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内容，曾被作者带往第三世界多国演讲，深受欢迎，许多国家元首、政要将它奉为经典……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或中国模式的概念可谓莫衷一是，通常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把中国这种创造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改革开放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称作“中国发展模式”。本书在“面”上接受这种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一般性概括，但在“点”上更重视从体制或制度上去概括中国发展模式，去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生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动力、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中国发展模式的支撑条件、中国发展模式实现途径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

本书重点围绕“中国发展模式”这个中心议题，设计八章，一个导言，一个结束语。

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发展模式的生成过程。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分析和经验总结，系统地从五个层面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生长机制和重要特征，归纳提出了“改革开放”催生中国发展模式；“渐进式改革”孕育中国发展模式；“勇于结合”造就中国发展模式；“善于学习”完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特色”升华中国发展模式。这样可以使读者从30年改革开放进程的回顾中“豁然”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来龙去脉和主要特征。

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发展模式的传统基础。支撑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不可能不留下传统体制的烙印，特别是对传统体制的“优秀制度基因”的继承，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重点介绍了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的实践与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前的自主探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等内容，以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优秀制度元素。

第三章主要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外来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离不开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也离不开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学习。当然也需要对由于市场化改革而失败的拉美国家的教训进行认真地总结和反思，只有这样，汲取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之精华，用以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才能更有特色和魅力。因此，我们分别以东欧经验的滋养、美国模式的借鉴、北欧模式的启示、日本模式的启迪、拉美模式的教训为题，对这些改革经验和经济模式的优劣进行比较评价，寻求启迪。

第四章主要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制度结构和制度效应。其中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政府与市场互动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的国际化路径。

第五章主要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动力。任何一种经济模式的运行都必须有动力。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一系列主客观的发展动力。所以这一章我们通过对物质利益驱动力、战略目标感召力、多种经济竞争力、国际竞争挤压力的论述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根源。

第六章主要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支撑条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既与中国具备充足和优秀的发展条件有关，也与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加速发展期以及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升级等客观条件有关系，两种条件合在一起，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条件。本章重点从高资本形成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断改进的效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消费结构显著升级、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等六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七章主要阐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路径在哪里？未来还将怎样走好经济快速发展之路？必须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去找答案，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失误和教训中找启示。这一章我们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到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等六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

第八章主要剖析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中国发展模式为什么成功？它的内在魅力和诀窍在哪里？这是研究和学习中国发展模式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书的亮点很多，但最大的亮点和创新就在于这一章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所做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和阐述。我们在这一章不仅分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力”、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补充”、两类企业家“积极作为”、独立自主与全面开放“统筹协调”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而且分析了强政府与有为政党“和谐一体”的政治体制对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突出贡献。

导言和结束语则主要阐述研究“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中国如何进一步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完善和丰富中国发展模式，加快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好自己未来的路的一些思考和建议。这样，以“走自己的路”开头，经过8章主体内容的系统阐述后，再以“走好自己的路”结尾，浑然一体，形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研究的一个理论逻辑框架。

代序：解密“中国奇迹”

导言：中国发展模式值得研究

第一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生成过程

1.“改革开放”催生中国发展模式

2.“渐进式改革”孕育中国发展模式

3.“善于学习”造就中国发展模式

4.“勇于结合”生成中国发展模式

5.“中国特色”升华中国发展模式

第二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传统基础

1.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

2.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苏联模式

3.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4.改革开放前的自主探索

第三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外来经验

1.东欧经验的滋养

2.美国模式的借鉴

3.北欧模式的启示

4.日本模式的启迪

5.拉关模式的教训

第四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3.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4.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配合

5.“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促进

第五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动力

1.物质利益驱动力

2.战略目标感召力

3.多种经济竞争力

4.国际竞争挤压力

第六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支撑条件

1.高资本形成率

2.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3.不断改进的经济效率

4.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

5.消费结构显著升级

6.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

第七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3.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5.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6.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第八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

1.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力”

