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中华历史丰饶的田野，传统文化的巡礼无疑是一种无上的愉悦。心存感恩，此时此刻，我们提醒自己：“慢慢走，欣赏啊!”现代人走得太快了，是会丢失灵魂的。

本书遴选了周予同、朱维铮、陈大齐、萧公权、钱穆、高明等诸多名家经典之作，分享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心得、对儒家文化核心思想的温暖亲近与深层体认，相信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孔子、更好地理解《论语》。

《论语二十讲》以帮助读者认识孔子、理解《论语》为目的，遴选诸多名家经典之作，如周予同、朱维铮、陈大齐、萧公权、钱穆、高明等等，分享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心得、对儒家文化核心思想的温暖亲近与深层体认，点面结合、雅俗共赏，于分歧中见真知，于感悟中益心智。

一 孔子

二 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

三 孔子的性格

四 孔子与屈原

五 孔子再评价

六 孔子再评价

七 孔子哲学解析

八 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

九 对于孔子所讲的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

十 孔子的礼教

十一 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

十二 本《论语》论孔学

十三 《论语》中所见的孔门弟子

十四 《论语新论》导言

十五 论《论语》的编纂

十六 关于朗诵《论语》

十七 如何研读《论语》

十八 了解《论语》的方法——并简论汉宋学派对《论语》的解释

十九 《论语》版本源流考析

二十 评程树德《论语集释》

我因为想尽心尽力描画真的孔子的轮廓，所以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严格。我的材料大部分取自孔子的门弟子所记录的《论语》一书。《论语》以外的书，非万不得已，不胡乱采用。这并不是以为《论语》一书以外，没有可供描画孔子的材料，乃是因为这些材料的可信性太薄弱了。

一、引语

孔子是大家都知道的圣人；然而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这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地出现。这话怎么讲呢?譬如说：汉武帝继承汉高祖武力统一中国以后，采用董仲舒的建议，排斥春秋、战国时代其他各派的思想，而单独推尊孔子，并且以五经为研究孔子的唯一法门。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这还不过是说孔子因政治的变迁而变迁；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近人梁启超说：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就是因为“道统”、“学统”等等无聊观念的关系，使历代学者误认个人的主观的孔子为客观的孔子。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在这本小册子里，因为篇幅的限制，无法谈到假的孔子．无法谈到假的孔子所以出现的原因。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只能尽自己的忠心与学力，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自然，以两千五百年后的我们．描画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物，无论如何的忠心，如何的博学，总不免有失真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阅读这本小册子的诸位，不要就以这里所记述的为满足，而应当抱有求真的热诚，超越过这本小册子而向前迈进。

我因为想尽心尽力描画真的孔子的轮廓。所以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严格。我的材料大部分取自孔子的门弟子所记录的《论语》一书。《论语》以外的书，非万不得已，不胡乱采用。这并不是以为《论语》一书以外，没有可供描画孔子的材料，乃是因为这些材料的可信性太薄弱了。所以就是普通认为继承孔子的道统的《孟子》书里的材料，也严格地加以选择。但是诸位应该知道：研究孔子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固然要研究真的孔子；一方面也要研究假的孔子，因为假的孔子正所以衬托出真的孔子的真实性。如果研究假的孔子的话，那么，不仅《孟子》一书里的材料应当汇采，就是在汉代产生的鬼话连篇的纬书里的材料也不应舍弃了。

研究真的孔子，以《论语》一书为唯一材料，固然比较的可靠，但诸位还应该知道，它的忠实性仍旧不是绝对的。这原因，因为：一、《论语》的版本，从古代到现在，经过好几次的改变，其中难保没有后人窜改的地方。二、《论语》二十篇，前十篇与后十篇文体并不一致．更其是末尾《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日》五篇，可疑处更多。以研究真的孔子，第一步须先研究真的《论语》。但这是专门考证学范围以内的事，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无法达到这目的。不过诸位如果阅读了这本小册子，而想进一步研究孔子，那么，应该知道《论语》的研究实在是孔子的研究的先决问题。P1-3

在这样一部汇录了名家与专家论述的文选之前再由编者来介绍孔子及《论语》，不仅是自不量力，不啻是自讨没趣。所以这里只就本书编选中的几个问题，向读者作个简略的交代。

要交代的第一点，是本书名为《论语二十讲》，但却选入了多篇关于孔子生平与思想的文字。这是因为孔子虽然不是《论语》的作者，却是《论语》记述的主要人物(以致赵纪彬一口咬定其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以《论语》为基本史料来研究孔子，是古往今来大多数学者习惯采用的方法。如周予同所作孔传开宗明义：

我因为想尽心尽力描画真的孔子的轮廓，所以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严格。我的材料大部分取自孔子的门弟子所记录的《论语》一书。《论语》以外的书，非万不得已，不胡乱采用。

而这样的孔子研究，实际上同时也就是对《论语》的研究，二者很难截然分开，并且时能相得益彰。至于脱离《论语》——如或以《易传》为依据来讨论孔子哲学思想、或以《春秋》为依据来讨论孔子政治思想的文字，则自然不在本书的收录范围之内。

