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之际，焦循、阮元等人的学术活动，尽管仍以考据学相号召，但是他们强调求变，果断地接纳汉学传统以外的新因素，经学形态由纯考据转向发掘经典的现实意义，经学研究趋于融通汉宋、兼采今古的多途取向，则表明他们已走出十八世纪的考据时代。

本书力图从清代乾嘉之际思想与学术转折的角度切入，通过对焦循、阮元的生平事迹、各个时期的学术活动和主要代表性著作的分析和评介，勾勒出焦循、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全貌，旨在对他们一生的思想与学术作一次新的回顾。

焦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学者，被誉为“一代通儒”。由于他学问精深、广博，特别是他对《周易》的创造性研究，近百年来，很少有人对他进行专门的研究。本书力图从清代乾嘉之际思想与学术转折的角度切入，通过对焦循的生平事迹、各个时期的学术活动和主要代表性著作的分析和评介，勾勒出焦循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全貌。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一、全面揭示了焦循一生的主要行事。二、对焦循在哲学、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方面的成就，作了新的探索和论证。三、在评述焦循的学术与思想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全方位的观照，充分肯定了他为乾嘉学术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焦循评传

序言 走出考据时代的努力：乾嘉之际思想与学术的转折

第一章 焦循的家世与生平

 一 诗书传世人家：扬州北湖焦氏

 二 游幕与科举：从泛游鲁浙到会试受挫

 三 家居与著述：由半九书塾到蛰居雕菰楼

第二章 古经意义的新探索

 一 三释《毛诗》

 二 重评《孑L传》

 三 崇尚《礼记》

 四 体悟《论语》

 五 质疑《左传》

第三章 经学理念的多元化

 一 著述与考据

 二 实证与贯通

 三 自得其性灵

第四章 传统算学的再创造

　一 理本自然

　二 名后法先

　三 数先形后

第五章 易学的经典性名著

　一 四圣同言说

　二 忠恕一贯说

　三 迁善改过说

第六章 易学的新象数范式

　一　旁通与时行

　二 当位与失道

　三 相错与比例

　四 乘方与天元

　五 齐同与比例

　六 假借与转注

第七章 易学的道德理想论

　一 立人之道与乐天知命

　二 寻求和谐与大同世界

第八章 焦循易学的历史评价

　一 汉代易学的拓展

　二 象数易学的形变

　三 易学史上的奇葩

第九章 审美情趣的个性化

　一 扬花抑雅的戏曲论

　二 形意相合的时文论

第十章 科学与伪科学之间

　一 三合与长生

　二 形法与术数

　三 堪舆学批判

第十一章 晚年学术思想：《孟子正义》的易学诠释

　一 通变神化之道

　二 感而遂通之性

　三 合天地之大人阮元评传

阮元评传

第一章 阮元的家世与少年

　一 科甲鼎盛人家：扬州北湖阮氏

　二 尚武与崇文：由蒙学到还是读书堂

　三 游幕与科举：从幕僚到少年翰林

第二章 阮元的宦海生涯和文化学术活动

　一 视学山东、浙江与编纂《山左金石志》、《经籍篑诂》和《畴人传》

　二 巡抚浙江、江西与创立诂经精舍、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三 总督两广、云贵与创建学海堂、汇刻《皇清经解》