2.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补充”

3.两类企业家的“积极作为”

4.独立自主与全面开放“统筹协调”

5.强政府与有为政党“和谐一体”

结束语：走好自己的路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3.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2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和苏联的实践，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工作。首先是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管理，从而使外国资本企业的性质“基本上已变成单纯经济性的投资”。而对于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外资企业，中国政府尊重其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不过，1950年12月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后，我国立即宣布对其在华财产实行管制，在华存款实行冻结。)其次是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在他们当权的20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当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把它没收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时，就使得工人阶级掌握起国家的经济命脉，使之成为组织全国经济生活和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经济力量和物质力量。再次是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所谓“赎买”政策，逐步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此外，还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国家银行、统一财经管理以及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使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扩大，中央对经济的控制逐步加强，金融、对外贸易和部分大企业已掌握在国家手中并实行计划管理，粮、棉、棉纱等少数重要产品也实行了计划管理(统购统销)。这些变化和成就，为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根据计划经济的需要，1949年9月成立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作为中央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机构。其内设财经计划局、技术管理局、财经统计局、私营企业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局、合作事业管理局、财贸人事局、编译室等业务部门。在中财委之下，设立了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总行、海关总署。与之相对应，在地方政府内也设立了相应的经济管理机构。1950年开始至1952年，每年编制了《国民经济计划概要》，对粮棉增产、水利建设、林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地质调查及探矿、棉纺工业、造纸工业、铁路运输及修建、航务公路建设、邮电建设、粮食供应、花纱布供应、食盐产销、文教卫生费及社会事业费等20多项事业的发展概括要求，并统筹安排了各方面的投资。1951年2月开始着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月，中财委下达1953年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贸易控制数字，并于同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

第二个阶段是1953～1955年。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总的趋势是逐步缩小市场经济的范围，加快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是对重点建设实行集中统一管理。(1)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的财政体制。将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关税、盐税、烟酒专卖收入、中央和大行政区管理的企业收入、事业收入等，都收归属于中央的固定收入；按税收划分了中央固定收入、中央同地方的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的调剂收入；对国家的财政支出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范围，其中中央经营的基本建设投资属于中央财政支出，由财政部拨款。(2)在物资分配上，从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分配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平衡分配(称统配物资)，专用物资由各主管部门平衡分配(称部管物资)。(3)为支援重点建设，从全国调集了1万名优秀干部走上基本建设第一线，又从文教、科研部门和原有企业中抽调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新建单位；与此同时，国家有计划地抓紧人才培训。(4)基本建设项目以中央各部门为主进行管理，地方的农林水利、城市公用事业、文教卫生等方面基本建设项目，须由中央各部指定，由国家下达设计施工任务；重点建设项目则由中央各主管部门从人、财、物的调度到设计施工、生产准备的安排，都一抓到底。

二是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1)对国有企业和生产国家安排的产品的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国家向这些企业下达指令性生产指标。其中工业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由各主管部门按计划供应，享受国家调拨价格，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收购或调拨。在财务上，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利润和折旧基金全部上交，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所需费用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由财政部门按定额拨给。季节性、临时性的超定额部分由银行贷款解决，企业有少量的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这种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体制。(2)对一般公私合营和私营工商业、运输业、供销合作社商业以及一部分手工业，则实行间接计划，国家主要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和经济合同，采取加工订货、统销包销、经销代销等办法，把他们的经济获得纳入国家计划。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由国营商业部门估算需要，按商业牌价组织供应，但花色品种繁多的小商品生产经营一般不列入国家计划，国家主要通过控制原材料和销售，从市场供求关系上进行调节。(3)在农业方面，国家主要靠价格政策、农贷政策、预购合同、税收政策等加以调节，促使农民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安排生产。

三是对粮食、食油、油料、棉花、纱布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基本排除代替了私商(主要是批发商)对粮食、食油、油料、棉花、纱布等主要物资的经营，大大缩小了市场经济的范围。由于对这些农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带有指令性，也使农业生产进一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但并没有改变以国营商业为领导、合作社商业为助手，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商业结构。

