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本。明代是我国思想家、哲学家辈出的时代，其中以王守仁最为著名。他的一生，有着独特的经历，兼有立德、立功、立言的特点，被后世学者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日本，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本书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了王守仁思想的各个侧面，对王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分化、衰落和影响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王学盛衰的原因和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读者全面了解王守仁的一部难得作品。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本书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了王守仁思想的各个侧面，肯定了他在思想史上的积极作用。作者又对王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分化、衰落和影响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王学盛衰的原因和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本书语言通畅易懂，说理深入浅出，所引资料丰富翔实，为作者近年的一部力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王守仁的生平经历

 一、诗书家世

 二、少年志趣

 三、学海求宗

 四、龙场悟道

 五、两都讲学

 六、巡抚南赣

 七、擒获叛藩

 八、居越讲学

 九、起征思田

 十、身后际遇

第二章 王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救治当世学术流弊的需要

 二、屡经坎坷的痛苦体悟

 三、王学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王学与孟学

(二)王学与陆学

(三)王学与禅宗

 四、王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三章 人生论

 一、人生真谛

 二、不计毁誉

 三、为善最乐

 四、超俗即俗

 五、出处之道

 六、生死之道

 七、狂者胸次

第四章 修身论

 一、存天理去人欲

 二、求仁

 三、无我

 四、修孝

 五、立诚

 六、去傲

 七、改过

 八、内圣外王

第五章 立政论

 一、民为邦本

 二、正君国定

 三、为政以德

 四、勤政守职

 五、因时致治

 六、任贤使能

 七、民族自治

 八、大同理想

第六章 兵略论

 一、用兵以安民为本

 二、兵以粮饷为先

 三、御外必先治内

 四、起用民兵

 五、便宜行事

 六、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七、行法以振威

 八、将才素质

 九、用兵谋略

(一)速决速胜

(二)攻敌攻心

(三)使用反间

(四)兵不厌诈

(五)利用形势

第七章 教学论

 一、教论

(一)教以明伦

(二)童蒙教育

(三)家庭教育

(四)学校教育

(五)社会教育

(六)教育方法

 二、学论

(一)学为圣人

(二)学以明心

(三)学贵自得

(四)学要专精

(五)学必立志

(六)师友之道

第八章 知行合一论

 一、立言宗旨

 二、知行本体

 三、知行相即

 四、知行并进

 五、几种批评意见

第九章 致良知论

 一、良知说

(一)良知的特征

(二)良知即天理

(三)良知是准则

(四)良知是主宰

(五)良知是至善

(六)良知是睿智

(七)良知即自觉

(八)良知是自信

 二、致良知论

(一)致的涵义

(二)惟精与惟一合一

(三)下学与上达合一

(四)博文与约礼合一

(五)格物与诚意合

(六)穷理与居敬合一

(七)明善与诚身合一

(八)亲民与明明德合一

(九)事上磨练与不动心合一

(十)道问学与尊德性合

 三、致良知与《大学》古本

 四、儒佛之辨

第十章 心本体论

 一、心为天地之主

 二、心即理

 三、心外无物

 四、心无动静

 五、心有体用

 六、“朱子晚年定论”说

第十一章 王门四句教

一、天泉证道

二、四句教首句释义

三、四句教后三句释义

四、四句教的逻辑结构

第十二章 王学的分化衰落和影响

 一、王学的分化

(一)浙中王门

(二)江右王门

(三)泰州学派

 二、王学的衰落

(一)顾宪成高景逸对王学的批评

(二)张杨园对王学的排击

(三)陆稼书对王学的辩驳

(四)张武承对王学的质疑

(五)诸儒对王学的批判

(六)王学衰落的原因

 三、王学在后世的影响

(一)在近代国内的影响

(二)在国外的影响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二、少年志趣

《年谱》言郑太夫人娠守仁十四月而生。生时，祖母岑氏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予岑。岑醒来，已闻婴儿啼哭声。祖父竹轩公感到奇怪，就替孩子取名为云。由此，守仁出生处被称为瑞云楼。守仁出生的这一传说，还见于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和张廷玉的《明史·王守仁传》。这与其父王华诞生时，其祖母孟氏梦其姑托一绯衣玉带童子授她一样，都是寄托了王氏家族对新生孩子富贵发达的期待。