要交代的第二点，是本书以帮助读者认识孔子、理解《论语》为目的。编者的野心是：就问题而言，能兼顾到点与面；就读者而言，能兼顾到雅与俗。具体来说，一是希望还缺乏常识的读者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孔子及《论语》的概要；二是希望已有基本知识的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对某些问题获得更深入的认识：三是希望专业人士也可以通过本书集聚若干篇足资参考的教学与研究资料，而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碰巧还是他们过去未曾留意却值得留意、未曾寓目却应该寓目的(其中陈大齐、萧公权、钱穆、高明、刘殿爵、柳存仁、昌彼得、韦政通、王博等近半数的论文有可能是首次在大陆梓行)。这个野心已经够大，但编者还不会自负到妄图借本书来为孔子及《论语》研究作总结、为孔子及《论语》研究者排座次的地步——这既不是本书的篇幅、更不是编者的能力所办得到的。换句话说，这二十篇文字并不一定代表近百年孔子及《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甚至也不一定代表该作者相关论述的最高水平，如任铭善的《论语集释》书评较具普遍意义，而体现其专家之学的《说(论语)冉有问夫子为卫君章》等章句训释则不适宜入选本书)，更不表示未入选者就一定不够水平。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三

要交代的第三点，是本书推荐的文章，编者只求每篇都能言之有物，多多少少或能在材料上广读者之见闻，或能在见识上益读者之神智，但不等于各篇内容都是编者所完全同意的。如周予同《孔子》述及：

某次，马厩起火，孔子退朝，问：“伤了人没有？”回答他没有，于是他又问马。

这是《乡党》篇“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白话改写，著者特加申说：

按旧注“不问马”作一句，以为孔子重人贱畜。今改为“不”字绝句，以表示孔子先仁人而后爱物。

著者盖自视其读为异于“旧注”的发明，其实前人早有作如是解者，只是不为多数学者信从而已。而这种不顾原著语言规律、刻意美化孔子形象的做法，也不为我们所信从。读者通读本书，更容易看到入选的各文之间意见也多分歧。如张岱年在《孔子哲学解析》以及其他多篇文章中都批评孔子“看不起生产劳动”。而陈大齐则力辩孔子并不轻视农稼。又如陈大齐《如何研读(论语)》强调诠释《论语》不宜夹杂后人之见，倡导以《论语》解《论语》，而黄彰健则反以不用其他典籍证发《论语》为陈氏的“主要缺点”。凡此不能强求一律，要在读者慎思明辨。

四  要交代的第四点，是本书选文除个别篇目略有删节，只在统一全书体例(如萧公权等文，原印本例不用书名号，今为补标)、订正手民讹误(如任铭善等文，原印本文字与标点颇有粗率之处，今为校改)方面作了加工，对作者行文的习惯乃至行文的疏失则基本不予更动。如《为政》篇“五十而知天命”句，刘宝楠《论语正义》在引录《韩诗外传》与《汉书·董仲舒传》后总结：

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禄命矣。是故君子知命

之原于天，必亦则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于同天。钱穆《本(论语)论孔学》节引上文，删去“意以知天命，必能知禄命矣”，而将“意”字误属上句，即断为“二文皆主德命意”，句读失当(“意”属下句，刘书常用之以阐释文意，如《雍也》篇“樊迟问知”章正义：“窃以夫子此文论仁知皆居位临民之事，意樊迟时或出仕故也。”)。又黄彰健《了解(论语>的方法》云：

但就修己而言，则《易经》言“惩忿窒欲”，《论语》言“克伐怨欲”，《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多欲，则其存焉者寡矣”，而《乐记》亦言天理人欲，毕竟应严理欲之辨。《中庸》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虽在饮食之际，其心亦不违仁，这也可以说是无欲了。

其中引为“《中庸》说”的，明显是《论语·里仁》篇中孔子的话。黄文在台湾和大陆都发表过，然皆未察其讹；所胪列的文献井然有序，也不方便我们径将“中庸”改正为“论语”，今亦姑仍其旧。

五

要交代的第五点，是本书只收录中国及华裔学者主要用汉语写就的论著。这并非鄙视“非我族类”的外国学者，而是由于编者的局限。一是所见原著的局限。《论语》已被译成多种外文，也有多国学者用不同的文字写了数不在少的研究论著，其中既多有编者看不到的，也多有编者看不懂的。二是所见译文的局限。诚然，不少外文论著已被译成汉语(最近的例子，英文如郝大维、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日文如松川健二等的《论语思想史》。但要选及译文，则译文的可靠与否也足以让无力核校原文的编者如履薄冰。不论其他，就说本书选入的陈荣捷《孔子的人文主义》，有两种都是出自专家的译文，开篇就赫然已见显著的差异。甲译本是：

孔子确实可以说从总的方面铸造了中国文化。也许这种说法显得过分，但是，如果说他在特殊方面铸造了中国哲学，即他为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定了方向和建立了模式，这种论断比通常的了解具有更多的真理。

乙译本是：

如泛说孔子塑造了中国文化，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如缩小范围，说孔子也塑造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亦即他决定了而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或建立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模式——则似乎过度夸张。然而此说真实无误，它比一般所理解的还要来得真实。

前者之意为称孔子在总的方面铸造了中国文化可能言过其实，但说到他对中国哲学的决定性影响，则是恰如其分的。后者之意为称孔子在总的方面铸造了中国文化无庸置疑，但说到他对中国哲学的决定性影响，就不那么众口一词了，尽管这同样也是事实——其意大致与徐复观《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中的表述相近：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是由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而奠定儒学的基础。“这是得到许多人所共许的”；但“现代谈中国哲学史的人，几乎没有人能从正面谈孔子的哲学”，原因是在常人眼里，《论语》“里面形而上的意味太少，不够‘哲学’”。甲本由钱耕森译，汪子嵩、余敦康校，先刊布于1983年第4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复收录于199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的陈氏《中国哲学论集》。乙本由杨儒宾译，黄俊杰校，见于1993年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陈氏《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上册。编者手头无陈氏的原著，唯有勉强根据常识选择译文之一。而对外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请恕编者胆小——暂且就只能“格杀勿论”了。

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

——李长之《孔子与屈原》

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溶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

孔子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不因其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增加，也不因其不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减少。

——徐复观《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