　四 荣归故里与《文选楼丛书》

第三章 阮元的思想与学术

　一 重塑乾嘉经学典范

　二 实事求是的新内涵

　三 相人偶的仁学思想

　四 节性礼治的性命论

　五 选择汉宋兼采之路

　六 学海堂的文笔之辨

附录

　焦循年表

　焦循现存著作新考

　阮元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嘉庆十年(1805)，又值清代三年一次的礼部会试。好友郑耀庭劝说焦循北上赴考，并且表示愿意出资相助。因为这次担任主考官的不是别人，而是焦循平时所景仰的前辈学者朱硅，而朱硅也素来敬重焦循的学问，所以夺魁的几率非常之大。然而焦循却不为此而心动，以老母多病为由，婉言拒绝了郑耀庭的好意。他在给郑耀庭的信中说：“昨舍弟道及足下高谊，怪弟今岁不赴公车，且为筹行李之资，自任可帮助百金，尤为感激涕零，容当面谢。但循不北行之故，实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过桥甚远，望见吾母尚立岸侧，翘首而望，心甚凄恻。五月归家，母甚欢。及秋间往浙，与母别，家母则日：‘归家才两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强健矣。’”心可见，焦循的所谓“苦心”，表面上是由于母亲身体欠佳，希望焦循能够时常陪伴在侧，不再出远门，一旦有个不测，身边也可有个照应。其实，促使这次焦循不愿北上，放弃科考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此时的焦循正患痔疮，痛苦不已，行走不便，难以远赴千里之外的北京应试礼部。其次，年迈的母亲身体情形每况愈下，焦循不愿再重蹈其父临终前自己未能侍候在侧的覆辙，留下终身的遗憾。再次，焦循在历经科考中的挫折后，他对仕进一途已产生倦意，况且此番进京是否能一举夺魁，还是个不定的未知因数，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奈何以不可知之事，而奔走恐后耶”!也就在这时，安徽宁化知府伊秉绶(1754—1815)正转调出任扬州知府，焦循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伊秉绶字组似，号墨卿，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由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嘉庆三年(1798)，出任湖南乡试副考官。嘉庆十年，任扬州知府，后以丁忧归。伊秉绶幼承家学，为朱畦、纪昀所器重，工诗古文词。特别是他的隶书为时人推崇，被誉为“濡墨作隶书，如汉魏人旧迹”。伊秉绶一生主要是从政，但在文化方面亦有建树。他初到扬州时，适逢阮元也因丁忧回籍在扬州。鉴于扬州自春秋吴王夫差开邗沟疏通江淮以来，历经汉、唐、宋、元、明各代的经营，成为江南一大都市，经济极度繁荣，人文之盛，代不乏人，史不绝书，但是自清代雍正十年(1732)编修过《扬州府志》后，时至嘉庆十年，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中尚无人重修，所以“遗老不存，遗文散佚”，于是伊秉绶与阮元二人商议重修《扬州府志》，并邀请焦循、江藩、赵怀玉(1747—1823)、臧庸(1767—1811)、王豫、袁廷祷(1762一?)、姚文田(1758—1827)等人先辑《扬州图经》与《扬州文粹》二书，然后在两书的基础上编纂《扬州府志》。(P43-4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从1985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开始，对焦循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二十余年，其问的成果就是2000年出版的《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和2002年出版的《易章句导读》附《易图略》。现在这部评传，则又熔人了笔者近几年对焦循其他学术领域探索的新的心得。

本书原拟分上中下三篇，就焦循的生平、学术思想、与乾嘉汉学精英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评析，由于限于篇幅，又因写作尽可能地贴近评传的一般体例，所以作了新的调整。

现在《焦循评传》分为十一章，除了第一章概述焦循的家世与生平外，其他各章则根据新发现的资料，以焦循一生的主要著作，依次逐一介绍和评析，重点补充了焦循早年对儒家各部经典的研究、对传统算学的研究、对堪舆学的批判以及文学理论、晚年对孟子的研究等方面内容，希望通过对这些新内容的剖析，从而较为清晰、完整地展现焦循一生的思想与学术的全貌。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将阮元列为附传，似属勉强。阮元作为乾嘉之际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型官员，无论是他通达的官宦生涯，还是与他相伴一生的文化学术活动，都有理由为他撰写一部独立的评传。然而考虑到阮元与焦循不仅是姻亲兼学友，而且处于一个相同的时代，两人的价值观念和学术取向基本一致，而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较大，前者的思想总体上未能超越后者。根据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建议，将阮元作为焦循评传的附传，似乎更能体现阮元的思想与学术。当然，在目前拙稿中近10万字左右的有限篇幅中，对阮元一生学术思想的评析，不免有大而化之之嫌，疏略之处一定很多，敬请读者谅解!

在拙稿的撰写与形成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蒋广学、许苏民、周群三位先生，他们不嫌弃我的迂论，对拙稿的整体设计予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有了这样情深的高谊，才使拙稿得以顺利完成。其次要感谢拙稿的评审人赵航先生，赵先生认真负责的通审了全部书稿，并且提供了许多的修改意见，使拙稿得以更加完善。还要感谢王章涛先生，他在繁忙的写作中，抽出宝贵时间，不辞辛劳，陪我前往扬州焦循、阮元的墓地和故居，进行实地考察，使我受益良多。

最后要感谢扬州博物馆的蔡馆长和文物收藏部的诸位先生，他们无私地给我出示了该馆所藏珍品——焦循和阮元的各类题跋、书画的真迹，并慨然允许拍摄，令我感激万分，从而也使拙稿增色。

陈居渊

2004年11月18日于复旦大学凉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