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第二次思想解放；从富强走向文雅；衣食住行中的美；美在味觉中觉醒；世界图景中的“五四”；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儒学复兴的隐忧；现代社会的义利之辨；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本书从凤凰卫视策划制作的电视文化栏目《世纪大讲堂》中精选出上述几个话题的内容。话题新颖，内容深刻，引人深思。

从温饱迈向小康，中国人的富裕程度提高了。然而，贵族精神的缺失、富而不贵的隐痛，却一直困扰着国人的精神生活，影响着中国的形象，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如何反思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如何描画当下国人的精神图谱？如何感受衣、食、住、行中的美？如何让文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本书将带领大家深入思考这些问题。

刘再复：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甘阳：第二次思想解放

甘阳：从富强走向文雅

蒋勋：衣食住行中的美

蒋勋：美在味觉中觉醒

王康：世界图景中的“五四”

何怀宏：三十年社会道德变迁

朱大可：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龚鹏程：儒学复兴的隐忧

周桂钿：现代社会的义利之辨

童世骏：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

当时的贵族划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贵族社会很讲究风度和文化，《诗经》就是贵族之间交往的一种文化通行证。那时候参加贵族的宴会、聚会或者外交场合，是要念诗的，如果读的诗与身份或场合不符，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左传》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公元前500多年晋平公掌握政权后大宴诸侯，规定每个诸侯所读的诗一定要“诗必类”，也就是与宴会氛围相符。结果有一个齐国大夫高厚读的诗被认为“不类”，晋平公一名大臣荀偃拍案而起说：“诸侯有异志矣！”号召其他诸侯国同讨不庭，险些为此打仗。可见《诗经》在当时不只是文学文本，也是道德文本，这一点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没有注意到的。如果想了解《诗经》，我推荐三本书，一本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一本是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第三本就是《左传》。读过之后，我们会知道那个时代的贵族精神是怎样的。

西周的氏族贵族最后被战争瓦解。秦击败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后来汉武帝以中央文官制度代替分封诸侯，贵族制度进一步瓦解。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贵族制度来了一次复辟，讲门第、讲出身、讲血统，讲得非常厉害。那时候姓氏不同是不可以通婚的，选拔官员都要看血统。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很多胡人跑到江南去了。汉人可能担心与另外一种血缘相混，所以就特别讲门第和血统。

与《诗经》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二次贵族文学高潮，代表人物包括谢灵运、沈约、陆机，以及皇帝萧统、萧衍等。他们这一批王公贵族大玩辞藻，大玩形式，大玩声律，四声平仄就是这时候发明的，在文学形式上为唐诗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功劳很大。我认为这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这个时代后来被科举制度打垮了。隋朝建立科举制，唐朝充分发展。这时候不讲血统了，开始重才华，谁诗文写得好谁就可以当进士。相反，如果没有才气，出身好、门第强也是没用的。科举制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白衣卿相”代替世袭贵族的现象变得更为普遍。其实在战国时期像苏秦这种白衣卿相已经开始代替世袭贵族了，在隋唐时期出现了更多的白衣卿相，只要你有学问，诗词写得好，就可以当状元宰相。

宋明之后，虽然也有贵族，但只存在于宫廷中，贵族时代已经结束。到了清朝，又出现一个贵族时代，从满洲过来的爱新觉罗氏在关内取得政权，形成了部落贵族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贵族等级是极为严格的，爵位分得很清楚，共二十七等：第一等是公，分三等；第二等是侯，分四等；第三等是伯，分四等；第四等是男，分四等；第五等是子，也分四等；下面还有轻车都尉、都旗尉、云旗尉、恩旗尉，等等。汉人如果立了大功，也可以受封爵位，但贵族基本上还是由满清八旗子弟组成的。这个贵族时代最终被辛亥革命打掉了。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贵族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早就瓦解掉了；二是没有形成强大的贵族传统，没有可考的长期的贵族谱系。这与欧洲很不同，所以我们也没能像欧洲那样形成核心价值比较清楚的贵族精神。

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里“富”和“贵”两个大概念的分野还是很清楚的。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刘大杰先生说焦仲卿的妻子兰芝其实是很好的媳妇，出身的家庭也很富裕，为什么婆婆就是不喜欢她，非要把他们分开呢？就是因为婆婆嫌媳妇的出身不够高贵，与自己儿子的门第不相配，结果硬是逼着儿子把媳妇赶走了。可见，当时“富”和“贵”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从《红楼梦》里也可以看出“富”和“贵”分得相当清楚。贾宝玉和探舂她们成立诗社，提议每人要有一个笔名。贾宝玉说，你们帮我取一个吧。有人说叫“无事忙”，有人说叫“绛洞花主”，他都不满意；后来薛宝钗很聪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富贵闲人”。薛宝钗说：“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贾宝玉的特征，确实是“富”与“贵”二字之外，还兼有“闲”字。他虽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却从不把财富、贵爵、权势看在眼里，但求心灵的富足和精神的高贵。 “闲”就是精神上的贵族，所以他对于“富贵闲人”这一称号，也就乐于接受了。

清朝的部落贵族垮台之后，我们先是用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1949年以后又把“富”扫掉了，最后“文化大革命”把“闲”也扫掉了。富贵闲人再也没有了。

P16-19

于热闹处安静听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于2000年开讲，至今已有五百多位演讲者登台，四位主持人接力主持，千余学生现场听讲提问，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我们的民族和文化，需要更多学术殿堂独立思想的浸润和引悟。

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对于它后来的影响力，我们以为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

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是方法，也是态度。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于是，相对静态的演讲，被传播放大，而思想的厚重，又随了传播远走，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惠泽于四野。

如果说生命个体原本是有限的常数，不可估限的变量正在于她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路径。对于主讲者和聆听者都是如此。

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还是从几滴水中领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他们在讲堂相遇，都应是生命的盛事。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时代敬重毕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学问家，也敬重那些崇尚知识和品质的莘莘学子。这些交流，是述者的知识之光数十年聚能的一朝发散，也是听者的人生阅读的一次循道捷径。

生命的个体往往渺小，不可估量的变量时刻影响着生命的流向与路径。我们都是从原点出发，像螺旋线一样盘旋着向上或向下，感悟着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大师的现场讲演也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与他们作智慧的交流。一本书，一个午后，一杯清茶，或斜依窗前，或枯坐树下，随着书页刷刷翻过的声音，一种高远的快意漫过流动的生命。

从青涩到成熟，从学习包容到提升自信，如同春闹枝头，繁花待放。中国正在努力担负大国的责任，中国人正在跨越“百年民族悲情”年代，从敏感、激愤、“输不起”，到宽容、理解、承担，“具备了大国国民应有的自信和平常心”。一种开阔雄放的视野在民众之中悄然站定。《世纪大讲堂》想告诉人们，只有持续开放的意识、不间歇地开放脚步、不停顿地向自己的内心和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才可以触摸到那个叫做进步的东西，才可以有一种丰满的人生。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刘长乐

贵族精神的缺失造成我们“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造成我们社会生活习俗、语言以及审美趣味的粗鄙化，造成我们富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再复

只有出了不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个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甘阳

美，其实是回来做自己。我能够不被整个社会的流行所干扰，知道自己要什么，该怎么选择，这是大智慧。

——蒋勋

与其批判一个社会没有信仰、存在信仰危机，不如自己去寻找、探索信仰。也许你的探索会感染别人，也许不会，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去寻找。

——何怀宏