房。可是没有给钱修房子。怎么办呢？校长说，他横下一条心，自己就住在危房里。不然的话，真的房子塌了，学生或教员砸伤了，他却住在好房子里，怎么向大家交代呢？这番话很使我感动。我说：不看别的地方，就看看危房！我看了校长住的危房，看了其他教员住的危房。令我分外吃惊的是，一所学生宿舍，是我在学校念书时参加募捐、劳动盖起来的两层的土坯房，竟然至今没有重盖，只是拆去了上面一层，还留着底下一层，这样的危房还要继续使用。我为学校还有这么多危房而感到悲哀，又为有这样的自住危房的校长而感到希望。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有机会就为这样的学校呼吁呼吁而已。

十年之后，在长沙召开毛泽东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借参观刘少奇故居的机会，我又拜访了花明楼中学。在刘少奇故居旁边、也是在学校旁边，新盖了刘少奇纪念馆。这所中学，这时也改名为“少奇中学”。这都是为了纪念刘少奇一百周年诞辰。学校校舍大都是重建的，整齐，明亮，焕然一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纪念的原故而受到特别的优待。如果全县的中学都能得到大体差不多的校舍，那就很了不得了。我还路过石家湾，到原来自得小学的地方看了一眼， “三排九栋一百间”的周家大屋当然不在了，但那里还是一所学校，校门口的池塘依稀如旧。我还再次拜访了双塘巷小学，那面残破的祠堂旧墙不见了，校舍和庭院整齐多了，老师听说我在这里读过书，表示惊喜，热情的小学生们把我围在中心，挤在庭院里的树下照了一张合影。这一次返回母校的欣慰，一扫我上次返校心头的愁云。

现在又过去了五年。我的家乡怎样了？我的母校怎样了？日前家乡来的县委书记告诉我这些年家乡经济的大发展、大变化，也谈到现在存在的急待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家乡更加好起来。经济发展要好，这是中心，是基础，是前提，但还不是一切，还要把学校办好，把环境保护好。书记邀我再回家乡看看，希望还有这个机会。

二○○三年九月十三日于北京万寿路寓所 p1-5

早几年就有人向龚育之同志建议写个人的回忆录。以他丰富而曲折的经历，以他深厚的理论造诣，以他超凡的记忆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以他缜密而又流畅的文笔，真要写出来，肯定会是一部内容丰满翔实而又生动可读的佳作。其实，这些年来，他虽然因为学术研究和公务的繁忙，没有写出贯通一生的回忆录，却也忙里抽空，陆续写了有关自己生平的一些片段、亲历的一些事件、接触的一些人物的回忆性文字。这些作品，题材或重大或轻松，文字或凝重或洒脱，总是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我们感到，他似乎打算继续以这种方式，写出自己所历所闻所感的回忆文章。

不幸的是，龚育之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带走了没有来得及告诉读者的许多往事。人们为他的离去而痛惜，为不能再读到他的新作包括回忆性的作品而遗憾。

龚育之同志去世后，宋贵伦同志提议，把他专门回忆个人经历的文字结集成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龚育之同志的夫人孙小礼教授立即表示赞同，并对此书的编辑提了一些具体建议。边彦军同志欣然邀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央党校韩钢同志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孙翊同志提出了篇目，并做了具体的编辑工作。大家赞成宋贵伦同志的建议，取书名为《龚育之自述》。

这本自述共收录了龚育之同志的十一篇文章，从少年发蒙求学到考入清华大学，从中宣部到毛编办，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到中央党校，从青年时的春游故事到“文革”中的干校经历，片片段段，长长短短，虽非全面和系统，按他的生平时序排列起来，却也勾勒出这位大家一生的大致轮廓，追述了个人往事，又折射出党和国家的这段历史。

所收文章中有两篇“访谈”，其实这并非是对谈记录，而是作者刻意设计的一种写作方式，作者曾管它叫对话体。正如他所说，对谈的方式，结构比较灵活，表达比较随意，读起来可以不那么吃力。

本书还收入了七篇序跋，因为其中的某些内容也涉及作者的经历，有的还揭示了作者对某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心路历程，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了解作者。

龚育之同志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一年里，出版了好几本他的遗作，发表了许多回忆和纪念他的文字。透过他的遗作和纪念他的文字，我们常常感觉不到他的离去，仿佛还在同这位正直、睿智、深刻而又不失幽默诙谐的理论大家对话和交流。出版这本自述，是不是可以让读者又一次读到他的文字，又一次倾听他的谈话呢？

编者

二○○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