第三个阶段是1956年之后。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的。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在工业方面主要是“加工订货”，在商业方面主要是“经销代销”)到高级形式(“公私合营”)，由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将“四马分肥”改为“定息”制度，这样，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国家手中，基本上已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了。而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道路进行的。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以土地人股和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把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手工业供销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就实现了从供销合作到生产合作的转变。经过“三大改造”，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已经基本上转变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由此，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直接计划部门大大增长，间接计划部分相应缩小。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从1953年的115种增加到1956年的380多种，农产品采购的计划部分占采购额的70％左右。二是计划分配的物资比重扩大，从1953年的227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三是劳动工资管理高度集中。在劳动管理上，企业的劳动力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不能择优录取，无权拒绝接受，形成了企业职工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制度。在工资管理上，取消了工资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统一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分别按产业规定工人的工资等级数目和工资等级系数，统一制定或修订技术等级标准，实行等级工资制；对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实行职务或职称的等级工资制；职工工资标准、职工定级、升级制度均由全国统一规定，地方、企业无权决定。

P71-74

中国发展模式值得研究

邓小平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就郑重地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按照邓小平这一主张，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全心全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推进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深受人民拥护，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之路，由此中国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经济发展奇迹。

据统计，30年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8％以上，经济总量从1978年只有147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约3.2万亿美元，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对外贸易总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27位，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人均GDP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300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同时，按照中国官方确定的贫困标准衡量，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减少到1487万，占农村总人El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毫不隐讳地说：“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中国的增长率为9％，人均收入提高了4倍(从220美元到1100美元)。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所谓东亚奇迹，8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从1965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为5.5％，但这比过去1／4个世纪里的中国经济慢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在以往的经济革命中——比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增长率最高也就是2％到3％。”西班牙《国家报》2008年1月14日刊发何塞·雷诺索《中国试图消化自己的成就》的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成就赢得了世界的钦佩，近28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9.7％的速度增长，大约4亿人脱离了贫困。”

作为为数不多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及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必然引起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20年代初奉行新自由主义教旨的一些学者曾经狂热鼓吹“华盛顿共识”，并以此来指导一些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和转轨，从实践看并没有取得如他们鼓吹的神奇效果。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治亚·库珀·雷默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系统阐述中国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称之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这一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新提法一面世，特别是由于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恰逢中国举办奥运会，国际社会就普遍把眼球聚焦在中国，开始热炒或研究中国30年所走过的独具特色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道路。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十而立”。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到底留给世界一点儿什么？中国将继续依何而立，依何而兴，依何而得到长久持续的发展？因此，30年中国改革开放和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需要总结，30年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并惠及全民的经验需要总结，30年中国理性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经验需要总结，30年中国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教训更需要总结。带着这种想法，在前几年我们便也就跟着这股“中国模式热”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模式，并以“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为题撰写了这本著作，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作出一点儿自己的阐释，进而为隆重而热闹的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再添一点儿鼓噪。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或中国模式的概念可谓莫衷一是，通常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把中国这种创造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改革开放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称作“中国发展模式”。我们撰写的这本书在“面”上接受这种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一般性概括，但在“点”上更重视从体制或制度上去概括中国发展模式，去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生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动力、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中国发展模式的支撑条件、中国发展模式实现途径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

全书重点围绕“中国发展模式”这个中心议题，设计八章，一个导言，一个结束语。

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发展模式的生成过程。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分析和经验总结，系统地从五个层面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生长机制和重要特征，归纳提出了“改革开放”催生中国发展模式；“渐进式改革”孕育中国发展模式；“勇于结合”造就中国发展模式；“善于学习”完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特色”升华中国发展模式。这样可以使读者从30年改革开放进程的回顾中“豁然”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来龙去脉和主要特征。