但是，据《年谱》载，守仁长到五岁还不会说话，这可急坏了王家的人。一日，守仁与群儿嬉，有一道人经过看见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思是说，“云”这个名字，泄露了天机，受到不能讲话的惩罚。竹轩公醒悟，就把王云改为王守仁。果然，守仁就开口讲话了。一日，诵竹轩公所尝读过的书，众人都很惊讶。一问，回答说：“闻祖父读时已默记了。”这一传说，显然与岑氏梦神人授绯衣童子给她一样的离奇，不可相信。但其中亦包含着《年谱》作者的用意：守仁还不能讲话就能默记经籍，其聪明是可想而知的。

守仁的少年，11岁以前是在余姚度过的。11岁到17岁，是随父在京师度过的。守仁少年的这一段生活，《年谱》记载很简略。但少年时代的守仁，并非如有些传记资料所说的那样，从小就志于学圣贤。如《年谱》ll岁条记守仁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守仁怀疑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一个11岁的小孩，正是贪玩的年龄，恐未必就立志读书学圣贤的。

其实，守仁少年时代的兴趣是在习武和辞章。守仁少时是一个很顽皮很好动的孩子，这种性格，使他对军事战阵有着天然的兴趣。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说他“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王龙溪《滁阳会语》说他“英毅凌迈，超侠不羁”，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说他“性豪迈不羁，喜任侠”，都道出了他少年喜欢习武的个性。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说得更具体：守仁12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出见之，发怒说：“我家世代以读书显贵，用得着这个吗？”守仁问：“读书有什么用处？”龙山公说：“读书则可以做大官，如你父亲中状元，就是读书之力！”守仁说：“父亲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龙山公说：“父亲中状元只止父亲，你如果要中状元还得去勤读。”守仁说：“只有一代，虽状元也不希罕。”龙山公更为愤怒，重重地打了他一顿。《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有小说家习气，所载虽不可尽信，但这一段记载比《年谱》言守仁11岁就以读书学圣为志，似更近人情，因为这比较符合一个11岁孩子的性格特征。守仁48岁时平定宁王叛乱，张忠、许泰等人嫉妒守仁功劳，挑衅性地提出要与守仁在教场较射，想以此出守仁的洋相。结果守仁三发三中，挫伤了张、许等人的傲气，不得不班师还京。试想守仁如无少年时代的习武骑射之功，是绝不会三发三中的。

守仁喜爱习武，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动荡有关。守仁随父在京师的几年，国内不断地有零星的农民起义，退回北方的蒙古贵族亦不断犯边。《年谱》载，守仁15岁曾出游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在塞外调查诸少数民族的种族，思考备御之策。并驱逐胡儿骑射，经月始返。由于一心想着骑射，一日梦游伏波将军庙，并赋诗说：“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马伏波是东汉光武帝的大将，尝有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向，以后屡建奇功，在讨伐五溪蛮时，病死军中，果然以马革裹尸而还。嘉靖七年十月，守仁平广西思田之乱，在归越的途中过梧州，拜谒马伏波庙，忆及15岁梦游伏波庙，不觉感慨万千，遂题诗二首，以抒感慨和对伏波将军的敬仰。一个少年时代的梦到晚年竟变成了事实，这给守仁的一生平添了不少神秘色彩。他自己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要说是命定也确实是一种命定，只是这种命定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主宰的，而是由其自己的人生选择决定的。李贽说：“先生卒亦裹尸而归，为朝臣桂萼所谗毁，夺其封爵，何其若合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以无恨矣。”在历史上，凡志同者亦有其大略相似的人生经历，要说命定，这就是一种命定吧。P6-8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1993年下半年，我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约，撰写《王守仁评传》。王守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前人已作过不少研究，有关资料极其丰富，如何使评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而不至成为前人研究的综述，这是我向自己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反复研读《王阳明全集》，广泛阅读了《明儒学案》、《明史》、《明史纪事本末》、《余姚县志》、《绍兴府志》、《赣州府志》、《南昌府志》，以及海内外学者有关王守仁的众多著作。从1995年开始下笔，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教学之余，我均在埋首写作此书。

我的夫人林镕霞在我写作评传期间，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使我在教学之余，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而且还承担了30余万字的书稿誊写工作。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我的写作就不会那么顺利。

复旦大学哲学系潘富恩先生仔细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金陵协和神学院莫如喜女士为我翻译了书稿的英文目录和内容简介；余姚市基督教会孙天人牧师为我提供了王守仁像；南京大学出版社花建民编辑为此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96年5月30日写于

南京玄武区兰园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