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发展模式的传统基础。支撑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不可能不留下传统体制的烙印，特别是对传统体制的“优秀制度基因”的继承，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重点介绍了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的实践与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前的自主探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等内容，以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优秀制度元素。

第三章主要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外来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离不开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也离不开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学习。当然也需要对由于市场化改革而失败的拉美国家的教训进行认真地总结和反思，只有这样，汲取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之精华，用以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才能更有特色和魅力。因此，我们分别以东欧经验的滋养、美国模式的借鉴、北欧模式的启示、日本模式的启迪、拉美模式的教训为题，对这些改革经验和经济模式的优劣进行比较评价，寻求启迪。

第四章主要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制度结构和制度效应。其中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政府与市场互动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的国际化路径。

第五章主要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动力。任何一种经济模式的运行都必须有动力。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一系列主客观的发展动力。所以这一章我们通过对物质利益驱动力、战略目标感召力、多种经济竞争力、国际竞争挤压力的论述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根源。

第六章主要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支撑条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既与中国具备充足和优秀的发展条件有关，也与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加速发展期以及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升级等客观条件有关系，两种条件合在一起，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条件。本章重点从高资本形成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断改进的效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消费结构显著升级、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等六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七章主要阐述中国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路径在哪里？未来还将怎样走好经济快速发展之路？必须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去找答案，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失误和教训中找启示。这一章我们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到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等六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

第八章主要剖析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中国发展模式为什么成功？它的内在魅力和诀窍在哪里？这是研究和学习中国发展模式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书的亮点很多，但最大的亮点和创新就在于这一章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所做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和阐述。我们在这一章不仅分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力”、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补充”、两类企业家“积极作为”、独立自主与全面开放“统筹协调”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而且分析了强政府与有为政党“和谐一体”的政治体制对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突出贡献。

导言和结束语则主要阐述研究“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中国如何进一步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完善和丰富中国发展模式，加快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好自己未来的路的一些思考和建议。这样，以“走自己的路”开头，经过8章主体内容的系统阐述后，再以“走好自己的路”结尾，浑然一体，形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研究的一个理论逻辑框架。

本书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本着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演绎与归纳相统一、规范与实证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借助大量的政策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通过系统深入地思考和论证，最终撰写成稿，成就此书。书中肯定会有一些不足和错误，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经过大半年断断续续的写作，奉献给各位读者的这本《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终于在李霞、窦勇两位博士生的参与和支持下写完了。其中带着很多不足、很多遗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李洪烈老师的耐心催促下收笔定稿。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很多，我们做的只是这一研究热潮中一朵小小浪花，并不能激起大的涟漪。但是写完此书以后，我们觉得意义很大，一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走过的艰辛路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能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选择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二是通过系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走过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以及每一次关节点的选择，深深地为我们党的政治智慧所折服。这种智慧不仅让我们的改革突破一次又一次的国内阻力，而且让我们能够把原本在观念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既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嫁接在一起，又释放出了更加神奇的活力。三是通过深入研究才发觉要把中国发展模式说清楚实在太难，因为中国发展模式中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意会而无法言传的，你只有亲身体会过才能了解中国发展模式中的某些意境，特别是其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很难把它阐述清楚，但它是理解中国发展模式不可缺少的视角和钥匙。可惜本书没有专门地进行阐述。

本书由我主笔，李霞、窦勇分别承担了第二、第三、第五章和第四、第六、第七章中的部分写作任务，最后由我修改、充实、统稿、定稿。

写书就像跳高比赛一样，总想跳得更高，但由于能力和水平所限，最后还是以跳不过遗憾收场。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李洪烈老师，是他和我商量题目，又不厌其烦地指点和督促我写完。他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令我感动。同时感谢为我们这本书提供营养和素材的学者们，你们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被引用在这本书中，如有不当敬请谅解。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挚友们，他们不仅给我生活上的支持，而且给我精神上的慰藉，每当有懈怠或放弃的念头时，他们都给我鼓励，最终写成这本早该完稿的书。

韩保江

2008年9月25日于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